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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方志编纂历史述略

作者:张华 发布时间:2011-07-20 08:28:20 浏览次数: 【字体:

吉正芬

 

    一、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地方志则是其中特有的一份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有通史以会共通,有断代史以析其代,更有方志以别其方,然后上下纵横,始能靡考无遗”。来新夏先生也提出:“地方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即一般所谓的‘地情’记述。它既不全然是自然科学的;也不完全单纯是社会科学的,而是有机地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精髓,体现出人类社会各种文化活动,为人类的发展提出依据”。四川地区自东晋时期即有常璩《华阳国志》的编纂。此后经历无数次修志活动,累计修成千余种方志。数量庞大的四川方志不但辑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和自然的史料,同时也扩大了地方性知识的认知领域和记忆空间,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热爱乡土的热情。因此,认真对方志文化遗产进行搜集、鉴别、整理、评论,总结前人的修志经验和教训,发掘前人的编纂方法与志书学思想,仍是一件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学术建构工作。

    二、四川方志的起源

    谈到方志,多半先言及《华阳国志》,此志为晋代江源(今四川崇庆市)人常璩所撰。它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考的最早以“志”为书名的一部史地类著作。也是现今完整保存下来的记载四川地区历史地理最早的一部志书。当然其内容、体例及所志范围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地方志”,即省、府、州、厅、县等志书。其所载内容也不仅限于四川,而是包括了今四川、重庆绝大部分地区和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部分(或大部)地区在内。“华阳国”在当时并不是代表我国一定的行政区划。南宋时期,四川丹棱人李塈在“重刊华阳国志序”中,概况其内容为“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史通》、《通典》认为其应入地理类,《隋书·经籍志》、郑樵《通志·艺文略》、《文献通考·经籍志》、《宋史·艺文志》著录于霸史、别史类,新、旧《唐志》及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归为伪史类,而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则将其列入“史部·载记类”。究竟其该归入何类较为妥当,还可进一步商讨,笔者限于篇目主题不再赘述。从体例上言,《华阳国志》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可视为早期成形之志书。

    常璩之后,又有广汉人王崇著《蜀书》叙蜀汉历史,其内容与陈寿的《三国志》颇异。南北朝隋唐时期,四川虽历经战乱,行政区划屡有变更,传统史学渐趋消沉,但地方志著作却较为繁多。这一时期,有常宽的《蜀后志》、《后贤志》及其续陈寿的《益部耆旧传》作《梁益篇》;黄容的《梁州巴记》;杜龚的《蜀后志》记述赵廞、李特之乱;此外,还有采敏、谯周、王隐、袁休明、任豫、李充等,皆有记载巴蜀风土人情著作,但最有影响的当推萧梁时期梓潼郡涪县人李膺的《益州记》三卷,又名李膺《蜀记》,主要记述益州地区的地理、掌故,隋唐时期,其书犹存,乐史《太平寰宇记》多引其内容,宋以后亡佚,该书是除《华阳国志》以外古代巴蜀最有影响的地方志之一。

    到了宋代,“凡土地所产,风俗所尚,具古今兴废,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以进。”图经大盛,遍及南北,四川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四川的方志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地方图经逐渐朝着门类整齐,体例完备的正式方志过渡,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等,都有专门的记载。

    宋代最为流行的地方志书便是属于地理志性质的、附有图画、地图的《图经》。北宋真宗时期曾诏令全国路、府、州、军、监、县校勘增补原有图经,呈报中央,后经李宗锷统一体例纂成《祥符图经》1566卷。但可惜的是,宋代四川的图经皆已亡佚,无从得见其详细内容了。今天我们从《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等一些文献著录和引用可知,属于路一级的图经有《川陕路图经》30卷,《益州路图经》81卷,《利州路图经》63卷,《梓州路图经》69卷,《夔州路图经》52卷。属于州军一级的图经有《祥符渝州图经》、《利州图经》、《阆州图经》、《果州图经》、《广安军图经》、《叙州图经》、《茂州图经》、《祥符嘉州图经》、《祥符泸州图经》等。其中孙遇、杨蠲在北宋初年为赵匡胤绘制的《蜀中山川形势图》,尽陈蜀中地理山川、戍守处所,是北宋指挥灭蜀战争的军事地图。

    除上述图经、方志外,宋代四川学者还编纂了众多具有方志性质的著作。如南宋初期四川安抚使袁说友命其属官扈仲荣、程遇孙等八人编纂的《成都文类》50卷、郭允蹈的《蜀鉴》10卷,张唐英的《蜀梼杌》2卷,宋祈的《益部方物略记》1卷等。此外,则有赵抃的《成都古今集记》、张绪的《锦里耆旧续传》、王刚中的《续成都古今集记》、郭友直的《剑南广记》等。可惜的是上述著作皆已亡佚,有些仅在《宋史·艺文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大明一统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史籍中有所记载。

    据已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一书统计,宋代四川方志约有110种,这并不是一个精确的数据。“两宋之世,史学特盛,超越汉唐,蜀中史著之多,方志之富,更为特出,总宋蜀中四路图经,无虑千卷”,故蒙文通先生说:“(宋代四川方志),以余之浅陋,所可考见,近二百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不仅纂修了大量方志,也很注意对旧志的整理和补辑。其中最著名者当推南宋李塈对《华阳国志》的整理。李塈,字叔廑,眉州丹棱(令属四川)人。“本朝元丰间,吕汲公守成都,尝刻是书(《华阳国志》),以广其传,而载祀荒忽,刓缺愈多,观者莫晓所谓。予每患此久矣,假守临邛,官居有暇,益尝博访善本,以证其误,而莫之或得,因无两汉史、陈寿《蜀书》、《益部耆旧传》,相互参订,以决所疑,凡一事而先后失序,本末舛迁者,则考而正之,一意而词旨重复,句读错杂者,则刊而去之,设或字误而文理明白者,则因而全之,其他旁搜远取,求通于义者,又非一端,凡此皆有明验可信不诬者,若其无所考据,则亦不敢臆决,姑阙之以俟能者,然较以旧本之讹谬,大略十得五六矣”。此后,《华阳国志》的刊本大抵都以李氏刻本为底本。李塈整理旧志的原则、方法及理论,放诸今日方志界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只是这又是另外一个论题了,笔者在此不赘述。

    元代四川方志纂修并不突出,但值得一提的是虞应龙与《大元一统志》。虞应龙,字柏心,仁寿人,宋末累官至雷州。入元后,寓居湖广行省。虞氏以其杰出的地志之才,经“数年用工,将古今书史传记所载天下地理建置、郡县沿革、事迹、源泉、山川、人物及圣贤赋泳等,分类编述,自成一书”,取名为《统同志》,呈献朝廷,而此时,强大的元王朝为显示国家盛况,也正有意“为书以明一统”故征虞氏入秘书监,与修大一统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授秘书少监。次年,书成,凡755卷,名《大一统志》,此后《一统志》的命名流传后世,为明清二朝所效法。虞氏在此书编纂中可谓居功至伟。中央王朝这种大规模的修志活动,促进了各地修志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四川成书的有华阳县人费著的《成都志》、王伯痒的《夔州图经》、以及《眉州志》等。这些方志除费氏的《成都志》仅存《成都氏族谱》三卷外,其余早已散佚殆尽,然从志名看,大概可判断地记途径的成分已大为削弱,内容体例日渐完备,这也预示着明清方志的发展将在宋元的基础上,出现新的局面。

    三、四川方志的定型:明代的四川方志

    明朝建立初期,统治者即对方志的编纂高度重视。继洪武《大明志书》后,明代政府又先后在景泰、天顺年间大规模编修全国区域志《寰宇通志》和《大明一统志》。不仅如此,为统一规划方志体例内容,明永乐十年(1412)和十六年(1418),朝廷两次颁发《纂修志书凡例》,对志书中建置、分野、疆域、城池、山川、土产、贡赋、风俗、户口、学校、军卫、寺观、祠庙、桥梁、古迹、宦迹等的编纂,均作了具体规定。永乐间,朝廷还“诏令天下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参见黄艳生《中国历代方志概述》督促地方呈送方志,这使得地方志书的编纂在明朝建国之始就十分繁盛,编纂省志,成为通例,四川自然也不另外。而总括一省之志书,四川则称其为“总志”。明代四川先后四修总志,其书皆存于世,分别是正德《四川志》计37卷,正德十三年(1518)熊相纂。“戊寅志居体要,犹之椎轮也”其创始之功,应当肯定;其次为嘉靖《四川总志》16卷,嘉靖二十年(1541)刘大谟纂,王元正、杨慎、杨名等修,周复俊、崔廷槐重编。该志“出三先生手,而艺文独属杨太史用修,增华加丽,令洛阳纸贵。”杨慎所辑艺文64卷,另有单行刻本,题名《全属艺文志》;再次为万历《四川总志》34卷,万历七年(1579)虞怀忠修,郭棐纂,该志与嘉靖志比较,保罗更广,其内容也更为周详;明代最好一次修总志是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27卷,由吴之皞修,杜应芳纂,此次重修任务主要是“于前人物、职官、科甲、经略等志,合新旧本,互有挂漏,今点定而类增之……惟艺文虽只字必仍,纤误必考,乃杜君更出新裁,补续新艺若干卷,俾成全书”。

    省志如此繁荣,府州县志也自不例外。尤其是明成化、弘治以后,修志事日益普及。加之省志的数次编修,对四川各地纂修志书,无疑也是一大促进。遗憾的是,明代四川府州县纂修的方志数量不算很多,加之大量史籍经明末兵燹及张献忠屠川之后,大多化为飞灰,迄今流传下来有据可考的志书,仅有22种,其余皆亡佚。

    四、四川方志的全盛时期:清代的四川方志

    清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就四川而言,在张献忠被剿灭后,地方相对安定,社会经济文化开始恢复和发展。方志的编纂,自然普遍恢复起来。

    清朝统治建立后,亟需了解各地情况,获取地方知识,以便其决策施政,强化统治。于是康熙十一年朝廷即诏令纂修通志,其后,乾隆、嘉庆两朝又再次敕令修《大清一统志》,敕令一下,全国各省、府、州、厅、县遂顺时而动。以康熙、乾隆、嘉庆三朝为盛。四川许多府、州、县志,即重修或创修于康熙、乾隆、嘉庆年间。不少地方官吏,既承担行政职责,又怀有文化抱负,把修志看着其任内职责所在,纵然有的官吏学识低劣,见识浅陋,但也要附庸风雅,攀援地方名流,招聘博学能文之士,开馆纂修地方志乘,以此炫耀自己的文化素养以及为官政绩。于是,有清一代,四川方志无论官修私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胜于以往,超过前代。

    康熙十一年,清王朝颁发贾汉复纂《河南通志》为通志范式,诏令各省督抚聘集贤儒士绅,纂辑当地通志,以备一统志采择。四川在中央方志体例统一从同的原则下,曾三次纂修省通志,即康熙十二年(1673)修成刊布之《四川总志》36卷;雍正时修成之《四川通志》47卷,卷首1卷,于乾隆元年(1736)刊行;嘉庆二十一年(1816)纂成刊行之《四川通志》共计226卷。其中,以嘉庆《四川通志》篇幅最大,内容丰富,体例也较为完善,实为后出转精之作。以嘉庆《四川通志》为蓝本,其后四川府、州、县所纂志书,也较前代所修完善和实用。所以四川方志的发展,实以嘉庆《四川通志》为分界线。

    四川在三次纂修省志时,同时也命令所辖各县设局修志,这就直接推动了各府、州、县志的编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有清一代(实只九朝,因顺治时,四川尚未底定,故未修志)四川方志共有416部。

    清初承袭明代学风,于方志义例殊少讲究,故难免多失之简陋。降及乾嘉,考据大兴,许多著名学者如戴东原、钱大昕、洪亮吉、章学诚、段玉裁等,均参加过地方志的编纂。他们多发凡起例,于清代方志和方志学的发展,颇多建树,其中又以章学诚为最。章氏不仅长期从事志书编纂,而且更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深化为理论,发表专著,从而使得方志在有清一代成为专门性学问。这些学者名流的直接参与,不仅促进了志书与其他史学部类的结合,也提高了清代学界对方志的重视,同时还提升了志书本身的学术内涵。四川在此风气之下,著名学者如段玉裁、张珽、李调元、李惺等都受聘主持修志,他们往往注重史料考订,讲求体例方法,先后在乾隆、嘉庆、咸丰年间编纂了《富顺县志》、《汉州志》、《罗江县志》、《阆中县志》等一系列著名方志,都足以跻身四川地方文献要典,其中纂修者的一些立意,放诸今日,仍有不少可资借用的东西。现就乾隆《富顺县志》、《汉州志》为例,或许可见概见其余。

    乾隆《富顺县志》为段玉裁和李芝合纂,为卷五,为目二十七,其内容主要是:建置、疆域、城池、治署、山川、古迹、田赋、户口、盐政、里镇、风俗、防汛、坊表、坟墓、学校、墰庙、官师、宦迹、科第、乡贤、孝义、文苑、列女、祥异、外纪。全志考证精审、内容广泛,文学价值较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其水道考证,纠《水经注》之误,是为有得。段志历来与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章学诚所撰诸志并列,视为志中善本。直至民国时期,四川不少县志仍仿其体例重修,其影响可见一斑。

    《汉州志》十四卷首一卷。张珽修,侯国栋等纂。此志纂修于张珽到任后的第五年——乾隆十年(1745),次年成书后即付印。张珽到任知州后,知其旧有州志之纂修,但未曾得见。为了纂修此志,张氏专门拟就“续修汉州志访求逸事启”,刊发各地,以广搜逸事佚文,然后参阅旧志乘,补辑新事,从而纂辑成书。其启事云:“某司牧之善政可法,黎庶传为口碑;某君子之德行可风,乡里著为舆论。以至忠臣、孝子、节妇、义夫、巨制鸿章,奇闻外纪,苟有一得可采,皆当拾册而登”。该启事把征集资料的时间断限,内容、遗文、古迹、口碑、风化、舆论、奇闻、外纪等事物,一一点到,务期做到一得可采,当拾册而登,意在“虽微必录,无隐不宣”。

    接着该启事的提出的操作办法和要求是“尚祈积学名儒,好古奇士,或询之故老,或考之野乘。果咨询之既真,不惜寸褚以达,若搜辑之甚广,何嫌连牍而陈。共借宏功,用襄盛事。”正是这份难得一见的修志文献,保证了《汉州志》的成书和质量,这种对资料向社会各界广采博征的方法,也为今日编修志书所继承和发扬。其上承景定《建康志》的办法,下启后世新方志的趋向,不可不谓功莫大焉。

    道光以后,西学东渐,外侮频仍。国势日危。然四川方志编纂却成果颇丰,但佳作不多。自道光至宣统,四川共新纂补修地方志约170余种,全川几乎各府厅州县皆有刻本或稿本流传至今。方志受时代影响,内容亦有所变更,体例则略有增损,比较注意现实性和实用性。提倡富教,因时制宜,认为“从古司牧之责,道在安民。安民之方,莫先富教。而所以富之教之者,则详于志书。盖志之所在,若疆域,若土田,若户口,若政事,若人文,一展卷而了然其间,或援古以证今,或随俗以立制,或因地以制宜,参伍错综,神明而变化之,所以佐出治之资者非一端,志之系于富教不綦重哉!”,较为称许的是一些有识之士在继承前代修志成果的同时,提出了不少新的方志见识,并对清代前中期方志中怪诞迷信、烈女节妇以及穿凿附会的“星野”、“祥异”等内容一概删削,并指出:“修志之弊,约有五端:有就前人之书,略为增减,遂谓远迈前人,其实狙公之三四耳,其弊一也。有攘窃前人,遂为己有,如郭象之于向秀,其弊二也。有惊异立异,炫己之长,诋毁前人,其弊三也。有可疑之处,或偏袒一说,或任意删削,昧圣人阙如之义,其弊四也。又其甚者,掠美市恩,瞻徇情面,于官职则滥称名宦,于人物则谬赞贤良。弄月吟风之句,辄入艺文;索隐行怪之谈,诧为仙释,其弊五也。除兹五弊,而欲率尔操觚,戛戛呼难哉”,而这也预示着方志文本无论体例或内容,都在酝酿新的转型和变化。

    五、转型期的变化:民国时期的四川方志

    民国时期,四川尽管军阀混战不断,财政困难,各地修志,时辍时作,潦草成篇者多,精心编纂者少。尽管如此,四川省政府和一些市县当局仍对修志给予了一定的重视,也下令组织编纂各级地方志。在此期间,四川仍设置了通志局,先后两次组织省志编修工作,虽因军阀混战,修志未果,但也因此做了大量的文献征辑工作,推动各地纂修了一批县志。

    1924年5月27日,北京政府特派杨森督理四川军务善后事宜,任邓锡侯为四川省长。杨森随即设立“重修四川通志局”,聘请宋育仁兼任通志局总裁(即局长),陈酉生为协理(即副局长),组建省志编修班子。艰难进行,至1931年底宋育仁去世时,只完成《四川通志》初稿。民国《四川通志》稿本共分9门,即:建置、图经、食货、学校、礼俗、官政、人物、艺文等。其中以建置、图经、食货、礼俗、艺文、人物6门最为重要。各门之下,再分若干子目。另有“拟选四川文征”等规划。其中编纂人员龚煦春纂辑的沿革地理部分,由他编成《四川郡县志》,于1935年单独刻板印行,该书共12卷,叙述自两汉至清朝四川地区县以上行政单位的建制沿革,是最早全面考订民国以前四川历代政区沿革的专著。该书因系作者参与《四川通志》重修工作时的相关著作,故其副题为《四川通志稿本》。该书以正史地理志为主,兼采其他舆地专书资料,按时代予以叙述考订,内容详尽,言必有据,条理清楚,并在书末(即第十二卷)附以“历代疆域沿革表”。

    民国第二次议编修四川省志,始于1942年,是年夏初,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和李璜向四川省主席张群提议设立机构,续修省志。张群应允。1942年9月正式成立“四川省通志馆”。由于通志馆困难重重,根本无法开展正常的编修工作。于是有人主张就通志馆现有的人力物力,先编一部小型的《四川省志》(参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部小型省志《江苏六十一县志》的做法)。在得到挂名馆长李肇甫的同意后,遂由陶元甘领导通志馆采访组全体及总务组个别人员着手编修。编书时主要以廿五史和几十部各县《乡土志》稿本、通志馆所藏志书和资料为依据。因资料少,此书《总论》部分侧重于研究,曾将四川历代人口及正史中有传的川人作出统计。1944年写成书稿,名曰《四川方志简编》。全书约30余万字,未付印。

    这一时期的县志,体例较为凌乱,佳作不多。有的仿通志局所颁《县志纲要》,有的以段玉裁《富顺县志》为蓝本,不一而足。但风气转移,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般来说,都较为重视实业,关心民生,渴望桑梓富庶繁荣。例如民国新修《三台县志》,协纂张树勋于附跋中对其修志旨趣曾有说明,谓系“采各志之长,不专仿一家,亦不沿习故习,别出宗例。盖以为志者,因时而立者也。昔之志重考古,今之志重知新,故志与史同意,不必与史同裁。要以政治建设为主,尤以学术民俗物产生计为政治之骨殖,此吾蜀省志所定通例也。是以民国改建后之志书,莫不注意新政,而义例考据,则从略焉。兹编于食货物产兵事学校风俗,纪之特详,不避繊琐之讥;而于典礼艺文先贤宦绩轶事旧闻,惟取旧府志县志,以为蓝本;存废坠于将来,迹近掠美,盖亦窃师班书多仍马史之意,而不敢没前人之善也。其他于旧之略者补之,讹者正之,复者删之,兵燹后之档册莫考者阙之。不敢沿陋袭谬,为后世诟病。至闾阎幽光潜德,则搜采之后,因类编入,实事求是。”如上所引,颇具新解,县志内容,亦颇能与所标旨趣相应,颇有新政、新学意味,明显反应出时代的变化。

    除省志与县志外,民国时期四川还编纂了一批乡土志,主要荟萃一乡土人物而成,叙事范围则有乡、镇、村、寨扩大到县。其实所谓乡土志的编纂,早在清末已经出现。内容主要包括历史、舆地、格致三方面。继清以后,民国教育部于1914年也曾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学校的乡土教材。与全国比较,四川编纂乡土志较多。以省为范围的有《四川乡土常识》,此外还有一些以县为范围的如《南溪县乡土志》、《双流县乡土志》等。乡土志作为中小学教材而编订,故大多篇幅短小,文字浅显易懂,以传授本地历史和进行乡土教育为宗旨。这种以编纂乡土志的模式来激发地方人士热爱桑梓,鼓励少壮者努力建设家乡的编纂旨趣,即使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的方志工作者借鉴和仿效。

 

参考文献

[1]李泰棻著:《方志学》

[2]来新夏著:《论新编方志的人文价值》,收于《海峡两岸地方史志博物馆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3]傅振伦著:《傅振伦方志论著选》

[4]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四川通史》

[5]北京天文台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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