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学勇《光明日报》（ 2019年09月14日 05版）

    中年时期的路遥资料图片

    《人生》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发表时间1982年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首版时间1986年

【读书者说】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许多文学作品记录了我们时代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体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人民性”的表征及其特点。如果从其承载主体的文学史发展脉络来看，历经脱胎于延安文艺传统的“十七年”文学，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启蒙、寻根文学、新写实与底层书写等，都体现着多样化的丰富的人民性内涵。作为追求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野中更具典型性。

时代感与前瞻意识

路遥的创作，首先关注了大变革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书写了“城乡交叉地带”人民的生存与生活，从整体上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迁，而且相当规模地展现了当代中国变革的时代情绪及民众的精神心理动向。曾经被淹没于当代文学繁杂思潮更迭发展中的路遥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传统道德的审美理想、书写苦难的情感基调，及其传播方式与经典化过程中的群众参与历程，都可以说是从多个层面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人民性书写的审美追求及其意向。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创作均是从社会历史的宏阔背景出发，有意识地拒绝1980年代文坛日新月异的流派与技巧，执着于遵从和选择现实主义观念进行创作。现在看来，当代文坛在先锋派文学之后所走过的轨迹，是逐渐扬弃形式主义而向着现实主义的道路行进的，这恰好证明了路遥的清醒、独立以及来自对于时代的自信。正如他所说，“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这样的自我要求为他的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时代感与前瞻意识。同时，路遥的创作实践也极大地丰富了以往的现实主义要求及其内涵，与同时期的文学作品相比，《平凡的世界》首先尝试将经济单元置换为文化的、社会的单元，而其中所展示出的乡土视野也为日后的寻根文学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由于路遥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自觉实践，使他能够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基点上，以开放的姿态，尽力吸收诸种文学观念及文学创作方法的优长，来营造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使他的现实主义书写有着这样的特点：在继承“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基础上，勇于实践，富于创造：一方面对当代中国极富震荡时期及变革年代的现实生活的各种关系，能够做更深广的把捉，一方面又能发掘潜藏在生活深处的理想之光，将其熔铸到人物形象和生活形象中去。他是由研究个人的心理到对历史意识的剖析，从对民族历史的把握深入到对民族精神的探察，把雄阔的历史与繁复的现实迭现出来，这样表现的历史真实便上升到新的审美层次。他的作品不但在反映现实生活时沉实雄辩，而且具有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广度，塑造出高加林、孙少平等一批富有历史感又是极富生命质感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着“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恩格斯语），使得路遥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沉实的底蕴。

为人民书写的文学追求

文学创作中的“人民性”表征充分地体现在对于人民的生存状态的悲悯情怀。路遥的作品有一种大悲悯、大同情的精神境界。这体现在他创作中的苦难书写，他把个人成长的生命体验与当代中国“三农”的复杂社会问题充分结合，映现出整个时代的困境与人民生活的苦涩。苦难在路遥的创作中不仅是个人或群体的经历，更是社会问题的基调与背景，这种思想深度为路遥的创作增添了庄严感与悲剧力度。路遥不愿意掩饰和美化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他总是真切地、毫不怜惜地展示人世间的苦难，执着于这苦难，倾其全力于这苦难。这样的写作姿态，促使他把广大民众的苦难写得深切、厚实，写得撼人心魄。在路遥的系列作品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普通人苦难的奋斗史，他们的历史沉郁、悲壮而崇高；在这种苦难的奋斗史中，容纳着他们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坚定不移的信念、追求和牺牲精神，充满着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用孙少平的话来讲：他通过“血火般的洗礼”，已经很“热爱”自己的苦难，并把自己从生活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提升为“关于苦难的学说”。这种达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催人奋进，震人心弦。我们从这苦难的奋斗史中得到的不是忧伤、凄婉和悲哀，而是厚重、刚健，满怀着昂扬激情的精神动力。它同时构成了路遥“苦难意识”的主旋律，以审美的形式回旋在平凡人的世界中。

“人民性”视野表现在路遥的创作中，还深刻表现在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伦理关系作为衡量道德之根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路遥将农村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悲哀和辛酸，同农村家庭生活、人伦关系的温暖情愫，溶解于人的经济、政治关系中，让人生在温馨而浓烈的人情氛围中，体现着他对传统美德的深沉思考。在《平凡的世界》中，作家将传统的人伦关系主要渗透于农村伦理生活肌理的描写中，劳动人民家庭生活中的爱及人伦义务，是古老传统中的人性人情因素在乡土中国社会中的优美形态。它的奇异力量，溶化着巨大的人间苦难，维系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繁衍。对这种文化的确认，构成了路遥创作中普通人生命意识的重要表现形式，也蕴含着作家的人生信仰，是路遥为人民书写的重要表征。路遥所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为作品建构起了强大的情感世界与道德境界，这种审美理想深度契合了本土文化血脉中所灌注的道德观与人生观，也充盈着作家书写“人民性”的思想内涵。

路遥的写作姿态卓然践行了以人民为本位的根本原则，他多次表达自己是“血统的农民的儿子”，并将文学创作称作如“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一样”；认为艺术创作“和其他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作家）永远不要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路遥将作家的自身定位、写作行为与书写对象并置，深入贯穿到人民的身份意识之中。正是这样的身份感使他的创作并不满足于社会问题的再现，而是苦苦求索社会问题的发现。人民不再是作家代为发言的群体或是深受同情的阶层，而是作家个人及其作品的主体性存在。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路遥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底层文学中所存在的窄化“人民”的问题，打开了人民文艺的整体视域。

人民是成就小说经典化的主体

路遥文学作品的人民性特征又充分体现在它的传播方式与受众群体上。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当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送，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借助声音媒介进行受众转化的成功案例。在纸媒与声音媒介的互动中，路遥的小说通过视听系统收获了广泛的传播效果与庞大的读者听众。他认为“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只要读者不遗弃你，就证明你能够存在”。《平凡的世界》通过广播进行全国播送的同时，他还处在小说第三部的创作阶段，同时展开的文学创作与听众反馈，为他的继续写作注入了积极的精神动力。而日后《平凡的世界》在民间读者心中的经典化过程，在另一个层面上也显示出了人民性的基本特征。人民不仅是小说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接受主体，还是成就小说实现经典化的历史主体。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学评估体系的形成，是文学的人民性审美传统长久影响下的结果，它反过来塑造了中国民族的精神情怀与思想高度，也正因此形成了《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民间所具有的持续阅读热情，及其在读者心中的重要位置。

从整体看来，路遥的创作、传播与经典化过程体现着作家创作的人民性的多重内涵。路遥的作品从其创作方法、精神指向，到审美理想、情感基调，再到写作姿态与身份意识，直至他的小说创作与受众反馈同步的特殊的传播历程，以及由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来反哺作品的完成、成就作品的历史地位，其中均显示出强烈的人民性特征。路遥的文学创作触及了以往现实主义手法在文化视野上的缺失。为此后文学作品中人民形象的窄化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方案，并在传播媒介上为新时期以来的人民文艺寻得了新的承载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当代文学的“人民性”视角（内涵）为参照，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对于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具有独特的标高价值，对于当代作家的使命意识与审美理想有着积极的重塑意义，并对处理当代文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示范作用。

作为一个在文学书写中始终以“人民性”标高看取生命意义与价值追求的当代作家，路遥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明确的意识。他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坚信文学对社会改造的精神作用，在这一点上，他与茅盾、柳青等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主流作家一脉相承。可以说，路遥是继茅盾、柳青之后步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对现实主义文学的自觉实践及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追求，为当代文学提供了难得的“中国经验”。

（作者：赵学勇，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