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抗日副司令洪麟阁(上)

高小平

忧国爱民

洪麟阁,本名洪占勋,字洪侨,满族人,1902年出生于河北省遵化县地北头村。他父亲洪福琪,字得禄。由曾祖一代起,清王室御赐洪姓。洪福祺在朝廷担任司法官员,执法廉明,不畏权豪势力,因触犯皇亲获罪,结果被贬为牢头。不久,又遣送还乡。从此,这原来的名门望族,中道衰落。洪福祺30岁左右病故。身后没遗留多少积财,仅有100多亩田产。到洪麟阁一代,已属尚有土地出租的中产之家。顶头的3个哥哥只读点私塾,始终务农,只让天资聪明的四弟洪麟阁进了洋学堂。1917年,洪麟阁考入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在那里,他勤奋攻读,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秀成绩。

“纾国难,解民忧”,洪麟阁从学生时代就立下这样的志向。每逢假期回乡,他总是跟乡亲们打成一片,如待家人。1920年,当地闹春旱,大哥叫洪麟阁去收租,许多佃户贫病交加,连度命都困难,还哪有粮交租,洪麟阁见此情景,偷偷烧毁了账本。同时,说服了大哥,免除了当年的地租。以后,又改变了主佃分粮比例,受到穷苦人的称赞。

1921年,洪麟阁就读于直隶法政专科学校,与连芬亭(以农)同在商科9班。两人政治见解相投,经常讨论国家大事。1921年底到北平,在党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举办的讲演会上,聆听过革命先驱李大钊作的专题讲演。

当时,军阀混战,政局十分动荡,学校经常停课。这时洪麟阁走向社会,深入调查,结交了许多城市工人、学生、农村青年,还有军政、文教界的一些进步人士。学校附近有个地毯工厂,工人劳动强度大,设备条件差,加上生活贫困,患眼病的特别多。洪麟阁与连以农征得天津著名眼科大夫黎宗尧的协助,办起临时医务所,给工人免费治疗这种职业病。

1924年,洪麟阁从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毕业。之后,经积极筹划,帮助青年勉励会创办起一所旨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平民学校,勤恳地主持校务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学。

1927年,冯玉祥任民国政府河南省主席和豫陕甘三省政治委员会主席。此时,洪麟阁离开了天津,到河南省某县担任主管司法的帮审,必要时代行县长职务。

驻县的冯部士兵,有人酗酒寻衅闹事,滋扰社会治安,民众纷纷向县里提出公诉,洪麟阁亲自审理,查明证据后,立即将歹徒关押,为此事,特向冯将军发专函,申明原委。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国民军声誉,决不姑息,以儆效尤。冯玉祥看过信,认为“英雄所见略同”。此后,由天津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校长推荐,洪麟阁终于取得军籍,戴上了跟国民军士兵一样的臂章,上面写着:“真爱民,不扰民”。从这时起,洪麟阁填写履历表改名“冲霄”,立誓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2年10月,冯部从内地转入张家口,张家口便成了国民军大本营。

此时,冯玉祥驻守张家口,出任西北边防总督办,不久,洪麟阁便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即西北军)第二集团军军法处长。

洪麟阁投笔从戎7年中,参加过出喜峰口入热河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的作战。1933年5月,日军相继侵占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积极救亡御侮,洪麟阁随抗日同盟军进击侵犯察北的日伪军,收复一度失守的多伦、张北、沽源、康保等县城。

后来,冯玉祥被蒋介石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下野。冯玉祥下野前批准了洪麟阁辞职的请求,并对洪麟阁说:“冲霄兄弟,现今我虽然无力率军征伐,但我抗日救国之志不可挫。你回家乡可以,需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你我共事一场,我要送给你重礼!”

洪麟阁答道:“国破山河碎,部队的弟兄们作出极大牺牲。军阀混战,独夫拥兵,不打日本,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天津、唐山有我的故交,遵化有我的乡亲,您的情意我决不辜负,您的爱国之心、献身之志,我一定带走!”

正当洪麟阁收拾行装书籍的时刻,冯玉祥将军派人赠送来一个棕黄色皮箱,另有一卷稀世珍品——康熙御书字画。登程那天,冯玉祥戎装佩剑,前来送行,互道珍重,洒泪而别。

津唐御侮

1933年秋,洪麟阁辗转抵达唐山。由故友谷兴周推荐到工商日报任职,工商日报总经理马溪山(伯元)亲自到车站迎接。两人从冀东抗日斗争形势到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谈得相当投契,马溪山与社长王恩朴研究决定,给洪麟阁以报社总编辑的重任。考虑舆论阵地的重要,洪麟阁欣然应承。

由于该报旗帜鲜明地抨击时政,大造抗日舆论,一来二去,报社编辑部形成一个秘密联络站。为纪念孙中山诞辰,报纸准备出专号,兼任报社法律顾问的谷兴周,与洪麟阁在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是同学,擅长绘画。洪麟阁向他约稿。谷兴周交来一幅画,题目叫“龟兔竞走”。从线条上可以看出,它用《总理遗嘱》中“同志仍须努力”6字组成,画稿经洪麟阁审阅,他连声称赞:“很好,很好,国民党还不就是王八兔子贼!”把它特意登载在报纸头版显著位置。事后曾遭国民党当局追查。曾一度被查封,洪麟阁、马溪山和社长王恩朴都成了被告。传到北平,公堂之上,洪麟阁慷慨陈词:“如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引狼入室者为卖国;抗战图存者为爱国。我们报纸宣传抗日救亡,罪在何处?”当庭法官色厉内茬地恫吓说:“你们所为,自己清楚。宣传赤化,蛊惑人心,诬陷当局,社会治安遭破坏,还不知罪!”洪麟阁正颜怒斥:“你们想罗致罪名害人,可以杀我的头,但是,得拿出具体事证,拿出法律根据来!不然,休想善罢甘休!”法官见洪麟阁威武不屈,只好把这几位“同案犯”释放。

在报社暂时停办期间,洪麟阁与马溪山等人,积极组织唐山人力车夫反增加车捐的斗争,还公开支持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纺纱厂工人为增加工资要求抗日的罢工。广大产业工人和贫苦市民,一提起洪麟阁的名字,无不由衷敬佩。

1935年夏,洪麟阁应好友杨十三的聘请,与马其廷、连以农一起进天津市河北工学院任教。洪麟阁在工学院先任斋务科科员,后晋升为教授。当时,上大学的多是达官显贵的子弟,平民百姓即使考取,也往往因经济困难,中途退学。一些确有造就的爱国青年,不得不告别师长,依恋地离开校园。此情此景,洪麟阁深为痛心。他一方面和杨十三筹划办起一个专供平民学生用膳的简易食堂,公众管伙,组织学生利用课余轮流进厨房参加服务性劳动,千方百计节省开支,使伙食费比一般学校降低一半。另外,经友人介绍,洪麟阁还到南开大学兼课,主讲古典文学。每月兼课所得薪金,全用来资助贫苦学生。洪麟阁认为,青年是“民族的精髓,祖国的未来”(引自《工学院纪念周上的讲话》),国难当头,他寄期望于青年,全力支持他们发奋读书,以实际行动“肩负起拯救人民出水火的责任”(同上引)。平时,他利用大学讲坛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听到学生议论抗日救亡,记下姓名,热情鼓励,并在校会上给以表彰;学生们逐渐主动来找洪麟阁请教。洪麟阁以自己的言教身教,提高了学生们的觉悟。

1935年,日军侵吞华北,11月大汉奸殷汝耕正式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指派王揖唐组合“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成了新“满洲国”。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放弃原来“教育救国”的愿望,通过多方努力,终于同中共天津市地下党负责人接上头,从那里得到《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进一步看清前进的道路。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禁令,举行了规模更大的爱国示威运动,天津也立即响应。

1935年12月18日上午9时,天津学生组成两支游行队伍,一支由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等校组成,另一支由法商学院、河北工学院等校组成。首先在河北公共体育场集合,提出“反对华北自治”,要求“全国团结一致抗日”。在高举着“天津学生请愿团”的大旗下,洪麟阁昂首阔步,举行示威游行,中途遭到军警阻击,经多次冲锋、搏斗,许多学生被打伤。洪麟阁由学生护送到义德洋行,在楼上进行督战指挥,两支队伍,终于胜利会合,在有洪麟阁参加的全市学生大会上,宣布成立“天津学联”,并发出通电和宣言。会后全市各校总罢课,学生们纷纷走出校门,深入各阶层唤起民众,揭开天津市抗日救亡的新篇章。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平津两市很快被日军占领。在天津沦陷初期,中共河北省委和天津市委及时适应形势变化,主动转变工作方式,以租界为掩护,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1937年8月底,华北各界救国会骨干成员杨秀峰、刘清扬(刘清扬和张申府是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王仲华、李楚离、张友渔、吴承仕、张致祥等人在刘清扬家秘密开会。会议分析了平津形势,拟定下一步如何发动和组织各界人民投入抗日斗争。中共河北省委1937年9月将抗战前夕成立的“华北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自卫会”。当时党内的联络地点在天津的佛照楼、渤海大楼、基泰大楼等几个地方。

10月,自卫会在法租界一所学校内召开改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有20余人,会议通过了改组章程,选出执行委员11人,负责领导自卫会的日常工作。自卫会形式上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但实际上是由中共河北省委领导,成员主要由共产党员、国民党爱国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

1937年下半年,党组织派自卫会负责人刘清扬和王仲华前往武汉,希望通过国民政府参政员刘清扬的关系,向国民政府备案以取得合法地位,并争取得到军饷。同时,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董必武汇报党在华北组织抗日武装的情况,并把国民党组织部长陈果夫的“目前还没有对日宣战,‘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名称可否把‘抗日’两字去掉”的意见,也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领导作了汇报。当时,董老说“既然是在日本占领区成立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就是去掉‘抗日’二字,也是可以的”。因此,“自卫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备案而取得合法地位,作为一个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

至1937年底,参加自卫会的党派、政治和武装力量有:河北省立工业学院教授杨十三、洪麟阁,滦县民团团总高志远,蒋介石中央系代表、天津电报局局长王若僖,阎锡山的代表、天津电话局局长张子奇,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桂系人物刘绍襄以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罗隆基,《大公报》主笔王芸生等。上述这些人物均在“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于1937年底前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当选为委员及领导成员。

他们是:“自卫会”主任委员:王若僖;党团书记:李楚离;军事和统战部长:王仲华;后勤部长:路秀三;委员:张申府、刘清扬、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张子奇、刘绍襄、罗隆基、王芸生等。为扩大政治影响,还聘请中华民国“国母”宋庆龄担任名誉会长。此外,党领导下的工会、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的代表,如朱其文、赵观民也参加了自卫会工作。

1937年12月13日(农历十一月十一),“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委员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中共京东特委书记胡锡奎、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李运昌,以及王平陆、侯辅廷、张其羽、陈宇寰、殷焕章、殷勤章、刘冠英、黎巨峰、李润民、丁振军、李光宇、周治国、杨绶卿、许维纯等20余人参加了在滦县多余屯(今属滦南县)高志远家里召开的京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会议,并成立了“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胡锡奎、李运昌、高志远、洪麟阁、杨十三、王平陆、黎巨峰等任领导成员。决定立即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5月,“华北人民武装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序列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三军区(冀南为第一军区,冀中为第二军区……),国共两党及无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在“自卫会”军事和统战部长王仲华提议下,一致推举具有武装实力的民主人士高志远为司令,国民党人洪麟阁、共产党人李运昌为副司令,统一指挥冀东抗日起义队伍。

筹谋起义

1938年5月,洪麟阁以地北头为大本营,在丰、玉、遵一带扩充联军队伍,方圆百八十里各村的民团,愿意抗日的也进行收编;不走的,把枪交出来。

按照中央指示,迅速开展武装斗争,碰到的第一个困难是经费不足,洪麟阁便把自己的一半房产、四分之一的土地变卖,连他妻子肖雨村陪嫁的金玉手饰、银币也都献出来凑款。一次,洪麟阁把遵化、丰润、玉田的巨商豪绅10人,邀到一起,洪麟阁对大家讲:今天请诸位来,不为别的,就是要你们参加抗日,这也无须害怕,决不让你们拿枪去冲锋打仗,而是让你们酌情出点钱,眼下,联军已达几万人,要吃饭、要买枪支弹药。听完这番话,在座的谁也不吱声。冷场是洪麟阁预先料到的。他仍然笑容可掬,马上叫人给各位看茶、递烟,气氛才稍有缓和。洪麟阁因势利导,继续说:“为了打倒日本鬼子,免于亡国灭种,有多少爱国青年奔赴前线,有多少农民舍出身家性命,有多少开明进步人士出钱、出枪、出人。诸位是社会贤达,向来深明大义,先天下之忧而忧,能以国为怀,挽狂澜于既倒,你们一定会做出表率,相信不会有负民众愿望。”这时,有位先生插句话:“洪四爷心意我们领会,还是让大家回去筹划一下吧!”洪麟阁说:“《三国》诸葛孔明草船借箭,在座的都熟悉,既如此顾全大局,那咱们也以3天为限吧,我看在座都敢立军令状!”

等绅商们走后,洪麟阁专程去往玉田县于家铺岳父家。岳父肖广福是位名医,资财股富,不仅供3个女儿上了大学,还如同洪麟阁的母亲一样,支持晚辈革命、抗日。都认为“冲霄走的路错不了。”老人家得知女婿急需,便设法给筹措上大笔经费,还把自己的独生子肖兴亚送到洪麟阁的联军参加抗战。同时,照洪麟阁的做法,把当地有交往的富家动员起来,能出钱的出钱,能出人的出人,能出枪的出枪,当时流传起一句时兴话儿:“爱国俱属一家,抗日人人有份。”

影响所及,原被邀请的除了个别绅商带着“宝眷”及浮财逃进大都市“避风”外,大多数把钱提前交上,到处声扬:“洪麟阁的韬略真行,咱们抗日出钱,认可!”

洪麟阁的集资举动,深为天津、唐山爱国人士所叹服,他们纷纷起来募捐。前边提到的天津法租界滨江道基泰大楼的眼科大夫黎宗尧就曾捐出巨款,教育界、政法界和新闻界的友好也不惜重金援助。

有了款资,怎么换取军火?购运军用物资主要由杨十三负责,具体由杨十三的侄子杨介人(效贤)当驻津联络员,杨家叔侄很会策略,把青红帮给利用起来,他们很卖劲地为抗联服务,从海外和各地购运军需品。

1938年初,李楚离、杨十三、洪麟阁以玉田县十里坨杨寿卿家为联络点,着手抗日起义的准备工作。乐亭汀流河会议后,洪麟阁与杨寿卿(天津时期的朋友)开始在玉田、遵化一带活动。

到了1938年4月底,杨十三、马其廷、马溪山、连以农等人陆续来到地北头村。他们分析,遵化这个地方北靠长城,南接平原,四面环山,可攻可守,是冀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而地北头村位于南口出处,作大本营最合适,而洪麟阁的家,则成了这大本营的中心。洪麟阁以筵请宾客为名,邀集各村进步人士,宣讲华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把本村积极青年组织起来,在洪宅门房子里上千字课,通过识字、学文化,动员他们参加抗日。在1938年正式起义前,从地北头很快拉出五六十人的队伍,这批青年后来都成了抗日联军的骨干。由马溪山推荐,毕业于黄埔军官学校洛阳分校的赵振威,从唐山来到地北头,得到洪麟阁重用,担任了教官。开始,把洪宅的武术场作为军事操练场,明散夜聚,到了深夜,经常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深受鼓舞。到5月底,活动逐渐公开,乡里人碰面,用手指比划着,悄声说:“四爷(指洪麟阁)成事啦!

为应付情况的变化,联军活动地点,由洪家又转到村北山沟的二郎庙。这时,李楚离、杨效昭也来到地北头,仍是明散夜聚。李楚离和杨十三负责上政治课,着重讲中国怎样濒于亡国灭种的危险,青年应当从行动上肩负起抗日救亡的重任;洪麟阁着重讲军事,让同志们明了抗日为我军使命,爱国保民为我军根本,遵纪则是实现上述两项的保障。

抗日起义前夕,地北头村成了日伪攻剿的目标,考虑当时与日后斗争的需要,洪麟阁把剩余的土地交给贫苦农民去种,让家属搬到北平。他亲自携妇将雏,把家属送到北平,在东城,赁了间住房,草草帮助安排了生活、职业,便买了返程车票。临行时,他抚摸着孩子的头,深情地对妻子肖雨村说:“日本鬼子赶不出中国去,你就甭想活着见我啦!”妻子知道,“七七”事变后,河北工学院被炸毁,在难撑局面的情况下,一些教职员自谋出路去了,有个本市汉奸受日本驻军之托,竟不惜高薪聘请洪麟阁到政界做高官显爵,结果遭洪麟阁当面斥绝,他拒不接受敌人收买。肖雨村打内心钦佩丈夫的正确选择,支持他舍家纾难的行动。她一边把亲手缝好的夏装交给洪麟阁,一边叮嘱:“你千万注意身体,放心地去吧,孩子由我带!”

(未完待续)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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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高小平(1950年生,原籍河北省滦南县马城镇多余屯村。唐山市滦河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北省滦河文化研究会会员,中国滦河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冀东大起义(暴动)文化研究会筹委会领导成员。潜心研究抗日战争史,特别酷爱冀东抗日斗争史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曾参与编著《魂系冀东——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远》《滦南与冀东抗日暴动》《惊涛——冀东抗联一路军部分人物传略》等冀东抗战史料;出版过文集《红叶集》和诗集《锦书集》;与人合著滦河文化系列丛书《起居与民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