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达，法名洛桑登真·扎巴他耶，藏族。1903 年 (清光绪二十九年) 生于甘孜县德西地村，父亲是当地白利土司属下的一名差巴。1910 年，格达被选为甘孜县白利喇嘛寺的活佛。1920年赴西藏甘丹寺朝佛学经，因聪颖勤奋，8 年后获得格西学位，重返故乡。他不仅谙熟藏族宗教，精通文史、历算、天文、藏医，而且“为人俭朴、公正、廉明，极喜帮助穷苦群众”，深受藏民拥戴。

1936 年春、夏，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以及二方面军长征先后来到康北高原，会师于甘孜县。红军进入藏区，广泛宣传革命的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等各项政策。红军还以实际行动解除了广大藏族同胞的疑惧。格达在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的亲切教导下，逐渐认识到只有工农红军才是为各族人民谋利益的军队，只有跟共产党走，藏族人民才能获得解放。因此他勇敢地投身于革命事业。

1936年5月，甘孜县成立了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华苏维埃甘孜博巴 (藏族) 自治政府。格达当选为自治政府副主席。他非常热心自己的工作，率领僧俗群众为红军作通司 (翻译)、当向导、救护伤病员、筹措军粮马料，他还动员群众把青稞、豌豆节省下来支援红军。仅他主持下的白利寺，半年内交纳的“拥护红军粮”就有青稞 134石，豌豆 22 石，军马 15 匹，牦牛 19头。为此，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特为白利寺颁发布告以示感谢和表彰。

1936年7月，红军北上以后，反革命势力进行了狷狂的反扑。红军离开的第二天。博巴政府的工作人员被屠杀者即达40余人。惨 案发生后，格达挺身而出， 与大金寺，甘孜寺当局据理力争。巧妙地把成千的红军伤病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派人将 205名红军伤员送至道孚县章谷寺，委托该寺活佛掩护治疗，并组织僧俗群众进行自卫，保护了大量的群众。格达还 写信给桑根寺的活佛桑根顿珠，谆订告诫他不要辜负贺龙总指挥的期望，要全力保护贡拉森林里的红军伤员。在藏汉人民的掩护下，红军留在康北高原的 3000 余名伤员，绝大部分都得到了救护或转移。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面前，格达严正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为了躲开国民党当局的纠缠和迫害，他带着红军和博巴政府留下的文件出走西藏拉萨避难。

抗战爆发后，格达听说朱德总司令率八路军抵达抗日前线的消息后，立即设法买了一本有朱德照片的书供在家里。后来，他又请人从青海西宁买回一张《八路军山西奋战图》挂在墙上，为八路军亲人们诵经祈祷，并编出一些有民族风格的诗歌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1949 年冬，新中国诞生的喜讯传到藏区，格达异常兴奋，派出代表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绕道青海、甘肃赴京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总理献旗，致敬，表达藏族人民盼望解放的心愿。1950 年春，康定解放后，格达在甘孜县召开了3000人的庆祝大会，并组织代表赴康定欢迎解放军，动员藏族人民积极为解放康藏的部队修筑道路，充当向导，运送粮草。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被任命为委员兼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成立时，他又当选政府副主席兼康定军管会副主任，被聘为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特邀代表。

在此期间，帝国主义加紧分裂中国，阻挠解放西藏，拉萨发生“驱汉事件”。1950 年 1月，西藏地方当局准备派出“亲善使团”赴美、英、印、尼泊尔和北京，表示要“独立”。中央人民政府当即发表严正声明，对上述阴谋痛加驳斥，并于 7 月派格达前往西藏规劝，以期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格达临行前，慷慨陈词，对自己肩负的使命充满信心，他说：“等到西藏解放后，我再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不迟”。同时他又作好了牺牲一切的准备。

1950 年 7月 10 日，格达自甘孜县白利寺启程赴西藏，一路上，他耐心地向藏族人民宣传中央人民政府的法令政策，列举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尊重宗教自由和藏族习俗，保护喇嘛寺庙，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7月 24 日，格达抵昌都后，被反动势力阻止前进，他亲往西藏地方当局派驻昌都的“西藏边使府”，向有关人员宣传全国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8月 13 口，格达拟用电报直接与拉萨的友人及西藏地方当局协商维护国家统一的问题。他说：“解放军和藏族人民是一家，我们应帮助解放军解放西藏，能为西藏解放出力，我死也不后悔”。

8月 22 日格达惨遭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投毒害死，以身殉国。在格达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亲临会场志哀，刘伯承、贺龙等赠送了挽联，颂扬了他的历史功绩。

（原载于《四川省志·人物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