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版《伏羌县志》载，明末清初伏羌人宋之琦，称“绵州公”，曾任四川绵州知州，后引疾归里。据载，顺治初，宋之琦年近六旬，佐清军幕府入川，后以军功任绵州知州，历时八月。四川大乱趋治，百废待兴，未二十年，又遭逢“三藩之乱”，宋之琦其人其事，遂付湮灭，既未见于绵州诸志，即便《伏羌县志》，亦语焉不详。本文试对宋之琦其人，作一考证。

一、家世

康熙年间伏羌县令蒋薰撰《绵州公传》，纪宋之琦家世，称，“先世秣陵人，至讳涧者仕元为金牌指挥。元末天下大乱，避地伏羌，遂家焉。历明，有讳诰者，以干练授土官，董攻筑及潴洩陂塘事，一邑甚赖之，□后衣冠骎骎然起矣。”

宋之琦祖上本是江苏南京人，先祖宋涧是元朝武官。元朝武官佩符牌，有虎符与平牌之分，自称“金牌”，当指平牌而非虎符，可知宋涧是中下层武官，大致为千户或副千户——至于“金牌指挥”，指挥属明代职官系统，宋氏后人显然是故意以新朝的官制“替换”祖先的旧官制，这样向人表述时不致“碍于声闻”，蒋薰亦照搬原话。江南为元末汉人起义的中心，元亡后，作为前朝官员，害怕遭到新政权的清算，遂举家远迁西北边徼，以少数民族身份消灾弭祸。

入明后，族人宋诰精明干练，又有一手土木工程技术，全县都仰仗于他。宋诰被朝廷授予土官，以其处在伏羌、这一僻地小县而言，很可能是最低级的土官——八品都事。除宋诰当上土官之外，县志所载，宋氏仅出了“选贡”宋自寿一人，明代伏羌宋家的信息寥寥。清代就大不一样：仅统计至乾隆三十五年（即乾隆版县志刊定之年），宋氏一门，已有学官二、贡生三、生员一、耆宾一。百里方圆，一姓人家，有如此气象，完全配得上“衣冠骎骎然起矣”之誉。由此也可以看出，宋家重振，很可能始于晚明，由宋诰而发端。至清代，虽不再享有前明所授土官世袭罔替的特权，但已经通过明代打下的基础，完成了“转型”，而成为书香门第。

二、乡居

蒋薰《绵州公传》称，宋之琦“康熙甲辰岁卒，年七十有六”，据此可知，宋之琦生于1589年，即明万历十七年。他很小就失去了父母，由诸叔抚养，在大明王朝盛极而衰的风雨飘摇之中长大。宋之琦自儿时就与众不同，族中长辈很看好他的未来，于是悉心培养，他不到二十岁就成了秀才。然而西陲荒僻之地的学霸，放到帝国的天空下，或许不过一枚学弱，何况彼时帝国的天空下，已经容不下读书声了？所以举人进士，都没宋之琦的事。宋之琦碌碌无为，和那些跟他同时代的乡人一样，更像是看客，在西北一隅，静看天下轰轰烈烈的变局。

宋之琦在家乡的人缘极好。他死后，有人来吊丧，哭得极其哀伤，人们一问才知道，这人早年因贫致盗，在宋之琦书房行窃，是宋之琦恳切劝诲，使他迷途知返，后成家立业。事虽小，但宋之琦至死未对人说起，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来，就不会有人知道。这种不沽恩市德的古君子之风，令人敬佩。

如果没有什么奇遇，宋之琦的一生，不过是远居塞上的一个隐士。伏羌在渭河上游，不知道老汉宋之琦有没有偶尔在塞上的秋风中，把姜子牙跟自己比一比？

三、出山

大约在顺治三、四年间，张献忠残部赵云贵曾率数千人来攻伏羌，乡人推荐宋之琦协助大清首任伏羌县令白粹然守城。桑梓有难，宋之琦以家学渊源及平生所学鼎力相助，伏羌得以保全，宋之琦也因守城出了名。

清初有一种因立军功而特准儒生入贡的“功贡”制度——领导伏羌守城的县令白粹然就是出身功贡。伏羌守城的功劳很大，上级巩昌知府准备“叙以功贡”，为宋之琦请功。突然，四川前线的清军插了一杠子。

此时大致是顺治五年（1648）的春天，一位神秘的信使带着四川总兵惠应诏的公函来到伏羌，指名要带宋之琦去四川军中。使者来得突然，又催行急迫，宋之琦置办行装的时间都没有，一路好吃好喝然而又惴惴不安地来到四川巡抚驻节地——阆中。至此，谜底揭晓。

大约是伏羌守城后不久，宋之琦的小厮发现一个病倒在路边的人。宋之琦将其带回家，细心调理，待其痊愈后，又义助川资，送其归家。此人，正是惠应诏、四川巡抚李国英帐下大将。清军准备由川北南下，取顺庆（南充）、潼川（三台）、绵州（绵阳）而下，惠应诏是前锋。“川中寇氛，急难扫除”，充实智囊团队，无疑是必要的。惠应诏深知宋之琦“多智谋”，他一直想着报答宋之琦的救命之恩，于是相邀出山，“期与君共功名”。

就这样，未必乐意，也未必不乐意，老书生宋之琦白发从戎。

四、军师

顺治三年（1646），肃亲王豪格率军征蜀，虽然成功击杀张献忠，但张献忠死后，手下几员大将各领余部，与南明政权合作，继续抗清，四川乱局更甚。

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清廷以李国英为四川巡抚，再度征蜀。惠应诏率部由秦入蜀，成为李国英部下主力。他本是前明副将，顺治元年降清，后在陕甘招降、谍侦、守城，屡建奇功。出征前，清军预划防区，任命六大总兵。惠应诏与其他几位总兵官相比，资历稍浅，却被任命为成都总兵，无疑是最为倚重的主力。

大致就在此时，宋之琦来到四川，帮助惠应诏料理营务，赞画军事。

李国英是当时清军在四川方面的军事负责人，惠应诏是李国英的爱将，有这样的关系，宋之琦的鹅毛扇越扇越潇洒，“……中丞李公，亦时时见。于是公与计画，有奇中”，进入了清军指挥中枢的宋之琦俨然就是料敌机先、运筹帷幄的“军师”。

潼绵之战清军大胜，“擒伪总兵胡敬、叛逃知县饶心知、伪监军李济民、伪参谋石君球，招降伪知府魏明展、伪游击靳能安，潼川州、绵州咸定”，凭此战功，惠应诏“授二等阿达哈哈番，世袭四次”。可以想象，宋之琦在潼绵之战的指挥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五、任绵

至顺治六年六月，清军从嘉陵江流域打到涪江流域，又进一步廓清了绵州侧翼的龙安、石泉、彰明、江油诸府县，川北与川西联为一体。四川巡抚李国英以大批随军文员充任四川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川北及川西诸道职官（包括安绵石泉兵备道）。绵州水陆交汇，为省门锁钥，欲攻取全川，在此建立政权，势在必行。

蒋薰《绵州公传》称，“公到任招集流亡，安置佃户，无力者，官贷牛籽。又教以刈蓬藋，缮屋居，而正其经界，濡露戴星”，此类事务，正是建置后，地方官恢复、重建地方秩序的基础工作，按诸同时代四川其他州县旧志，凡针对清初顺治年间首任地方官政绩有所记载，大率如是。

虽至今未见清初绵州建置准确时间的记载，笔者推测，出于对西南的规略及战事的需要，潼绵战后，绵州至迟于顺治八年建置，可能性极大。大致的情况是，清军至顺治六年下半年结束潼绵龙（龙安）一带战事，以一、二年召集流亡，使各府州县初步具备重新设立建置的条件，再于顺治八年选任职官，确立建置。据清代旧方志，龙安、潼川、盐亭、梓潼、罗江等毗邻府县，恢复建置的时间均是顺治八年，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绵州建置，也与之同步。

李国英、惠应诏联名举荐在籍时已立下军功的宋之琦出任清代首任绵州知州，当是出于信任和照顾，信任其老成持重、使其免于戎马劳顿，但宋之琦毕竟已是六旬老人，战后百废待兴，高强度的政务，更使他积劳成疾，不得不于八个月后引疾还乡，结束了他在绵州的任事。他在任绵州知州的时间，应该是顺治八、九年之间。离开绵州后，四川方面还曾多次檄调宋之琦返任，但他因身体健康原因，不就。

伏羌人以“绵州公”相称，具见敬重，而绵州人霑其遗爱，至今不知，嗟乎！

参考资料

乾隆《伏羌县志》

民国《绵阳县志》

民国《三台县志》

雍正《陕西通志》

雍正《四川通志》

康熙《永平府志》

光绪《抚宁县志》

《元史》

《明史》

《南明史》

《清史稿》

《蜀警录》

（作者：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