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产物，是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陶器是灿烂的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石器时代，某些族的共同体的存在及某物质文化水准，从陶器上可以得到一定的反映，在考古学中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奴隶社会时期，陶器仍是和人们日常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用器，亦是鉴别时代特征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发展到封建社会的汉代，通过陶器也是有所反映的。在西汉出现了由陶器发展而来的原始青瓷，东汉则烧制成熟的青瓷，这是古代劳动人民一项伟大的成就和贡献。

四川的陶器最早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里出土的，距今约五六千年。巫山大溪遗址、西昌礼州遗址、理县建山寨遗址，以及嘉陵江流域和绵阳、广汉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均出土了大量陶器。这些不同地区出土的陶器，均反映了不同的原始文化，但亦与其他文化有一定的关系，如大溪遗址出土的彩陶和黑陶，即具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因素；礼州遗址的陶器则与云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有关；理县建山寨遗址的陶器亦与西北的原始文化有关。这证明四川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即与其他有关地区有了文化交流。这样的文化交流，在进入青铜时代后，即所谓的巴蜀时期，在四川地区出土的陶器中表现更为明显，交往是较前更加频繁，特别是青铜时代晚期的战国时期尤为突出。直至秦汉时期，从陶器上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交流，已达到了融合的程度，即已成为一新型的延续两千多年的汉文化的重要内涵。

陶器在西汉时期，特别是在东汉时期，四川地区的陶塑艺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准。如成都天回山和郫县等地出土的陶“说书俑”，刻划维妙维肖，使人感到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彭山出土的“持铲执箕俑”，塑造出乐观勤劳、善良可亲的劳动者的真实形象；“水田劳动俑”，则俨然是一幅田园劳动的风俗画。重庆出土的持刀俑、击鼓俑、抚琴俑，成都出土的各种舞蹈俑、吹奏俑、坐俑、背儿俑等，也都塑得朴实纯真，栩栩如生，是一批富有特色的艺术佳作。绵阳出土的陶马、陶狗，成都羊子山出土的高大的驾车陶马，也都可以代表一个时期的陶塑艺术的成就。此外，还出土有一批东汉的各种陶房模型(蜀汉墓里亦出不少)，这不仅提供了研究汉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而且也可以从不同的建筑用途看出一些有关的社会问题。晚期的陶器值得一提的现象是：三彩陶塑在中原地区唐代鼎盛，成为有名的唐三彩，而四川在唐代则无三彩陶塑，到了宋代才大量出现，这表明四川在这方面晚于中原。但这里必须注意到的是四川的边远地区，在战国到西汉时期，尚保存有大石墓和石棺墓两类不同民族的墓葬，它们均留有不少陶器，值得深入研究。

瓷器在我国的出现，有关学者多认为是东汉晚期，而四川发现的最早瓷器亦是东汉晚期，这表明瓷器工艺的传播是比较快的。四川出土了大量六朝时期的青瓷。忠县蜀汉崖墓、广元昭化六朝崖墓、彰明常山村六朝崖墓，以及绵阳和成都的六朝墓葬里出土有一大批青瓷。这些瓷器胎色灰白，釉呈青黄色，多开片，易剥落，有蜡泪痕；它的器形有四系罐、六系盖罐、盘口罐或壶、唾壶、双鸡头壶和碗、盏等，都富有地方特色，当时本地的产品。在这一时期，成都和邛崃等地先后设立有瓷窑，烧制青瓷。成都青羊宫瓷窑遗址出土的四系壶即具有南朝的时代风格。邛崃固驿窑遗址早期遗存中有四系壶、敛口小杯等胎质较细，呈浅灰色，釉层较为均匀，釉色普遍青中带黄或黄色，釉面多开冰裂纹，易脱落。邛窖在隋代的产品有桥形系罐、盘口壶、高足盘和大小平底碗等。其胎质为紫红色，胎与釉间有一层白色化妆土，里外施釉。这一时期的邛崃器物，其特点与成都青羊宫出土的隋瓷相似，可看出两地烧制瓷器的工艺，有其密切的关系。唐瓷器发现不多，仅万县唐墓出土了一批各种青瓷器，具有唐初的风格，与隋瓷有共同处。唐、五代至宋的青瓷窑址有成都的青羊宫窑、邛崃的固驿窑、什邡堂窑、尖子山窑和瓦窑山窑，以及新津石厂湾窑和五代至宋的华阳琉璃厂窑等。这些瓷窑，除烧制青瓷器外，一般都兼烧青釉加彩的器物，其中以邛崃窑的加彩瓷最为著名。其他还有灌县玉堂窑，所烧制的青瓷似龙泉青瓷，可能即所谓之仿龙泉窑瓷。至于杜甫诗中所咏的大邑白瓷器，但至今尚未发现唐代白瓷窑址。五代至宋的彭县瓷峰窑所烧白瓷器，过去在宋墓中常有发现，但多误断为是大邑窑产品，瓷峰窑发现后才予以更正；此种白瓷的釉色白中带黄，纹饰是用陶印模所印。黑瓷在宋代窖藏中亦有发现，剑阁出土的两件黑瓷罐，具有建窑黑瓷的特征，但广元瓷铺窑亦产黑瓷，可能即系此窑所烧。此外，四川还发现一些宋代瓷器窖藏，其中多为外地所产的精品，艺术价值甚高。属于本地产品的窖藏，有郫县白瓷窖藏和灌县青瓷窖藏。元代瓷器在四川少有发现，仅有简阳出土的瓷坛，广汉出土的青白云纹瓷瓶和重庆出土的青白瓷贴花双耳瓶等。明瓷在明墓中出土较多，大都为青花，一般质地甚佳，当为官窑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