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喆

《光明日报》( 2025年04月04日 03版)

【鸣镝】 

当地时间3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令,宣布对所有进口汽车征收25%关税。4月2日,特朗普宣布国家紧急状态,签署关于所谓“对等关税”的行政令,宣布美国对贸易伙伴加征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一些贸易伙伴征收更高关税。而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于4月3日生效,并延伸至所有出口到美国的电脑。

美国此举引发了德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汽车出口国的强烈反对,多国认为美方的做法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正经历结构性调整。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只会加剧全球汽车产业震荡。

引发新一轮贸易战

根据白宫文件,特朗普援引美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汽车和部分汽车零部件加征25%的关税。25%的关税将适用于进口乘用车(轿车、运动型多功能汽车等)和轻型卡车,以及关键汽车零部件(发动机、变速箱等),并将在必要时扩展至其他零部件。在美墨加协定框架下,汽车进口商将有机会认证其美国产部分,相应机制将确保25%的关税仅适用于非美国产的部分。根据美墨加协定,整车需满足75%的北美零部件比例,且40%至45%的核心零部件需在北美制造。这一规则直接冲击了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车企,比如通用汽车37%的产能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斯泰兰蒂斯在美国销售的车辆中有45%依赖海外生产。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表示,美国的汽车关税是对加拿大和加拿大工人的“直接攻击”,提出将在加拿大国内生产更多的汽车零部件。加拿大政府还将设立20亿加元基金支持本土供应链,重点提升零部件本地化生产能力,以应对美国关税的影响。同时,加拿大威胁或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墨西哥汽车经销商协会执行主席吉列尔莫·罗萨莱斯指出,美国的汽车关税严重违反美墨加协定,冲击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期来看不仅不会为美国带来经济效益,而且将影响美国民众的生活。作为高端汽车出口的主力,德国车企大众、宝马等对美出口量占欧盟出口总量的73%,日本车企对美出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28%。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美国决定对从欧洲进口的汽车加征关税令她“深感遗憾”,关税对企业不利,对消费者更不利。欧盟坚持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同时确保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欧盟已宣布对价值260亿欧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包括威士忌、摩托车等,并计划在4月中旬扩大至牛肉、家电等领域。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参议院答辩时表示,美国对所有国家一律加征汽车关税的做法不合适,日本在投资和就业等方面对美国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

陷入“合规即亏损”怪圈

根据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核心零部件需由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工人制造。这一规则直击北美车企的成本结构,带来“刚性失衡”,合规成本恐吞噬利润空间。劳动力成本的“区域枷锁”制约着北美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28美元的平均时薪,是墨西哥的4倍。

此外,墨西哥汽车供应链也存在“合规陷阱”。墨西哥对美出口的汽车零部件中仅有63%符合美墨加协定标准,而整车合规率高达92.1%。车企若要维持现有产能,需将零部件供应链从亚洲转向北美,但这意味着成本将进一步上升。虽然墨西哥凭借美墨加协定成为北美供应链枢纽,但其制造业成本已接近美国南部州。蒙特雷工厂的电价是中国的2倍,物流成本也比中国高30%。这种“名义上的低成本”可能导致车企陷入“合规即亏损”的怪圈。

供应链切换也存在“沉没成本”。北美车企的传统燃油车供应链70%依赖亚洲供应商,而电动化转型需要电池、电驱系统等新供应链。特斯拉柏林工厂的电池模块中,中国宁德时代的电芯占比达40%,若强制本土化将导致产能中断。标普全球测算,北美车企若将30%的亚洲供应链转产北美,单件成本将增加15%至20%,而设备迁移和工人培训的隐性成本可能使总投入翻倍。尽管加拿大将设立20亿加元基金支持本土供应链,但资金到位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而关税政策是即时生效的。这导致车企可能在转型初期陷入“高投入、低产出”的现金流困境。据测算,通用汽车若将其中国供应链的30%零部件转产美国,需额外投资23亿美元建设电池工厂,但投产前的空窗期可能给该企业带来15万辆产能的损失。

削弱美国汽车产业全球竞争力

从全球来看,特朗普政府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供应链重构和经济增长放缓,加剧全球贸易体系的碎片化。美国对主要的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全球产业链也会被迫去美国化,长期来看,这将削弱美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关税推高进口车价格,可能促使美国消费者转向本土品牌,但对价格敏感的中低收入消费者群体的购车需求也可能进一步萎缩。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关税将导致美国新车均价上涨3500美元,中低收入群体的购车需求可能下降25%。这将迫使车企在高端市场与大众市场之间作出艰难抉择,例如福特可能放弃低价车型,专注高端皮卡市场。

特斯拉在美国销售的车辆虽由本土工厂生产,但关键零部件(如电池)仍依赖进口。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表示,关税对特斯拉的影响也是重大的。其上海超级工厂产能的1/3都是用于出口,主要面向欧洲和亚太市场,暂未直接冲击美国市场。但若未来计划通过中国工厂返销美国,将面临25%的关税,可能迫使特斯拉调整全球产能布局。特斯拉在墨西哥规划的工厂可能成为其北美供应链的新枢纽,但该企业在得州和柏林的工厂扩张,既是应对关税的策略,也会带来成本压力。像特斯拉一样,面对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举措,很多企业正在试图采取措施应对。

总体而言,区域化布局削弱了北美车企的全球竞争力。东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正加速进行区域化布局,印尼要求外资车企本地化率达40%,马来西亚对进口汽车征收300%的关税。北美车企若无法在这些地区建立供应链,将错失年增速12%的新兴市场,而中国车企已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在当地建立15个生产基地。

抑制全球汽车产业技术创新

当前,跨国企业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新评估和调整其供应链和生产策略,以应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政策变化。一方面,为应对美国市场的关税压力,它们可能会将部分生产环节转移至美国本土或调整供应链以降低关税影响;另一方面,它们还要考虑全球市场的布局和成本控制,避免因过度本地化生产导致成本大幅上升。

在经济全球化的价值链中,全球协作网络断裂,技术创新或因此遭到“区域桎梏”。从核心技术的路径依赖来看,北美车企在电池、芯片等领域的本地化进展缓慢。2023年全球前十大电池企业中,北美仅有一家位列其中,且产能集中于低端市场。福特与韩国能源企业在佐治亚州合作建设电池工厂,但技术仍依赖韩国供应商,导致其电动车型成本比中国竞品高25%。若无法突破技术瓶颈,北美车企很可能在电动汽车的全球竞赛中落后。

全球价值链被“打断”,研发效率或遭遇“区域衰减”。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协作通常能加速创新,如丰田与宁德时代的合作推动了固态电池的研发。但区域化布局迫使美国车企将研发资源集中于北美,导致技术迭代速度放缓。宝马iX车型为满足美国《通胀削减法》的电池本地化要求,需在北美新建一条生产线,投资超20亿美元,研发周期延长了18个月。此外,标准体系也会形成“区域割裂”。欧盟的碳关税与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推动技术标准分化,北美车企若同时满足欧美的双重标准,研发成本将增加30%以上。特斯拉要实现欧盟的电池碳足迹标准,就需在柏林工厂额外投资5亿欧元升级生产工艺,而美国工厂则需同步满足《通胀削减法》的矿物来源要求。

更何况,贸易战有可能持续升级。随着关税范围的扩大,全球贸易壁垒将进一步提高。国际贸易规模可能会大幅度地萎缩,给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威胁。这将导致更多国家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全球技术创新也将陷入停滞。

推升生产与消费成本

美国的关税政策如同一场“压力测试”,迫使跨国车企在本地化生产与成本控制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它们以区域化供应链降低关税风险、以技术创新对冲成本压力、以政策洞察力捕捉市场机会,试图快速适应规则变化、构建更具弹性的供应链。

北美车企的供应链重构,本质上是一场破坏。旧有的经济全球化分工体系正在瓦解,新的区域化产业生态尚未成形。贸易战下的产业新秩序中,区域化与碎片化将并存,全球汽车产业链可能形成“北美-欧洲-亚洲”三大板块,车企需在各区域建立“合规生产单元”,同时通过技术输出拓展新兴市场。技术标准与政策壁垒的博弈将重塑产业规则,车企需在技术研发、供应链透明度等方面满足多重合规要求,消费者与环境成本的再平衡将对企业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都会提高全球汽车产业的成本和消费价格。

供应链重构还将导致消费成本的显性化。在特朗普政府频繁的关税大棒下,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实际上也在承压,因为通胀与消费者成本转嫁也将成为一种必然。美国零售业已发出商品涨价的预警。2018年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价格同比上涨12%。在低收入群体中,此类家电消费在其消费总支出中的占比相对较高,因此这些商品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生活成本显著增加,从而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

此外,政策对经济数据所产生的滞后影响,会体现在GDP增长、就业数据等多个方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预测,若关税持续加码,美国GDP或下降0.6%,并流失25万个就业岗位。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导致美股市场近期出现动荡。多边的贸易体制遭遇破坏,各国都在被迫强化区域合作,全球治理体系加速分化,贸易摩擦升级为国家间对抗。历史一再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打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

(作者:万喆,系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国家高端智库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