蓬安县金溪街道居民王昌华世居金溪大石桥街，先辈开酿酒房和榨油坊，商号“王复兴”。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在当地小有名气。邻居刘从周，小时家境清贫，投在王家当学徒，学习榨油、酿酒和经商管理。他做事机警，对人和蔼，深得王氏父亲器重，学徒期满，王家支持他开业自做生意。成年时刘从周与祝姓姑娘结婚，生育八子一女。因生意兴隆，家道富裕，便广置产业。长期以来，王刘两家相处十分融洽，亲如一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刘从周不幸病逝，50岁的遗孀刘祝氏撑持家业。由于经营不善，生意萧条，加上长子刘人俊、三子刘庸、四子刘笃染上社会恶习，不务正业，经济渐趋紧迫。刘祝氏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想方设法加以解决。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强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向北平进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起抗日。是年，刘祝氏的第六子刘蕃正在校读初中，自愿报名参加学校的“抗日救国宣传队”，深入各场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刘祝氏深受影响，对日寇的残暴罪行，咬牙痛恨。

王昌华伯父王彝（又名王伯伦，当时任蓬安县教育局局长），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回家时，刘祝氏便对王彝说：“大伯，现在日本鬼子侵略我们，政府号召抗日救国，我想把几个儿子送去当兵，一可打日本鬼子保卫国家，二可把他们锻炼成为有用之人，不知政府收不收？”

王彝当即回答说：“好！你的想法为国、为家都有利，我帮你说说，请政府收下你的儿子当兵。”

王彝及时去会金溪区蒲益投区长，说刘祝氏要送子当兵的事。

蒲区长说：“现在拉都拉不到，哪里还会不收呢！”

王彝说：“刘人俊、刘庸两人有点大烟瘾，行吗？”

蒲区长说：“让他们到部队里去戒嘛。”

王彝回来说明情况，刘祝氏把儿子叫到身边，动员他们从军抗日救国。长子刘人俊，年近三十，川大修业，对抗日有一定认识，三子刘庸年满25岁，四子刘笃年23岁，他们都读过初中，受过爱国主义教育。因有恶习，受人歧视，都愿意从军抗日，为国尽忠。六子刘蕃，时年19岁，初中刚毕业，也主动要求从军。

蒲益投区长对唐彦文保长说：“你们保里，刘祝氏送四个儿子参军，地方上要热烈欢送，入伍那天，要鸣锣通知，全保居民、铺户，人人到齐，敲锣打鼓，欢送刘祝氏的四个儿子参军，让老太婆佩戴红花，作为典范来推动征兵工作。”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二月初四（1938年3月5日），新兵入伍了，这天街上各居民、铺户，男女老少，衣着整洁，好像过年一样。上午8时许，锣鼓震天，鞭炮齐鸣，人们簇拥着刘老太婆送子参军。只见她身佩大红花，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地走在前面，身后是刘人俊、刘庸、刘笃、刘蕃4个儿子，他们衣着整齐，胸戴鲜花，精神抖擞，昂首阔步，面带微笑，向送行的亲人致意。到了区署门前，金溪区、金溪乡的领导，早已站在门前迎接。同年6月，刘祝氏的第七子刘伦（又名刘晏林）17岁，高小毕业，先报初中未取，就去报考学兵队，被学兵队录取（当时学兵队在蓬安县设有招办，校址在富顺县），受训后被提为排长。

从此，刘祝氏送五子从军的事，被人们传为佳话，引起地方领导重视，把这件事逐级上报。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正值逢场，蓬安县政府派人敲锣打鼓，送来泥金底，蓝色字，长约六尺余的大匾一块，上系彩红一条，金溪区乡两级政府，抬着两竿鞭炮，在金溪码头上迎接。一路上，围观者人山人海，鞭炮声、锣鼓声此起彼伏。光灿灿的金匾，端端正正挂在刘祝氏门的上方，匾的上款是：“为孀妇刘祝氏乐送五子从军特授”中间是：“忠孝之门”4个大字，下款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刘祝氏已去世，长子刘人俊在部队被提升为团长，于1949年随国民党到了台湾，从此杳无音信。三子刘庸于1948年退伍回家做小生意，1958年被下放到金溪镇灰包粱村五社，1959年病逝。四子刘笃退伍后，1951年去重庆绢纺厂当工人。六子刘蕃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与日寇作战，在缅甸战场上牺牲。七子刘伦1948年退伍回家，曾在金溪粮站工作，1952年病逝。

刘祝氏送子抗日、保家卫国的思想永远值得歌颂和赞扬！

（根据蓬安县金溪街道居民王昌华、原金溪小学老师唐承典提供的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