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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王晓明

作者:王晓明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2-12-26 16:03:05 浏览次数: 【字体:

编者按202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主席诞生129周年纪念日。今日,“方志四川”新媒体矩阵及“四川省情网”特发布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退休老师王晓明撰写的《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文,以表达我们对毛泽东主席的深切缅怀之情。

毛泽东与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王晓明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同学们,努力学习,团结、紧张、活泼、严肃,我们的作风,同学们,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英勇牺牲,我们的传统,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向着新社会前进,前进!我们是劳动者的先锋!”这首传唱了80多年的歌曲,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歌》。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6年时称红军大学,1937年1月29日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抗大自组建至抗战胜利近十年中,在抗日战争艰苦卓绝的战火硝烟中,培养了十余万优秀的指挥员,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创造,正是浸透于抗大办学始终的第一要素——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相结合的实证。

1937年拍摄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校门(原延安师范学校校址)

办大学

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

1935年11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在“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啦!”至此世界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长征以红军的胜利宣告结束。然而,此时“家”并不太平,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并没有因红军的会师而放弃,毛泽东运筹帷幄,在直罗镇击败了反动派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为红军的大会师送上了一份厚重的“奠基礼”,使陕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新局面。

然而,陕北的环境毕竟是地贫、人穷、兵员缺乏,中央红军经过艰难的长途跋涉和对敌作战减员严重,因此扩大根据地、扩充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加强抗日实力,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头等大事。毛泽东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并把它作为党在这一时期的总方针,提出在生存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巩固的主张。在与张国焘另立中央进行斗争的同时,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采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组织东征山西、西征甘宁打击反动派的有生力量等一系列措施,不仅有力支持了在北京爆发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并使其在全国迅速蔓延,使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同时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全国民众的抗日局面逐渐打开,陕北根据地日益成为抗日的前线。

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在分析全国政治形势后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办报纸宣传抗日主张。”“要弄西北局面和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些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没有大批干部是不行的,现在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犯罪。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些红军大学来培养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1936年2月,以“适应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之开展,供给各个抗日战线上的领导人才,决定招收各地革命青年爱国志士来校学习,以培养和造就大批军事政治的民族抗日干部,领导民族革命战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彻底解放”为办学宗旨的红军大学,正式布告招生。

毛泽东为抗大学员演讲

办大学

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

办一所共产党领导下的、为抗日战争培养优秀指挥员的大学,这就是抗大的属性。抗大的属性也是毛泽东在同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等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确立的。

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回国后,从苏联立场出发,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的主张,企图否定党的领导,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学校。毛泽东与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指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的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做出更伟大的贡献。

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一个军事学校,最重要的问题,是选择校长教员和规定教育方针。”教育方针对办学目的、教学计划、教学方法的制定,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对此更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严格执行“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办学宗旨,坚持“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学原则,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相长”的教学模式,并多次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就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

193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红军大学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学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都做了详细的解说:

(一)学习时间为6个月,部分的9个月到1年,前方干部现可自给,目的是为顾及时局开展,准备大批高级干部。

(二)教育方针,高级以上级科,前3个月偏重政治,占三分之二,后3个月政治、军事并重,军事上战役战术与战略各占一半,主要是战略高深原则的学习,联系到常识,部分的联系到文化学习;普通科前3个月文化、政治、军事各占三分之一,后3个月文化、政治与军事各半,着重于军事,军事着重于战术问题,战略战役授以基本概念,以具体的学习到原则的了解。

(三)教育内容:高级及以上级科,政治——世界、中国革命基本原则;时事问题,材料——列宁主义概论及各种重要书籍;军事——中国革命战争中基本问题,时事问题;其他重要书籍。

(四)教育方法:高级及以上科:指导自动研究为主,讲授为辅。普通科:政治,教授与讨论结合,军事,讲授与演习结合。这份教学计划,充分体现了抗大的教育方针。

校长、教员关乎学校教学计划的实施和教学水平的相长。教师队伍的组成对实现教学计划、完成教学目的至关重要。为抓住全面抗战前的相对平静期,党中央整合了原西北红军大学和红军长征中的干部营作为办学的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并配备了最强的教学队伍:校长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教育长罗瑞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校务部主任周昆(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教务部主任何涤宙(上干队的教员,工兵专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教育委员会:林彪、罗瑞卿、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周昆。教员:张闻天(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秦邦宪(政治经济学)、周恩来(关于国际形势)、毛泽东、林育英(党的建设)、何凯丰(政治经济学)、李维汉(党的建设)、杨尚昆(各国论)、叶剑英(抗日游击战术)、林彪(战役学)、罗瑞卿(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罗荣桓(游击战和对敌政治攻势)、张如心(政治教育)、袁国平(政治教育)、董必武等。

教师是办学授教的基础,而红军中的军事教员非常缺乏,一些系统接受过军事教育的干部则更愿意在战场上大展才干。毛泽东认为,教员是教育干部的干部,必须下决心当教员,这对办好抗大十分重要,并要编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政治工作等教材。对此,他作了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他说:革命单靠勇敢不够,要有本事。教员是教本事的,甘为人梯,乐得前浪推后浪,青出于蓝胜于蓝。弟子过三千,桃李满天下,一呼百应,把大家团结起来,为共同的目标去奋斗。现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大规模的全面抗战就要开始,我党我军急需大批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抗大必须担负起迅速培养干部的重任。

毛泽东对抗大的教师队伍非常重视,指出:“要先培养出十几个、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军事教员,这样,抗大的事情就好办了”。在毛泽东的鼓励支持下,抗大为解决教员和特种兵的教学问题,先后创办了教员训练班、参谋训练班、火炮训练班、工程爆破训练班等,培训抗日前线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取得极佳的成绩。这一办学模式一经实践证明,即被纳入学校教学体系之中。为准确了解前线战事需要,抗大派出教员参观团,赴前线观摩见学,教育长罗瑞卿说:这是用八路军将士浴血奋战谱写的中国革命新经书,培养更多能征善战的指挥员。参观团先后在晋察冀前线观摩实战,参与战例分析总结,获得了第一手实战资料,总结经验教训,用以修改和编纂新的军事教材。

1936年6月1日,在学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充满期望的演讲: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学校,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军的骨干,为北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红军大学要继承、发扬、光大黄埔精神,而且要比黄埔军校强得多,好得多,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毛泽东的这些办学理念,一扫千百年的旧教育体系中的陈规流弊,奠定了抗大为全面抗战培养优秀指挥员的坚实基础,也在抗大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验证,成为抗大发展壮大的法宝。

抗大学员上课

办大学

造就夺取抗战胜利的栋梁之才

抗大的学生来自全国各行各业,有大学生也有文盲,有工人农民也有富家子弟,文化知识基础参差不齐。在抗大总校8期学员的统计数字中,除第1期学员主要来自红军部队,有军团首长,也有营排干部,生源相对比较一致外,尔后的7期中,大都是来自全国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学生,他们当中有大学生、工人、农民以及华侨、富家子弟,其中文盲几近半数。而随着抗战呼声的日益高涨,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进入抗大学习,成为抗日前线的一员,这种局面也令抗大的教学必须探索新的教学模式。抗大开学不久,毛泽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致信校长林彪指出:“三科的文化教育(师资、作文、看书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部分之一。”“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同时提议把文化课更增加一些,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并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始终是抗大办学的第一要素,要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毛泽东认为,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科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都是抗大政治教育的必修课。

毛泽东在抗大的多次演讲中,反复强调认清政治方向的重要性。他说:“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东西,不像别的大学可以学几年,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这是我们学校的总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毛泽东鼓励学员们:“你们要把握紧正确的政治方向,经过你们传播这政治方向于广大的人民,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因为事实上不可能使全国人民都到这里来学习,却可以靠你们在将来工作把这个政治方向告诉全国的人民,使他们都明了中国怎样而且一定能够打败敌人,使这个政治方向成为全国人民的政治方向。”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不是一年半载可以解决的,而且将来还要建设新的中国。八路军都应当成为全国的模范。模范作用不在口头上说,而在于事实上做;不在于两只手举起来赞成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在于实际中去实行马克思主义。

为加强师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毛泽东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多次为学生讲课,每次授课前,都会与师生进行讨论,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有的放矢进行教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著作,都是毛泽东先作为教材在抗大授课,听取意见后反复修改成章的。当“西安事变”发生后,他第一时间为抗大师生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解读党的“逼蒋抗日”政策,使同学们能够放开眼界,从抗日全局出发,正确理解和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是抗大学员的必修课。毛泽东告诫学员们:“你们在这里吃小米饭,爬清凉山,也可说是一种艰苦奋斗,是要你们改变不能艰苦奋斗的软弱作风,有点‘劲’,譬如跑路跌了一跤,碰坏了牙齿,却依然站起来向前迈进。”“在我们的征途上摆着一样东西,其名曰‘困难’,我们告诉它,我们是从抗日军政大学锻炼出来的,不怕你!它说它有很大的本领,能使我们没衣服穿,我们不怕;能使我们没饭吃,我们不怕。它说它有飞机、大炮、坦克,但我们都不怕。我们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再问它还有没有,它说没有了,便只好缴枪。我们便是这样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你们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这样一定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早在学校建校之初,师生们自己修建窑洞,从打窑洞建宿舍课堂、修操场,到制作教具、桌椅,全部由师生自己完成。毛泽东在给校领导的信函中,高度评价了抗大师生的自力更生精神:“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情很高,开始表现为成绩,这是很好的事。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和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打窑洞就是学习,而且是很重要的学习,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群众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在打通和工农群众隔阂的墙”。新校舍落成后,毛泽东为学校题匾祝贺“伟大事业”。

1938年,反动派和日寇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毛泽东动员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说:现在经济这样困难,我们是等着饿死呢,还是把抗大解散?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我们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这次,还要发展,扩大。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抗大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毛泽东非常高兴地说:历史上千百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你们读书是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他还为抗大题词“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克服困难,敌人丧胆”。

毛主席为抗大开展大生产运动题词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完成党的抗战总方针的重要一环,是为抗大学员量身定做的重要课程。毛泽东要求: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军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结合起来。抗大是军事学校,要学做一个军人,学点军事本领。军人是老百姓变来的,大家都不肯做军人,便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你们要学做一个军人,要学军事,要学战略战术——灵活的战略战术。我们这里的战略战术不是呆板的,而是灵活的,就是无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我们都有一种办法对付,敌人用这一种方法打过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打过去。现在在抗战,“游击战争”四个字,是制敌的一个锦囊妙计,要下决心到敌人后方去进行游击战争,你们大多数人要到前线当军事指挥官或政治指挥官。“我们不允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成乱撞乱碰的莽撞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成勇敢而聪明的英雄”。做一个“勇敢而聪明的英雄”即成为抗大学生的“座右铭”。

抗大的军事教学采取学以致用、少而精、以应实战需要的教学模式,课堂讲解,战场观摩实习,再回归总结经验教训,使学生们切实完成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毛泽东对抗大到前线参观见习的方法予以充分肯定:“你们不仅学到诸葛亮的兵书,研究战例的方法,而且比他还高明,跑到前线去考察。这个办法好,这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1939年初夏,中央决定抗大总校敌后办学,以增强敌后抗战力量,为抗战前线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解决八路军、新四军对干部的需要。师生在辗转途中,边行军边教学边作战,针对所遇敌情开展实地军事教学,从战争中学习了战争。当日寇得知抗大总校迁至华北,即对华北地区进行大扫荡,冈村宁次叫嚣:“消灭了抗大,就是消灭了边区的一半。牺牲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学员,牺牲五十个日本兵换一个抗大干部,是完全值得的!”这一狂论也充分反证了抗大始终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证明了抗大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

为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毛泽东批准抗大师生参与百团大战,让学员学以致用,理论指导实践,实地检验所学理论,以实战考核教学。一次战斗中,抗大师生奉命以五个学生连对日伪两千多兵力的袭击进行阻击,他们巧妙运用战术和地形,击溃敌人多次进攻。敌人久攻不下,竟使用瓦斯毒气,师生们利用学习的知识成功反击,经过几天的战斗,敌人扔下百余具尸体惨败逃离,抗大师生以无伤亡的记录胜利完成任务,创造了抗战史上的一个奇迹。在华北战场上,学校多次派出多个战事见习小组,深入部队,了解战事进展过程,寻找战术亮点,总结出具有规律性及普遍指导意义的战术战法应用于教学之中。

团结友爱的师生、上下级关系,紧张严格的培训制度,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活泼生动的校园文化,使抗大成为抗战期间最火热、最知名的学校。为此,毛泽东这样说: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的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到延安参观的人们,所以十分注意去看抗大,我想不外这个道理。抗大的革命与进步,是因为它们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没有这两方面的革命性进步性,抗大决不能成为全国与全世界称赞的抗大。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建校三周年纪念会上

抗战全面爆发后,党中央先后在各抗日根据地为抗大设立了12个分校、5所陆军中学及一所附属中学。这些学校为八路军、新四军输送了十余万的优秀指挥员,对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的提高,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抗战胜利后,抗大总校奉命挺进东北,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参加土改,招生扩建,为东北解放军的扩充提供了足够的干部需求。东北解放军从挺进东北初期的不足十万人,发展至辽沈战役胜利时野战军及特种部队的百万大军,东北军政大学功不可没。坚持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就是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法宝。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这首出自抗大师生之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会继续为弘扬抗大精神而高歌。

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2.《毛泽东自述》,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

3.《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4.《毛泽东论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5.《毛泽东纪事》,李新芝、郑俊明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6.《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7.《实录毛泽东》,李捷、于俊道主编,长征出版社。

8.《抗战时期的毛泽东》,曹应旺著,中译出版社。

9.《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翟唯佳、曹宏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10.《王智涛将军回忆录》,王智涛著,军事科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王晓明,女,中共党员,教授。1970年12月入伍,1976年退役至北京师范大学工作,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研究室任职。曾被评为北京市党史研究先进工作者,参与编纂的书籍获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三等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晓明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终审:唐志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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