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昉

《人民日报》（ 2019年08月28日   08 版）

内容提要：新中国70年工业化历程，蕴含着发展中大国推进工业化的规律：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不断优化经济结构；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演进，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

新中国成立前，虽然我国已经存在一定比重的工业经济，但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是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开始的。1953年，全国83.1%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工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仅为8.0%，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6%。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到23.2%。此后，我国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在1978年达到44.1%，但也形成了重工业占比过高的工业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按照生产力发展要求调整所有制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调整产业结构，工业化快速推进，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总结新中国70年工业化规律，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砥砺奋进、走好新型工业化道路，也可以为丰富发展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

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发挥比较优势

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经济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加快工业化进程，改变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始终把实现工业化的任务摆在重要位置，在推进什么样的工业化、如何推进工业化方面进行了较长时间探索，经历了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发挥比较优势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施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当时西方国家的封锁形成诸多发展瓶颈，必须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打破。石油工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作为当时不可或缺却被“卡脖子”的战略性产业，自力更生实现石油自给自足，既是不得已而为之，更是不可不为之事。与此类似的还有化学工业、电子工业、核工业和航天工业。这些领域正是由于被赋予优先地位，才实现了突破性发展。可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952—1978年，我国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4%，重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1%，重工业所占比重从35.5%大幅度提高到56.9%。这种经济结构带来资源配置扭曲、工业企业效率低下等问题，也造成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没有得到明显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改革开放逐渐深入，市场配置资源范围快速扩大，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得到矫正，经济主体实现多元化，我国工业化发展路径转向注重发挥比较优势。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更快发展，吸纳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既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又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特别是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我国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国产业结构大大优化，20世纪80年代，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畸轻畸重的产业结构得到调整；20世纪90年代，轻工业和重工业开始均衡发展；2000年以后，随着比较优势变化和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资加强，重工业产值增长速度再次快于轻工业，产业结构更加稳健、均衡。我国工业化与对外开放相辅相成。从20世纪80年代设立经济特区、实施沿海开放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努力，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我国全方位拥抱经济全球化，充分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目前的约16%，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发挥比较优势，是我国工业化历程中最重要的实践，也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积累了在一个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的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我国70年工业化历程的另一条经验是，要把工业化作为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问题。重工业具有资本密集度高、产业配套效应不明显的特征。重工业优先发展并不能创造大量非农产业就业岗位，也难以充分发挥区域辐射功能，这就导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工业化的后续动力不足。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沿海地区发挥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遵循产业集聚产生规模经济的经济规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蓬勃发展，促进了城镇化快速发展。进入21世纪，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动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开始承接沿海地区制造业转移，城镇化速度也呈现后来居上的势头。1978—2017年，我国城镇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率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速度提高，城镇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工业化与城镇化逐渐趋于同步。

在农业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步下降这一规律的作用下，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进入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支农、惠农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伴随着工业化进程，以农业机械化为标志的农业现代化加快发展。1978—2017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2003—2017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及其配套农具的数量年均增长率均超过1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深化对工业化规律的认识，强调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既是深刻吸取国内外发展经验的理论升华，又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特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将让工业化插上科技创新的翅膀，是主动顺应和引领新一轮信息革命浪潮的有效举措。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化同步”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出现过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和农民生活改善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付出了沉重代价。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同时实施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总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四化同步”发展的一项重大部署，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旨在探索一条近14亿人的共同富裕之路。

近年来，我国人口结构有所变化，劳动年龄人口开始负增长，劳动力工资上涨速度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趋于减弱。这一新形势新特点，更加凸显了“四化同步”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中西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潜力仍然较大，可以形成一个国内版的制造业雁阵模式，促进制造业从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延续人口红利；另一方面，借助新一轮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化的成果，可以加快掌握核心技术、获得核心竞争力，通过新型工业化提升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以劳动生产率提高引导产业结构演进

从各国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遵循直线轨迹推进，而是按照倒U形曲线变化。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通常会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下降，既可能是在较高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自然演进的结果，也可能是在条件尚未成熟时过早“去工业化”的结果。我们可以从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的条件成熟度（以世界银行定义的人均收入组别作为发展阶段特征）、农业比重（以此作为产业结构特征）以及制造业比重下降后的结果三方面来观察这一现象。

第一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谓水到渠成。在由升到降的转折点上，这些国家的人均GDP已达高收入国家标准，农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降到很低水平；农业比重下降之后，其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加快提升，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保持发达的制造业大国地位。第二类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不成熟的性质。在下降的时点上，人均GDP仍然处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水平，农业比重偏高；在农业比重下降之后，制造业转型升级并不成功，国际竞争力下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不足以支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人均GDP标准判断，这类国家迄今大多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拉美一些国家是这方面的典型。

由此可以归纳出三点规律性认识：第一，工业化推进到一定阶段后，高速工业化必然要转向以技术创新和结构升级为内涵的工业化新阶段，此时制造业比重下降具有必然性。第二，当农业比重降至较低水平、不存在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且第三产业处于较高发展水平时，制造业比重下降不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降低。第三，制造业比重下降，绝不意味着该产业的重要性降低，相反，新的工业化阶段是制造业攀升价值链阶梯的关键时期。

比照国际经验，我国应当防止过早去工业化。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要贯彻落实这些重大部署，防止制造业比重过早过快下降，给制造业向技术密集型高端升级、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服务业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留出足够时间，促进核心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从而获得新的全球价值链位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