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用户,您好!

网站不支持您所使用的浏览器版本(可能会出现网页变形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展示页面效果,请您使用以下浏览器(点击图标会跳转到相关浏览器的官方网站下载页面)。

您的位置: 首页 >方志园地>修志体会>详细内容

【史志论坛】明清两代《荣昌县志》纂修考 ‖滕新才 张财霖

作者:滕新才 张财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发布时间:2025-05-06 14:42:25 浏览次数:214 【字体:

明清两代《荣昌县志》纂修考

滕新才 张财霖

据多种文献推断,《荣昌县志》肇始于明代,明嘉靖《四川总志》已见征引,惜佚失。清代经康熙创修,乾隆续修,同治重修,光绪增修,现存3部《荣昌县志》,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明嘉靖肇始

荣昌县志的编纂,肇始于明代。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四川布政使司行政建制趋于完备,历任长官积极修纂省志,先后问世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四川志》、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总志》、明万历九年(1581)《四川总志》、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四川总志》,极大促进了各府州县的修志热情。但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后,多数散佚,目前仅存明嘉靖《云阳县志》、明嘉靖《青神县志》、明嘉靖《洪雅县志》、明隆庆《铜梁县志》、明万历《重修营山县志》5部。荣昌县志究竟修撰于明代具体什么时间,现已无法详考,笔者推测当在明嘉靖时期(1522—1566)。明嘉靖《四川总志》叙山川形胜,引《荣昌志》曰:“山环绕而蜿蜒,地宽广而爽垲。”叙风俗礼仪,又引《荣昌志》云:“习俗淳厚,男耕女织。”说明至少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总志》成书以前,已有相当成熟的《荣昌县志》,与上述明嘉靖《云阳县志》等应属于同一批次,是四川省最早启动并成书的方志之一。

清同治《荣昌县志》叙正德时高僧妙福事迹,有“明万历丁丑重修县志,核其事实,书曰‘高僧’”之句,引用“旧志”文献多达471字。明万历丁丑为万历五年(1577),已是“重修县志”,则邑乘之初创,当在此前数十年,光阴荏苒,人事变迁,需重新补辑,方称其实。限于资料奇缺,丁丑志已不得其详,但3年后却实实在在问世了县学训导旷昂霄纂修的《荣昌县志》:“旷昂霄《荣昌县志》,万历庚辰修,训导。”万历庚辰即明万历八年(1580),或即丁丑重修的成果,旷昂霄主其笔。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邑人喻思恂在中进士之前,曾读书城南的北宋古刹壁云寺(后更名碧云寺),历久坯坏,有感于僧广文“修理培补之功”,特撰《壁云寺记》,文中“原刹相传为元丰间西江耆腊名曩劫者入蜀所建,倾复不常,见《县志》”数语,透露明朝后期士人尝得见此书,可随意征引。

成书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的《重庆府志》叙荣昌形胜,引旧志云:“晒袍山北炫其奇,飞凤峦东拔其萃。锦屏交岫于西,玉盘雄峙于南。环溪左旋而西泝,小河九畔而南绕。”“山皆平伏而清奇,水多曲缠而秀丽,襟山带溪,形胜比他邑称最。”叙荣昌风俗,又引县志云:“士质而静,以诗书为业;民俭且淳,以廉耻为尚。男深耕足岁,女勤绩杼织。”“冠带缙绅,退老居乡,以入仪门为耻,无郊外逸游酣饮之狎。”“士崇敬先师,彬彬礼义。”凡此种种,均表明明代《荣昌县志》颇有条理,门目齐具,行文简雅,惜已不存,仅于省志、府志中聊窥蛛丝马迹。

清康熙创修

清朝是古代修志的鼎盛时期,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先后撰成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3部全国地理总志。每次纂修前都诏令各省编纂通志,限期完成。清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称“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域、险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诚一代之文献也”,清圣祖敕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成书,总发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清代修志是一种严肃的政府行为,仿历史上宰相监修国史的惯例,“通志皆以总督、巡抚董其事”,省会知府、耆绅鸿儒执其笔,书成付梓,组织管理者题名曰“修”,具体写作者署名曰“纂”。清世宗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朕惟志书与史传相表里,其登载一代名宦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故于清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728年12月28日)发布上谕,“著各省督抚,将本省通志重加修辑,务期考据详明,摭采精当,既无阙略,亦无冒滥,以成完美之书”,“方足以励俗维风,信今传后”。各省接受任务后,如法炮制,将编写工作下达府、州、县,由知府、知州、知县领衔,地方名彦握管,黾勉同心,共襄其成。《荣昌县志》就是在此背景下蹒跚起步的。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以平西亲王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除海上郑成功、郑经抗清势力外,大陆局势算是稳定下来,经济逐渐复苏。与明朝相比,无论国家疆域、民族成分、行政区划,还是职官、户口、土地、物产、赋税,都有了很大变化,于是酝酿编纂《大清一统志》,谕令天下普遍修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直隶天津卫(今天津市)监生史彰出任荣昌知县,兼摄大足县事,曲体上峰意图,着手创修两邑县志。当时条件非常艰难,荣昌虽号称剧邑,城市喧嚣,然自明末战乱以来,人烟断绝30余载,清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设署开治。又因路冲差繁、人口稀少、土地荒芜,不到十年再成榛莽。史彰履任时,县城东门外仍是竹树蓊蔽,行人手分枝干、脚踏泥淖佝偻而过,南门一里许即积水成渠,城内仅破屋六七间,县衙上漏下淤,萿麻环生如林。夜幕低垂,更夫即击柝以惊走虎鹿,梆子声彻夜不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史彰又兼摄永川、壁山(今重庆市璧山区)二县事,钦遵谕旨,购求民间藏书以修县志。召集吏民咨询,答曰:“兵燹之余,即衣物亦鲜存矣,谁复藏典籍?”又召耆老叩问名人胜迹,岂料这些人“年幼即逃避远地,都不复记忆”。四县“皆接壤荒区,人与书茫无可据”,而重庆府的公函频频催促纂修进度,“不容少缓其时”。史彰太难了!“网罗旧籍,概消灭于剩水残山;参考遗文,悉沈沦于金戈铁马。即有一二父老追述旧闻,及细叩其详,终属虚而鲜据”,他真的面临山穷水尽的困境。与史彰同事9年的邛州(今四川省邛崃市)儒学训导喻丰年,深知其中的艰难苦楚,感慨说:“嗟乎!为志于蜀难矣,为志于昌元不更难哉?”所幸史彰“以簪组名家,学富二酉”,既有一颗热爱公益的忳挚之心,也不乏尽忠职守的奉献精神,抚治四邑,日理万机,公务之暇,犹探奇寻古,穷极遐幽,“遇断石残碑,留题不倦;逢茂林嘉树,入浦忘归。耳目所经,悉成掌故”。又布置人手,多方采集资料,令县学诸生遍查学宫题名碑录,全县寺庙遗存的各种碑碣,不论完整还是残缺,只要有文字可以辨识,即就近著录进呈。前朝历任职官及其政绩,恳请父老乡亲仔细回忆,按年记录,投置竹笥中,史彰政务之余亲自检视,详加甄别,以备参考。经多方努力,数易其稿,“时近两月始成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史彰差旅途中,将荣昌、大足两县志“删订成集”,为避免日后散失,“泯灭无闻”,不顾囊中羞涩,“措资镂版,以为久远计”。

这是清代历史上第一部《荣昌县志》,“凡夫山川之壮丽,风俗之醇漓,土物之灵奇,生齿之多寡,至于历朝慷慨文章之士,畴其节义嶙峋,畴其功业炳耀,畴其白凤口吐,畴其丹篆梦吞。若乃屹屹琳宫,仙客游于何地;巍巍梵宇,圣僧来自何年,名媛烈女之堪传,逸民隐士之当录,出其闻见,辑为一书,灿若列眉,了如指掌,笔削所至,游夏何容赞一辞哉”!⑥由是观之,书中山川志、风俗志、物产志、户口志、人物志、选举志、寺观志、仙释志、列女志、隐逸志等篇目已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始之功,厥乎伟哉!诚如喻丰年感慨:“噫!此书废缺者数十年而成于一日,成于一人,所谓松竹无言,藉清音而结响;云林寡色,资彩笔以扬辉。”史彰自己却很低调,不事张扬,惟愿此书与他捐俸倡修的文庙大成殿、谯楼及招徕流民数、增报田粮册共垂不朽,“则斯县之规制犹存,余六年之职守庶无遗诮矣”。他也深知县志草创,篇帙阙略,体例不全、内容不周之处甚多,“若夫昌明风化以复旧观,博采遗文以合旧志”,则期待后任荣昌贤令踵事增华,发扬光大。很遗憾清康熙《荣昌县志》至今未见传本,后世各种志书均无著录。

清乾隆续修

清乾隆五年(1740),常州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附监生许元基莅任荣昌知县,热心地方事务,建树良多。清乾隆六年(1741)修葺文庙,清乾隆九年(1744)倡捐重修文昌宫、城隍庙、关帝庙,清乾隆十年(1745)补修县衙二堂、三堂,改建奎阁于文昌宫后,清乾隆十一年(1746)捐建玉屏书院。清乾隆十年(1745)五月,奉四川巡抚纪山公文:“川省自明末兵燹之后,州县志书,每多残缺。幸值圣朝深仁厚泽,休养涵濡,久享升平之福,载籍悉皆明备,若不乘时纂辑,殊非整顿地方之道。果能旁搜博采,自可件系条分,积累既多,裒然成集,非守土者之责欤?”许元基闻命,欢欣鼓舞,跃跃欲试。此前刚上任,即留心访问遗迹,搜寻残碑断碣,已稍补前所未备。在史彰已成县志的基础上,发箧中积储的资料,公务之余,加意编纂,又跋山涉水,广询博访,“事必稽其真,数必核其确”,凡稍有疑似者,宁缺毋滥,“期月而始克成焉”,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付梓刊行。

本书是现存最早的《荣昌县志》,凡4卷、首1卷,分为10门,细目如下:卷首《序志》《图考》,卷1《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形势》《城池》《公署》《仓廪》《田赋》《户口》《盐政》《驿站》《铺递》《坛庙》《寺观》《古迹》《山川》《关梁》《风俗》,卷2《职官》《选举》,卷3《名宦》《人物》《忠义》《孝友》《节烈》《仙释》,卷4《艺文》。全书近4万字,内容“虽不甚详核,而体段粗具”。清乾隆十一年(1746)初刻本已失传;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增刻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清嘉庆二年(1797)增补重印本,复旦大学图书馆、泸州市图书馆藏;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传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传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日本藏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钞本。

清同治重修

清同治二年(1863),汉军镶红旗监生文康莅任荣昌知县。其时清朝板荡政局有所缓和,特别是清同治三年(1864)镇压太平天国后,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气象,“寰宇肃清,年谷顺成,士民乐业,讼狱日稀”,为新一轮修志创造了安稳的社会环境。史彰创修、许元基续修的县志,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印以来,历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已过去120年,“其间随时酌更、因事制宜者,则无籍可稽,询诸父老,已不能详百之一二”,“忠孝节义、文物典章,又复湮没不少”,若不及时踵继前贤,重新辑撰,不仅未纂事迹终于阙略,无以信今传后,资观感而寓劝诫,即如史、许二令艰苦卓绝付出的努力,也将日渐散佚而不可复得,以后纵有良史之才,又何以滥觞?于是文康召集县学教谕谢金元及邑中耆绅商议,谋为续修之举,得到一致赞同。乃聘叙州荣县(今四川省自贡市荣县)进士、前翰林院庶吉士廖朝翼纂修,本县副榜举人敖京友协修,县学教谕谢金元监修,并遴选各里绅士,分理采访、誊录、编辑、校勘、雕版、督印诸务。文康、谢金元公务之暇,必亲自披阅裁定。又取《四川通志》《重庆府志》《大足县志》《隆昌县志》《富顺县志》等书,逐一参鉴考订,“将旧志杂者汰之,误者正之,缺者补之,新者增之”,务期无遗无滥。从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中旬开局,至清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竣工,历时7个多月,成书22卷,详分44门附5门,约25万字,“其词约而赅,其义严而密,邑乘也,而几于信史矣”。文康特撰《重修荣昌县志序》以示慎重,草书,清秀俊朗,笔力遒劲,翩若惊鸿,矫似游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很有书法功底,成为同治《荣昌县志》的一大亮点。

清同治《荣昌县志》是荣昌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内容详实的地方志乘,较之乾隆志不啻是脱胎换骨的飞跃,破茧成蝶的新生,化腐朽为神奇,变璞石为美玉。惜版本流传不广,仅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台湾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有藏。另外,成都图书馆藏有卷1至卷2、卷15至卷19残本。

清光绪增修

15年后,清光绪六年(1880)冬,正值顺天府大兴县(今北京市大兴区)监生施学煌署荣昌知县,奉四川总督丁宝桢公文,“饬新县志,以资采择”,为纂修《四川通志》做准备。时施学煌即将离任,惴惴不安,以不遑克其事为忧,接受县学教谕谢金元的建议,在同治《荣昌县志》的基础上,“惟采录幽佚,补苴掇拾,备掌故而已”。聘刑部江苏司郎中敖册贤担纲,“而以笔削之责寄焉”,因“期迫景促”,经费不敷,明确交代仅“补废弥阙而已”。中经满洲正蓝旗拔贡鸣谦光绪七年(1881)署任,至光绪十年(1884)济南府长山县(今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监生袁杰署理荣昌知县任上,将增修的《荣昌县志》付刻,仍分44门附5门,约28万字,新增内容并不多,主要是职官后任、科举延续、人物新出、艺文增辑者近3万字。是书为清修《荣昌县志》通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吉林省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有藏。清光绪二十年(1894)又出再增刻本,补充清光绪十年(1884)以后事迹,仅上海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馆珍藏。

清光绪《荣昌县志》施学煌序(滕新才/供图)

相对于同治重修志而言,光绪增修志体例上无所创新,不能出其规范,内容上略有补缀,稍事后续而已,故各书著录皆题“文康原本”,或“廖朝翼原本”,充分肯定了清同治《荣昌县志》的集大成之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滕新才(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教授)

张财霖(重庆三峡学院文学院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来源: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终审:唐志昂
分享到:
关闭本页 【打印正文】
x

微信扫一扫:分享

Scan me!

微信里点“发现”,扫一下

二维码便可将本文分享至朋友圈。

×

用户登录

加载中...
刷新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
加载中...
刷新
切换至语音验证码
刷新
返回文字点选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