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宵宵《光明日报》（ 2019年08月18日 12版）

他提出“和合学”，主张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化解“文明冲突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为中国哲学找到了新的出路。

对于哲学专业毕业的我来说，张立文一直存在于哲学书本上。我从未想过，有一天能与这位哲学名家近距离攀谈。

为了这次采访，张立文竟认真准备了十几页提纲，而其中的关键词是“中国传统文化”。初次见面，他温和的笑容以及对学术的赤诚，让我对他的认知逐渐立体起来，也感性起来。

张立文1935年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那里大都是明嘉靖初年首辅张璁的后裔及亲族。5岁那年，家人把张立文送到小学读书。父亲怕他在学校学得不够，每逢寒暑假，都要把他送去私塾学习传统文化。先读《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后念《古文观止》《论语》《孟子》，坚持了6年之久。幼年的求学经历，给他后来走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道路埋下了一粒幼小却也茁壮的种子。1956年，张立文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人大哲学系哲学史教研室工作，主要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目前，张立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

张立文的学术研究，始终遵循“代古人发言，画古人思想之画，再现古人精神之风采，而不是借古人思想之题任意发挥”的理念。

1981年，张立文出版了《朱熹思想研究》，在学术圈掀起了一场思想风暴。这本书突破了唯物和唯心的机械划分，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探究朱熹的思想，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大胆而又先锋的，学术界为之欣喜若狂。不过，批评之声随之涌来，其中不乏一些“大帽子”，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立场等。对此，张立文淡然处之，他说：“学术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既然我选择了学术生命，就要探索学术的奥秘，让学术生命开花结果。”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时，张立文刚刚46岁，正是一个哲学家的“少年时期”。当时，中国哲学的研究正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中国高校的学科划分和研究体系，从五四运动以来深受西方影响，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大大限制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思维。

中国的学者，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在这方面，张立文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朱熹思想研究》之后，他又写出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传统学引论》《新人学导论》，创造性地突破了文史哲的西方学术框架，将“传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构，通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而不被不同的学科分割。

“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造。中国哲学要创新，就要把握时代脉搏，延续中华文化文脉。”谈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时，张立文如是说。

张立文一直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但并未拘泥于传统，而是用最先进的理念研究最古典的思想。即使是最前沿的科技，也会被他纳入研究范围。

两年前的5月，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棋手柯洁与围棋人工智能程序Alpha Go对弈三场。在北京，82岁的张立文，默默地关注着这一事件。人工智能是张立文最近的研究方向，他这几年一直在思考人工智能与人类命运的问题。目前，他已写出了20多万字的文稿，内容都和人工智能相关。

在张立文看来，他前半段的治学思路是“照着讲、接着讲”。在今天的信息智能时代，社会的变动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而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体现，所以学术研究不能再“照着讲、接着讲”，而应根据当今世界面临的冲突、矛盾和危机，“自己讲、讲自己”。

张立文的“和合学”理论，便是为解决当今世界的冲突和危机而提出的。冷战之后，两极对抗结束，所谓“文明的冲突”开始登场。在张立文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仍然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它以西方利益为最高利益，以西方（美国）的价值观为终极价值观，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张立文从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发掘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化解西方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和合学”以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来化解亨氏的“文明冲突论”。

2014年9月28日，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举行，以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张立文以“和乐与共”为创作思路，写下了“天人和美、身心和乐、家和则兴、国和则强”的祭文，“和合学”思想完美地体现其中。

张立文和合学的建构，不仅回应了“文明冲突论”的挑战，提出了化解人类面临的冲突危机之道，也为中国哲学找到了新的出路。

前些日子，张立文因不慎摔跤而住院。住院期间，他仍笔耕不辍。这位85岁的老人，从未停止过对学术、对生命的思索，恰如他自己所说：“学术生命与生命学术的紧张和融突，构成了我这一生学术生涯的风风雨雨。”

（作者：韩宵宵，单位：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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