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交生猪

姜 猛

20世纪80年代前,农民除上交公粮外,向国家上交生猪也是那个年代农民充满心酸的事。

大集体时代,农民基本没有什么收入,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辛苦劳作一年,生产队年底决算,一个工有时只值不到一角钱,除少量劳动力较多的农户能挣到几十元或一两百元外,大多数都是补钱户,欠生产队的钱移到第二年累计。为解决家里一家人穿衣买盐,唯一的途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是当年通称的“鸡屁股银行”,也就是家里养几只鸡,养大后生点蛋拿到集市上去卖,记忆中价格是6角至8角钱10个鸡蛋,购买对象都是每个月有固定收入的干部、医生、老师和国有企业工人,并且养多了一是资本主义,二是家里也没有余粮剩菜剩饭喂养;第二条路是养猪,每年再穷各家各户都要杀一头年猪过年,但是每杀一头猪,必须先向国家低价出售一头生猪,取得一张生猪屠宰票,各公社都有一个专门经营生猪收购的经营站。

生猪出售最低标准是130斤以上,经营站收生猪人员非常苛刻,少一斤都不会收的,虽然是向国家低价出售生猪,但却是唯一收入来源,劳动力少的人家,大多是孩子一大堆,要解决穿衣买盐,都争相养猪,猪饲料来源除去自家自留地里种的红苕腾、牛皮菜、红须草以外,基本上都是各家孩子们在田边、河坝河沟、堰边、田坎四处采集回来的杂草。每天早上上学前和放学后,都有成群的孩子一手握一把镰刀,一手提一用竹编成的兜兜,到外采猪草,不论是河里水草,还是冬水田里的“水按板”都要,田坎上的野草被镰刀铲得干干净净。一天没采到猪草,家里猪就会挨饿,猪达不到出售标准家里就没有维持一家人生计的收入。许多孩子为了采到猪草,利用星期天步行到周边高远的山区村庄,由于高山区人少地宽,猪草相对丰富,所不同的是把兜兜换成了背兜,为的是多采一些回家。

猪喂到差不多达标时,出售也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天还没亮就将猪绑在一种叫“背架子”的工具上,然后背去经营站。经营站收猪人员并不是来就称秤收猪,而是把猪放到坝子里,等到下午待猪将吃进的东西拉干净后才准备上秤。上秤前还要将手伸到猪肚子下面向上抬一抬,检查是否拉尽。上秤后达到标准,每家都向收猪员点头掬腰,差上一斤两斤收猪员便拒收,叫背回去喂养一段时间再来。许多群众被拒收后眼里浸满泪水,因为折腾后猪恢复也要一个时段。多年后参加乡村公路硬化,一老支部书记生动描述当年交生猪时的顺口溜:“人走山路猪坐骄,人在流汗猪在唱。不是生猪想坐骄,只因本地没有道。”

记得当时一头130斤的猪交给国家,可收到50多元钱和一张生猪屠宰票,有这张票家里才能杀年猪。有的农户由于没有办法出售生猪给国家,只得出上约50元左右向多交了生猪的人家购买屠宰票,这样一头猪总价可值100元。可那时人们连粮食都吃不饱,哪有余粮去养猪,单喂一些杂草、红苕藤,生长十分缓慢,交一头猪给国家,农户一家老小要付出多大努力啊!

现在,一头130斤猪就是一头小猪,可那时没有什么配合饲料,更没有人为催肥的针药和添加剂,全是传统养猪,猪就是生长一斤,农民也要付出多少艰辛啊!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民向国家低价出售生猪政策才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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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姜 猛

供稿:雅安市地方志编纂中心 汉源县地方志编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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