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市东兴区（原内江县）田家镇赵家坝人。26岁时，以长江笔名写作，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他创造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第一个真实报道红军长征；第一个揭示西安事变真相；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1937年创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1938年与胡念之等创办国际新闻社，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与廖承志等创办中共在香港的报纸《华商报》，1942年创办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任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社长；1946年，创办我党第一所新闻学校———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任校长，5月赴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0月国共谈判破裂后撤回延安，任解放日报社和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同年10月，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195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1954年调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此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政协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范长江于1970年10月23日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为表彰范长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2005年与“韬奋新闻奖”合并成为“长江韬奋奖”），该奖项是表彰奖励我国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最高奖。国务院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立时间———11月8日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少年立志  志存高远

范长江的幼年，由清末秀才、博通诗文的祖父启蒙。范家是四世同堂的大户人家，有房屋二十多间，田地两处。到范长江六七岁时，由于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内军阀连年混战，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范氏家业也难逃厄运，日趋没落。

到范长江上学时，家境已十分困难。他只得靠母亲做针线活辛苦挣得的工钱和平日自己积得的微薄压岁钱，走进学校。幼小的他十分懂事，非常珍惜这份读书机会，学习十分用功。幼年的艰辛生活，历练出他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性格。

1923年，范长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内江县立中学。随着大革命时代的到来，范长江开始阅读进步书籍，思想变得活跃起来。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与团员李原岷、刘惠、邓崇禄在县立中学组织“警觉青年谈话会”。“谈话会”每星期日举办一次，主要学习由广州寄来的有关三民主义等内容的报刊，也到校外做一些宣传，如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

1926年秋，范长江告别家人，离开家乡，去资中的四川省立第六中学商科班求学。1927年初，离开资中，沿沱江顺流而下赴重庆，就读于吴玉章开办的中法大学重庆分校。

苦寻出路 颠沛流离

1927年3月31日，范长江和同学们参加了重庆数万名工人、学生、市民在打枪坝的声势浩大的示威集会，抗议英美等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这次集会，被蒋介石暗中指使的四川军阀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重庆全城充满着暴力和血腥。反动派四处通缉革命者和进步学生，中法大学被封闭，范长江与同学秦澜波逃脱，躲在姑父家，等待时机离开重庆。6月，范长江乘轮船去了武汉，居住在汉口湖北省立第二中学专门接收重庆学生的救亡招待所。当时的武汉天天都有各种集会和游行示威，范长江积极参加，同时也有些茫然，徘徊于街头，看着匆匆行人的背影，不知出路在哪里？他渴望功成名就，心有不甘。回家去，无颜面对家乡父老，自己的理想又怎能实现……一个念头闪过脑海，他决定投笔从戎，追随革命潮流去实现理想。7月10日，范长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学生营，随部队开拔江西南昌，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随部队跋山涉水进军广州。9月，在潮州抵抗桂系军队的战斗中，部队被打散，范长江流落到汕头，但仍想方设法去寻找部队。在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居无住所的境况下，范长江几乎沦为乞丐，很快病倒街头，奄奄一息。笠日，收尸的人发现他还一息残存，施药搭救，才幸免客死异乡。

1928年夏，范长江在南京报考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选学乡村行政系，打算“将来在穷乡僻壤中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但现实很快击碎了范长江的理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国民党却节节败退，还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看到国民党实行不抵抗政策，学校又漠然置之，范长江痛心疾首，朴素的民族感情促使他要捍卫中华领土的完整和民族的统一。被激怒的范长江选择在学校晚上集合点名时挺身而出，慷慨陈词，怒斥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同学们团结起来解救面临亡国的国家。随后，他毅然与国民党决裂，抛弃学业，投身到抗日斗争中去。

1932年初，范长江到了北平，在黎锦熙主持的国语大词典编撰处谋得一份剪贴资料的工作。9月，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就读。在此期间，他一面刻苦攻读，广泛涉猎哲学、政治、经济、英语等书籍，多次参加学生抗日救亡活动。他经常冥思苦想：如何用哲学思想来为现实服务，解决积累的思想问题，弄清中国的出路和个人出路的问题。他向教授提出两个问题：一是全国人民要求抗日而政府不抗日，怎么办？二是一个人肚子饿了，自己又没钱，铺子里却堆满食物，能不能拿来吃？教授的回答是：哲学只是弄明白各学派的情况，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于是，范长江决定一边读书一边投身现实的抗日战争。

1933年初，范长江参加了辽、吉、黑、热抗日义勇军后援会，又发起组织北大学生长城抗战慰问团。下半年，他开始给《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益世报》《大公报》写稿。1935年初，他成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至此开始新闻职业生涯。

非凡胆识 成就《中国的西北角》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生了震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那就是气壮山河的史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5年5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以非凡的胆识和敏锐的洞察力，追踪报道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壮举。他不遗余力，历尽艰辛，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开始了西北采访的历程。

1935年的中国，风雨如磐，时局动荡，中日之战一触即发。当时的西北，政治黑暗，经济落后，教育落后，交通不便，消息闭塞，人民生活极其贫困。范长江凭着坚韧的毅力，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勇敢地踏上了西去的路途。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考察。他从上海出发，溯长江而上，在四川做短暂停留后，7月14日离开成都，经江油、平武、松潘到达甘肃境内西固、岷县等地，再到兰州。尔后继续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五原、包头等地。

从成都出发到江油的那天，正下着小雨，一路泥泞，车时而陷入泥坑，时而东拐西歪，坐在车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离开江油北行五里便进入山地，全是小路，汽车无法行驶，只好步行。一路所见，饿殍当道，遍地尸横无人掩埋。范长江描述道：因土豪劣绅盘剥，军阀连年战争，搜刮民脂民膏，“农村已经破坏了，家庭衣食全无着落，然而又要尽义务去修碉堡，……其死于路途者，尤比比皆是。……记者亲见盲眼老者，跛脚木匠，皆被派当夫。道路上呻吟叹息之声，不绝于耳。”在平武去松潘的途中，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军装、马裤、马靴，左肩斜跨干粮，右肩斜跨子弹带，腰间系文件包，在崇山峻岭中跋涉。他夜宿虎豹区，翻越大雪山，进入语言不通的藏族聚居深山密林区，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他在描述路途艰辛时写到：“溯岸北上，路尽在悬壁上，马不能行，一步一须小心，适可得过。愈走愈高，行仅十五里，天已昏黑，乃宿大石堡。大石堡在山腰，其东连接悬崖万丈之藏王寨。寨由石灰岩组成，周十数里，高耸云际，四面皆绝境，除二小径外，绝无路可登。”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他踽踽独行，经过50日的长途跋涉，方到兰州，行程3000余里。

从西宁去张掖，范长江与两名向导和从者，带着粮食、火柴、盐、醋等生活用品，骑马向祁连山南行进。渴了，喝祁连山雪水，困了，在马背上度过。为了沿途作细致的考察，从张掖到敦煌，范长江放弃乘车，仍然骑马，穿过“茫茫戈壁、泥泞草滩”，冒着漫天风雪，豪情满怀，策马在雪域高原，向着离太阳更近、离光明更近的地方迈进。

从兰州到宁夏，一路兵荒马乱，匪患严重。甘、宁两省交界的黑山峡，“过去数年皆为土匪散兵盘踞之地，下水皮筏十九皆被洗劫，甚至伤害旅客生命”，范长江坐在牛皮筏上，穿越激流的黄河水，越过乱石险滩，六七天的惊险船行，给他惊心动魄的旅程又增添了传奇的色彩。

这次西部之行，历时十个月，行程万余里，北至包头，西达敦煌，跋涉四川、陕西、甘肃、青海、内蒙等广大地区。这期间，范长江以其卓越的见识，博学的才华，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翻雪山，临沼泽，越过祁连山，绕过贺兰山，风餐露宿，一路去了解红军，报道红军，同时记录了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他沿途采写的旅行通讯，第一次及时、真实、公正、客观地向全国人民报道了红军长征的英雄壮举。文中对中共的军队，不称“匪”，而直称“红军”，对国民党的围剿二字打了引号，以代表他对国民党“剿匪”政策的反对，表示他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立场。

他写红军的《岷山南北军事之现实》《徐海东果为萧克第二乎》《红军之分裂》等两万多字的报道陆续刊登在《大公报》上，产生了强烈反响，震惊全国。不久，范长江西行的有关通讯被《大公报》汇集出版为一书，数月内连印九次，一时间范长江名声大震。至此，范长江成为《大公报》正式记者。

1936年8月，长江又穿行千里戈壁，深入内蒙古西部，往返两个多月，考察被日寇觊觎的这一地区的实况，写出通讯《忆西蒙》。10月，绥远抗战期间，他担任《大公报》战地记者，在抗日前线采写了许多战地通讯。12月，西安事变发生，他敏锐地抓住这一事关中国命运的重大政治事件，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从绥远前线飞往兰州，迅即奔赴西安，进入事变中心采访。在西安，周恩来欣然接受了他的采访，给他留下深刻印象。接着，他又进入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了解十年内战的经过，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作为第一个采访“红都”延安的记者，范长江“茅塞顿开”，思想发生了深刻转变。1937年2月15日，在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他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震动朝野的政论，第一个揭示了西安事变的真相。之后接连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系列通讯，并将这些通讯和其他通讯汇集成一书，畅销全国，成为三十年代著名的新闻通讯，西安、陕北之行，使长江找到了真理，思想发生了决定性转变，他于1939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此后，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创办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国际新闻社、《华商报》，在新四军军部创办中共华中书局机关报《新华报》和新华通讯社华中分社、《新华日报》（华中版），先后担任了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任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副总编辑，1947年随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任中央纵队第四大队队长。1949年5月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委会副主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总编辑。

红色种子，情系祖国故园

1950年起，范长江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1952年4月，调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热爱并倾注心血的新闻战线。1954年，范长江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后来又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范长江是政协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61年，范长江患病，中央批准他休假一年，他借此机会回到阔别20多年的内江，探望父老乡亲，同时了解故乡人民的生活状况。

在故乡田家场，他召开了有区、公社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听他们谈农村的情况，又看了公社食堂。当时由于严重缺粮，乡亲们的生活相当困难，许多人得了浮肿病。他鼓励乡亲们，多想办法，努力生产，相信困难会很快过去。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他胸怀的是故国家园之情，他如一颗种子，革命把他播到哪里，他就会把那里作为自已的故乡，情眷那块土地，将热血洒向那块土地，全心全意回馈那里的父老乡亲。

1963年，范长江带领国家科委和科协共99人到浙江诸暨县搞“四清”运动。当时诸暨县公路少，农村多未通电，他昼行田野，晚宿农舍，几乎走遍了诸暨县的高山低谷、穷乡僻壤。虽是搞运动，但在诸暨的生活中，他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爱上了这里淳朴的民风民俗，把科学知识传授农民，让诸暨县走出一条富裕的路子。1965年8月，范长江奉令调离诸暨县，他回望这里的生活，几分眷恋，几分不舍，赋诗一首：

诸暨处处可为家，高山低湖富无涯。

稻产千斤才及半，猪户五头不为奢。

七分山地多童秃，万片水田少鱼虾。

再得经营五十载，绿水青山绕万家。

诗末题词：“诸暨已成为我的第一故乡，愿诸暨成为南方兴国县。”

1970年10月23日，范长江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范长江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追求真理，关心民生，提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的“民本新闻观”。他纪念鲁迅的诗句“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也是一份自我写照。他实事求是，生活简朴，敢为人民鼓与呼的崇高品质永远激励我们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内江市东兴区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