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个种植甘蔗的国家之一（其余两个国家一是印度，一是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早在东汉末年以前，中国就有了野生甘蔗，主要分布在广东、台湾、广西、云南、福建、四川、江西、湖南、浙江、贵州等省（区）。除台湾省外，四川植蔗的历史最为悠久，面积相对较大。内江则是四川省内种植甘蔗最早的地区之一，也最负盛名。南宋（1127-1279）遂宁人王灼著《糖霜谱》，记述了四川遂宁、广汉、内江等五郡产冰糖，以遂宁为冠，如琥珀珍玉。明清以后，以遂宁为主的涪江流域蔗区逐步向气候、雨量、交通更优的内江、资中为主的沱江流域转移。资州县志记：“资中土多田少，清咸同年间（1851-1862），多种罂粟，嗣以禁例，改种甘蔗、番薯及各种杂粮。”

近代，内江的甘蔗和糖业一度成为其经济支柱，食糖、冰糖、蜜饯成为对外交换的主要产品。辛亥年（1911），内江县的甘蔗种植面积为全县耕地的50%左右。资中、资阳、简阳三县在沱江两岸三十华里以内，甘蔗种植面积高达耕地面积的70%-80%。糖坊、漏棚星罗棋布，内江县的糖房、漏棚达3000多家。糖房规模扩大，制糖技术迅速提高，开始用石碾压榨取代木碾压榨，动力用人推改为牛拉。当时四川产糖量的70%集中在内江，内江产糖量占全国的50%以上。民国三年据农商部调查：全国产糖180万担，产糖最丰者，首推四川内江。民国初年，内江县的甘蔗面积、产量位居全省近50个植蔗县之首，资中第二。民国二十六年（1937）《中国糖业》月刊调查估计，内江地区产糖约占全川的68%，占全国产糖的18.7%-26.6%。桔糖和冰糖产量几乎独揽全川。内江成为闻名全国的四川糖业中心，“甜城”美誉由此而来。

内江曾经是西南最大的甘蔗生产中心，支柱产业蔗糖在相当程度上给内江赢得过内老三（内江经济仅次于成都、重庆）的称誉。内江发达的制糖工业带动了造纸、化工、酒精、机械等产业的发展。史料载，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内江的糖产量和质量在全国、全省名列前茅，当时全国年产糖34万吨，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占四川的55％。从清末到50年代初，内江的糖制品通过糖业贸易网络，销售到青海、西藏、云南、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甘肃、陕西乃至新疆等地，年销售量达5.5万吨。1936年全国产糖34万吨，其中四川产糖10万吨，占全国的29.4%，内江产糖8.7万吨，占全国的25.6%，占四川的54.9%。50年代初，内江蔗糖量占全省产糖量的54.9%；1955年占四川的63%。我国著名甘蔗学家陈让卿教授1938年在为《沱江流域蔗糖业调查》一书所写的“弁言”中指出：“欲振兴中国糖业必须振兴四川内江糖业”，可见，内江糖业在全国蔗糖生产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蜿蜒峻美的沱江，将内江一分为二，江的右边叫城，江的左边叫乡。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内江城很小，街道只有大西街、小西街和南街子；楼房建筑仅有苏联人设计的有着四根圆形柱子的人民电影院，以及位于中央路的中国银行办公楼等少数几幢。城区内没有公交车，少量的人力三轮（俗称黄包车），不算多的步行人流，舒缓的生活节奏亦如将城区环抱着慢慢流向长江的沱江。乡下人进城走亲戚，挑几样时鲜蔬菜，或几斤新米之类，殷实点的人家拎上一只鸡，几天后返乡，手头必拎着城里亲戚送的“煮货”（蜜饯）。

相对狭窄冷清的城，乡的地盘更大更宽些，重要的是，那个时候的“乡”是支撑“城”的主要支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里种植着大面积的甘蔗，以及遍布乡下的糖坊和漏棚。

内江人熟知内江糖坊起源于梁家坝，而且曾氏家族以经营糖坊致富，成为内江巨室。曾氏以降，在内江经营糖坊较早的还有白马庙钟氏。白马庙《钟氏族谱》记其来川始祖钟荣普于乾隆年间由广东迁川，后来开设糖坊事。

从曾达一引种甘蔗入川到钟荣普开设糖坊历40年，拥有种蔗制糖技术为致富门径的经营之道迅速传播开来。

到了乾隆末年至嘉庆初年，内江糖业发展已很是可观。

内江郭北乡《王氏族谱》记其家族在乾隆时期经营糖业的情况有云：“南州公，讳杭，宗海第三子，茂才纯斋弟也。为人诚笃，局量宏敬。年弱冠，奋然以成家立业为己任：力穑务农，垦土执蔗，建糖局造糖霜，利常三倍，渐臻裕大丰亨。宗海二老顾而乐之。”像郭北王氏这种靠甘蔗制糖致富的事例在当时的内江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清道光十四年（1834），嘉庆时进士，曾任知府的王果私人修纂了县志《内江县志要》，其中对嘉庆年间内江的种蔗制糖盛况作了详尽描述：“中川当蜀省东西之交，南北接壤，江流萦带，地气中和，故庶物蔗生；……沿江左右，自西徂东，尤以执蔗为务。平日，众夫力作，家辄数十百人。长喙短锹，几于刊山湮谷。入冬辘轳煎煮，昼夜轮更。其壅资工值十倍。……通鬻远迩，利常倍称。”绿油油的蔗地，布满田间地头的耕耘者———一幅生机盎然的田园风景画！在这里，早先单家独户的种植方式已发展成集约化生产趋势。再看榨季时糖坊开搞的情景：“辘轳煎煮，昼夜轮更”。“辘轳”是榨蔗用的辊子（辊子有石辊、木辊）。如是石辊，多用牛拉，驾牛只数，看石辊大小而定，少则二头，多则四头。“昼夜轮更”是说糖坊收购甘蔗后，为了减少糖分昼夜轮番地榨蔗的情景。

这种景象一直维持到共和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

梁家坝曾达一后人曾维纲讲述祖辈在“用千担做木轴压蔗”的过程中开始出现把制糖从家庭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实行季节性专业生产———糖坊由此应运而生。最初出现的这种规模小，无需大资金投入的家庭式糖坊数量很多，故有“三里一糖坊（榨蔗、熬糖），五里一漏棚（加工白糖的作坊）”的说法。

糖坊一开搞（开始榨糖），糖坊的工人便三班轮流。这些工人叫青山丈，俗话叫刀班，专门负责砍甘蔗，一个刀班16人，包括一个牛毛匠，一个种子匠。牛毛匠是担“牛毛”的（甘蔗上的毛叶俗称牛毛），专门负责砍甘蔗上的毛叶。刀班匠把甘蔗尖子削下后，牛毛匠就去把尖子捆起来，将砍下的叶子和嫩尖担到糖坊里喂牛。等地里的甘蔗运完后，种子匠就去把种子（砍下的甘蔗尖子）窖好。整个刀班中，数刀班匠干活最是威风。十几个刀班赶到主人家地头，将背上的杩杈（通常叫马马肩）往地上一放，二话不说，从腰杆上抽出锋利的弯刀，将一根根甘蔗扳弯，刷刷刷地将其“斩首”。等牛毛匠去捆尖子时，他们取下叉在杩杈上的4尺长短柄锄头，对准甘蔗老蔸，一锄下去，连根带泥就是一根。之后，把甘蔗蓬起来，左一刀，右一刀，最多3刀就把蔗秆剔干净。剔好一堆捆一堆，每捆约120斤。之后，刀班匠用杩杈倒叉在一捆甘蔗上（一捆捆甘蔗早已横担在一条条地沟上），再将杩杈左右两头重量挪平衡后，连杈带蔗抬起，担上肩，左右手分别抓住两“脚杆”，挑起就开跑。

甘蔗砍下来，送进糖坊开搞之前要搞一个祀神仪式。先由道士祭辊子，敬鲁班，祭山神土地、地脉龙神。用手蘸公鸡冠血、撕鸡毛贴到“辊子”“头巾”“将军柱”和糖灶灶门上，祈求百事顺遂。然后“封海水”（又名“收火星”），用一个土陶的长颈小口罐，内装盐、茶、米、豆。道士燃烧香蜡纸钱，手执“令牌”，口里念咒语画符令，用青白布盖在罐口上，再用青白线各七根拴紧，用其令牌在盖布上面画符咒，用手挽结；最后用方形印鉴印在白布上，同时点上雄鸡血，贴上鸡毛，倒挂在糖坊大门口的门额上，以示小心火烛，安全生产。

祀神仪式做完，开始喝起搞酒，谓之吃九斗碗。九斗碗，即一桌九个凉菜，外加九个热菜（即蒸、炒、肉汤）。吃起搞酒一般坐十来桌，每桌8人。主要请两类人，一是青山户（即蔗农）、租牛户和糖坊工人，还有亲友；二是地方保甲长、袍哥等社会名流，这类人通常都是请他的一家子。青山户、租牛户、糖坊工人及老板的亲友坐一桌，地方社会名流坐另一桌。请青山户、租牛户和糖坊工人及亲友吃起搞酒，是犒劳他们种植甘蔗和榨甘蔗付出的劳动，也是为了安顿这些人的小孩以免他们去甘蔗地头拖甘蔗。

吃起搞酒不仅坐座位讲究（年纪大、德高望重者坐上席），吃法也讲究，威望高、地位高者动筷子后，大家才能依着次序，轮流搛菜。搛的菜可以吃，也可以不吃———你尽可以将搛的菜用青菜叶包起来，带回家给妻儿老小吃。当然，有身份的人是不会带的。

起搞酒开吃前，个别糖坊老板要采用拈阄的方式来决定青山户甘蔗割交的先后次序。但绝大多数割交甘蔗的顺序通常是由糖坊老板指定刀把（即工头）定。可别小看了这先后顺序，这先砍后砍可大不一样哩。谁家甘蔗砍得早，水分就够，斤两就足；其次就赢得了安排下次种蔗的时间；第三还可以先结账。甘蔗砍晚了不但水分少，含糖量低，斤两也相应差些。每年冬月，与其说是蔗农的丰收季节，倒不如说是糖房老板的欢庆节。有这样一副糖坊联：青山苦咽起搞酒；老板欢榨骑年红。

 可见，这看似热闹的起搞酒背后分明是糖坊老板煞费苦心的算计：首先是吊甘蔗的秤，那是特制的“糖帮秤”，每斤要多二两五钱，吊一百斤要另敷（敷，除皮的意思）泥水十斤或二十斤。有时甘蔗尖子下嫩了，或者蔸子没有修干净，还要另议敷秤。还有，掌秤杆的刀把另有一套过秤技术，你若对他不是格外殷勤，他可在秤杆上耍你一手，使你吃亏说不出来。再有，蔗价总是议得很低，付款又总是延期，最后扣除预付款及利息和歉收的长支。

何谓“骑年红”？糖坊因蔗源多，头年榨不完，跨年生产的叫骑年搞，喜称“骑年红”。老板倒是“骑年红”了，蔗农可就苦了，因甘蔗砍在最后，错过了来年下种，蔗农被迫穿林（剪去蔗叶）种小春从而影响产量。

榨甘蔗的地方叫八角亭，亭内安装搞盘全套设备（八角亭和搞盘，就是后来机械化糖厂的榨蔗车间）：用竖式环行，用牛力拉挽的石质公母辊子（即主动辊和从动辊）榨蔗。这种榨蔗设备有三个部分：动力部分、传动部分和工作机部分。动力石辊是用牛来拉挽的，用牛多少及编排组织，随石辊的大小而定。传动的犁辕（单犁辕）一般由三头牛并行拉动。走圈内者为“内牛”，居中者为“中牛”，走外圈的为“边牛”。放置榨蔗设备和榨蔗工人操作的地方，称“搞盘”。搞盘周围为“牛道”，即榨蔗工区。

红糖的煮糖过程先由“泡师”将“地黄缸”内的蔗汁，提倾“天盆”，笕入“头泡锅”，依次进入出糖锅。当“烧火匠”点燃火（叫架火），在蔗汁上灶（蔗汁只可进六成）时，不能掺满锅，待其蔗汁全部沸腾后，“泡师”将蔗汁内的黑泡沫（黑泡沫俗称“糖泡子”，既是喂猪的好饲料，又是制造“糖泡子酒”的主要原料）打去。一次又一次将黑色糖泡打尽后，按照锅位，依次进入煮锅。接近糖水煮成糊状液时，在煮糖锅、熬糖锅内，由“掌火师”领着三个匠师用“糖瓢”“摇瓢”：将糖瓢高高举起，让糖浆从瓢里倾回糖锅，如此反复多次。其间，熬糖匠用眼睛观察，凭经验看熬糖成熟与否。然后经过出糖锅，舀入“糖盆”散热，用糖耙推荡，使其冷却，再用糖耙搅拌，见到糖液初凝时，“掌火师”将糖盆内的流体砂糖，放进“小糖桶”，再将桶内糖倒在事先放在平地上用篾片编成、内铺有草纸的筛圈里冷却，凝结成“筛子糖”。每个“筛子糖”约重50斤，再装进双耳木桶内，每桶可装八至九个“筛子糖”。装桶子糖前，先由“掌火师”将草筋纸壳（又叫表青纸）垫桶底和桶壁，再垫上二层草纸，谓之“打底糖”，火色要比“筛子糖”稍大些；之后是一层“陷糖”（也叫内层糖），放叠一个“筛子糖”，最后在面上加“盖面糖”。待全部冷却后，用草纸、表青纸封盖好，加盖上木板桶盖子，一桶净重500斤，谓之桶子糖。桶皮上写明糖坊本家名号，如“洪兴顺号”“九龙远号”，等等。糖桶耳朵上写明收糖人名号，如“张三记”“李四记”，等等。还有“篓子糖”，其装糖方法同桶子糖相同，只是装糖的家什是用竹篾编的篓子，每包“篓子糖”可装250斤。

在内江县，糖坊的分布主要分西区和东区两大块。史家乡、白马乡为西区，西区土地肥沃，种甘蔗多，糖坊也多———糖坊的多少是根据甘蔗分布情况来定的。西区一保（相当于现在的大队）至少有一个糖坊，好的保有两个糖坊。康姓“六吉堂”糖坊算得上西区首屈一指的大户。“六吉堂”共有六所大糖坊，年榨蔗量在1400余万斤左右。康家糖坊不仅糖坊开得多，在金融界也颇有信誉，向银行贷款只要提“六吉堂”，不用物质抵押就能贷到款，称得上糖业界一块“金字招牌”。东区的高粱乡、田家乡、顺河乡、白合乡，由于土地贫瘠，主要产红苕，甘蔗种植少，糖坊相对就少。

当时稍微有点本钱的人都开糖坊。通过开糖坊，有的发了财，有的中了举人、进士。内江的许家乡开设糖坊，出过几个举人、进士。内江县松柏乡老糖坊张氏家族（今东兴区高桥镇老糖坊），俗称“般若寺张家”还同时出了四个县长和一个行政专员。

内江糖业，不只让开糖坊的人发了财，读书升了官，还养育了几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内江被称为书画之乡，远的不讲，近代就出过二张二余加一晏（二张即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善子。二余即书法家公孙长子和余燮阳。一晏即晏济元）。

据省食品工业科研所有关糖的调查资料统计，民国三十一年（1942），内江蔗区所属的六个县有糖厂8个、糖坊1347个、漏棚797个、糖坊兼漏棚961个、冰桔铺47个。四川省的半机械制糖厂全部在内江。

民国年间，稍有经济基础的内江人在本地开设糖坊已是司空见惯，但将糖坊、漏棚带出省外，外省由此而知道内江糖坊、漏棚的却鲜为少见。

世居内江县城的陈石渔，喜爱绘画外，热衷于办实业。30多岁时，陈石渔离开家乡去了贵州。陈石渔在遵义卖画的同时，替当地官家开办过石印局、蚕桑局、陶瓷厂和火柴厂。在遵义期间，他发现当地人很喜欢糖，遵义却不产糖，所吃的糖大多是从内江经山路运去的，未运过去的红糖也特别稀奇，糖的价格比较昂贵。陈石渔琢磨：在遵义开设一家像内江那样的糖房，生意肯定不错！遵义本地不大量生产甘蔗，但贵州山区与四川连壤，土质、气候相差不大，对蔗糖原料不妨进行移栽试种。这样本地能产糖了，运费也减少了，糖的价格也就便宜了。消费糖的人方便，生产糖的人也有利可图，岂不是两全其美吗？于是他筹齐资金，于1921年冬从遵义回到内江，约齐了过搞匠、熬糖匠、白糖匠、刀把手、饭头（煮饭的），以至放牛老幺等开办糖房的全班人马。

陈石渔在遵义那边经过大半年筹建，到了冬天，种放植的甘蔗成熟了，糖坊便正式“开榨”了！“开榨”第一天，远近赶来参观的人群将糖坊围了个密密匝匝。这些人看啊，问啊地没个消停。大家伙说得最多的便是：我们遵义也有糖坊了！我们也可以就近买到内江的糖吃了！很快，红糖生产出来了，白糖也生产出来了，红糖还用“模子”浇铸成椭圆形的红糖饼，糖饼上盖着“肇新糖坊”标记。“肇新糖坊”糖随即成为当地人赠送亲友的珍贵礼品。

内江人在遵义开办糖坊的事，一时在当地成为轰动性新闻。

     （作者单位：内江市东兴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