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元军

一、晁公武其人与《郡斋读书志》版本

晁公武，澶州清丰人，绍兴初年中进士之后，在四川任转运司属官时，其上司转运副使井度，是一名藏书家，井度临终前，因对子孙能否保全所存之书深感忧虑，故将多年收藏的图书全部赠给了公武，共“五十箧”，加上晁公武本人的收罗，其藏书已经相当可观。在绍兴二十一年知荣州时，公武开始对这些图书进行整理校勘，对图书进行分类并撰成《郡斋读书志》四卷初稿，由其门人杜鹏举刊刻行世。在他去世后，门生姚应绩将完善之本刊刻成二十卷本的《郡斋读书志》。这两个本子皆为蜀刻本，现已佚失无存。宋理宗淳枯九年(1249年)，游钧在衢州(今浙江衢县)重刊蜀刻二十卷本，是为衢本；同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蜀刻四卷本，此本习惯上称为《前志》；同时，黎氏又刻了赵希弁据自家藏书撰成的《读书附志》一卷。次年，并刻赵希弁据衢本摘编而成的《读书后志》二卷。《前志》、《附志》、《后志》合刻为七卷，是为袁本。

《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衢本《郡斋读书志》20卷，收入的图书达1492部，基本上包括了宋代以前各类重要的典籍，尤以搜罗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更为完备。衢本《晁公武自序》云：“今三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旨论之”。可知其解题多出于心得，所以王重民称赞说《郡斋读书志》不论在目录体系上，或在提要的考订论辨上，都有很高的学术水平。^①比晁公武稍后的目录学家陈振孙说：“其所发明，有足观者。”陈氏所作的《直斋书录解题》就是效法《郡斋读书志》撰成的，有不少内容引用了晁氏的书目提要。宋末学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汉书艺文志考证》、《玉海》也大量征引了《郡斋读书志》。至于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主要是以晁、陈二书目为蓝本编纂的。直至清代的目录巨编《四库全书总目》，仍采用《郡斋读书志》的材料多达三百多条。由此可见《郡斋读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郡斋读书志》的体例与内容

《郡斋读书志》的体例仿《崇文总目》，^②分经、史、子、集四部，部也又分45小类：

经部（卷一到卷三）10 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孝经类、论语类、经解类、小学类。

史部（卷四到卷八）13 类：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史评类、    职官类、仪注类、刑法类、地理类、传记类、谱牒类、书目类。

子部（卷九到卷十四）18 类:儒家类、道家类、法家类、名家类、墨家类、纵横家类、杂家类、”“农家类””、小说类、天文类、星历类、五行类、兵家类、类书类、杂艺术类、医学类、神仙类、释书类。

集部（卷十五到卷二十二）4 类: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文说类。

书有总序，部有大序，多数小类前有小序，但小序没有标明，一般编在每类第一本书的提要里面。现以《易类》小序为例：

王弼《周易》十卷。右上下经，魏尚书郎王弼辅嗣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弼之门人韩康伯注。又载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按：此为王弼《周易》一书的提要，此后为追溯易学的学术渊源，即《易类》之小序。）

自商瞿受于孔子六传至田何而大兴，为施雠、孟喜、梁丘贺。其后焦赣、费直始显，而传受皆不明，由是分为三家。汉末，田、焦之学微绝，而费氏独存。其学无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经；凡以《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者，皆祖费氏。东京荀、刘、马、郑皆传其学。王弼后出，或用郑说，则弼亦本费氏也。欧阳公见此，遂谓孔子古经已亡。按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说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古经何当亡哉！^③

由上可知，《易类》之小序实际上是放在《易类》的第一本书王弼《周易十卷》里面。这就很容易跟提要的内容混淆。这种做法有其弊端，前未尝有之，后盖亦不见。

各书提要的内容，或述作者经历，或论图书要旨，或明学术源流，唯多偏重于考证方面。王先谦指出:“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晃氏尤冠绝。盖子止承其家文元公四世之学，藏书宏富，博览不倦，又得井宪孟赠书，益探颐钩深，发抒心得，辨正精核，为陈氏所不及。”^④言下之意，《郡斋读书志》的目录学成就尚在《直斋书录解题》之上。但是我们必须把晁公武这本书里面出现的这么多辨伪文字放在当时的辨伪风气，特别是宋学的背景下去理解。

在晃公武之前，宋代疑古辨伪的风气十分盛行。自宋仁宗庆历年间，承汉唐注疏之余绪，同时又受到刘知几特别是中唐以来疑经辨伪思想的影响，出现怀疑注疏乃至经书，以及探求义理的普遍倾向。

三、《郡斋读书志》类目探析

以下依《郡斋读书志》自身分类脉络经史子集四类作一具体的子目探析。

（1）经类

《郡斋读书志·经部大序》：

经之类凡十。其一曰《易》，二曰《书》，三曰《诗》，四曰《礼》，五曰《乐》，六曰《春秋》，七曰《孝经》，八曰《论语》，九曰经解，十曰小学，合二百五十五部，计三千二百四十四卷。……《四库书目》有经类解，类盖有补于经而无所崇属，故皆附于经，今亦从之。^⑤

《郡斋读书志·经解类小序》：

《隋志》通解群经者系之《论语类》，又别载《七纬》；《唐志》谶纬、经解二目；《崇文录》以纬书各附经末。今谶书盖鲜，而杂解《七经》系之《论语》为未安，故从《崇文录》，并谶纬，而经解之目，从《唐志》云。

《郡斋读书志》将《经解类》从《论语类》中独立出来，同时将《谶纬类》归入《经解类》。这一经部小类的调整是晁公武对经部分类的一个贡献，他分析了《四库书目》、《隋志》、《唐志》、《崇文录》各类书目中关于《经解类》和《谶纬类》的分类和安排优劣，结合书籍的实际发展情况，阐释了独立《经解类》和合并《谶纬类》的理由，也可算一家之言。

又，《隋书·经籍志》将《谥类》附于《论语类》中，晁公武将其调整到《礼类》。晁公武云：“谥，《隋志》附于论语类中，今迁于此。”譬如，书中将《周公谥法》、《春秋谥法》、《嘉佑谥法》、《集谥总录》等之类书目放到《礼类》，更为名正言顺。

（2）史类

《郡斋读书志·史部大序》：

史之类十有三：其一曰正史，二曰编年，三曰宝录，四曰杂史，五曰伪史，六曰

史评，七曰职官，八曰仪注，九曰刑法，十曰地里，十一曰传记，十二曰谱牒，十三曰目录。

《郡斋读书志·史类·史评类》：

前世史部中有史钞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钞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教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钞云。^⑥

宋代目录学著作与前代相比一大变化，就是史部中目录子目的出现。后来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中史部的目录类就收录了《郡斋读书志》。《郡斋读书志》史部分类与以往史部分类最大的不同，便是是专列出“史评类”。以往的目录书，将有关史评、考订之书附在集部总集之后，归入集部的文史类。随着集部中评史著作数量的增多，原有分类造成的不便日渐显现出来。在史部设立史评类，使得史评类著述有所归依。

（3）子类

《郡斋读书志·子部大序》：

子之类凡十八：其一曰儒家，二曰道家，三曰法家 ……十七曰神仙，十八曰释书……自汉以后，九流浸微，隋、唐之间，又尚辞章，不复问义理之实，虽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为儒术矣，况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涂之弊既息，而神仙服食之说盛，释氏因果之教兴，杂然与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虽有取焉，而学之者不为其所误者鲜矣，则为患又甚于汉。盖彼八家，皆有补于时，而此二教，皆无意于世也。八家本出于圣人，有补于时，特学者失之，而庄、老犹足以亡晋，申、商犹足以灭秦，况二教无意于世，不自附于圣人，若学而又失之，则其祸将如何？故存之以为世戒云。^⑦

《郡斋读书志》子部分为十八类，神仙、释书两类是被单独列出来归入子部，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我们知道，《隋书·经籍志》其实是把道经，佛经附在集部后面，作为另外两部，但道佛二录均有类无书，仅记总部、卷数而无具体书目。在《新唐书·艺文志》里，神仙类和释书类（佛教典籍）是放在子部的道家类里面的。《崇文总目》子部分为二十类，其中有道书类、释书类。《崇文总目》著录丰富、体例完备，每类有叙释即类序，每书有解题，为后来的晁公武、陈振孙所效法。自北宋官修目录《崇文总目》编纂后，佛道典籍改变过去依附他类的状况而有了独立的类目，同时，这种变化与唐宋以来佛道二教在中国学术领域地位的提高密切相关。

《郡斋读书志》将神仙、释书两类单独列出来归入子部，除受《崇文总目》分类法影响之外，当与晁公武自身对佛老的的钻研和喜好有关。关于这一点，陈乐素先生曾有专门阐释，^⑧认为“以儒为主，以儒为归，出入释老，程度深浅自有不同，而同是晁家祖孙历代相传的哲学思想、学术思想。”

陈乐素曾经详细比对过二十卷本（衢本）和四卷本（袁本）在这一处的差异：晁公武在写二十本的时候，还有“君子有所取”一语，四卷本就取消了；末句，二十卷本作“有以为世戒”，四卷本改作“存之以为世戒”。他在四卷本不谈君子对释老之学有所取，所谓君子，当然包括晁家祖孙，包括他自己。取消这一句，不是无意的、偶然的。“有以为世戒，”还只是一般警惕之言，“存之以为世戒”，就是有意识地把它作为反面的东西，提供批判了。这一来，四卷本的改动就比二十卷本的意义深入一步了。而他的思想，归根到底，是“儒者之道，万世无弊”。^⑨

那么，这种思想的矛盾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知道，南宋初年士大夫反思北宋灭亡的原因，大都把王安石当成罪魁祸首。晁公武著录了王安石著作有十多种，其中《王介甫临川集》（卷十九），他借别人的评语：“近时议者谓，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贻祸社稷，实出于王安石云。”他把北宋覆灭归罪于王安石。实际上，整个士林的大环境皆如此，后来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对王安石，也是持极力诋毁的态度。

晁公武是反对王安石的，但王安石喜欢谈释老，这一点是和晁氏家学以及晁公武自己是有同好的。南渡初年，胡寅上疏，就曾攻击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公之实，绝灭史学，倡说虚无。”^⑩晁公武著录王安石的《字说》（经部小学类）时，又说；“元佑中言者指其糅杂释老，穿凿破碎，聋瞽学者。”他既然攻击王安石以佛老灭绝史学，聋瞽学者，那么，他自己对释老之学，应采取什么态度呢？晁公武在《郡斋读书书志》子部序里婉转地说：“若学而失之，则其祸将如何？”就是说，还是不妨学的，不过“学之者不为所误者鲜矣。”众所周知，晁家是学兼儒、释、老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又不得不批判释老，避免与王安石同流，他是存在剧烈的思想斗争的，经过斗争，对释老的扬弃，四卷本就比二十卷本表现得更为明显。试看：

《老子道德经》的著录，二十卷本有“道德之旨，予尝学焉，通其大旨而悲之，盖不幸居乱世忧惧者所为主书乎！何其求全之甚也！”“此老子之学虽深约博大，不免卒列于百家而不为天下达道欤？”这一段不见于四卷本。

《景德传灯录》，二十卷本著录，介绍了禅门五宗，并云：“五宗学徒，遍于海内，迄分数百年。尝考其世，皆出于唐末五代兵戈极乱之际。意者乱世，聪明贤豪之士，无所施其能，故愤世嫉邪，长往不返。而其名言至行，犹联珠迭璧，虽山渊之高深，冬不能掩覆其光彩，而必辉于外也。故人得而着之竹帛，罔有遗轶焉。”这是极赞禅学人才的褒词。但四卷本避而不谈。

晁公武身处当时的士林环境，不得不自我压抑而以卫道者的身份自居，一方面以醇儒自居，一方面又割舍不断，这样一种欲语还休的心态颇可玩味。

（4）集类

《郡斋读书志·集部大序》：

集部其类有四：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说类。内别集猥多，复分为上、中、下，合四百八部，计六千一百六十一卷。昔屈原作《离骚》，虽诡谲不可为训，而英辨藻思，闳丽演迤，发于忠正，蔚然为百代词章之祖。众士慕乡，波属云委。自时厥后，缀文者接踵于斯矣。然轨辙不同，机杼亦异，各名一家之言。学者欲矜式焉，故别而序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当晋之时，挚虞已。患其凌杂难观，尝自诗赋以下汇分之，曰《文章流别》。后世祖述之而为总集，萧统所选是也。至唐亦且七十五家。呜呼，盛矣！虽然，贱生于无所用，或其传不能广，值水火兵寇之厄，因而散落者十八九。亦有长编鉅轴，幸而得存，其属目者几希。此无他，凡以其虚辞滥说，徒为美观而已，无益于用故也。今录汉迄唐，附以五代、本朝作者，其数亦甚众。其间格言伟论，可以扶持世教者，为益固多。至于虚辞滥说如上所陈者，知其终当泯泯无闻，犹可以自警，则其无用亦有用也，是以不加铨择焉。

集部“序”分三目，分述楚辞、别集，总集的产生和发展，便于读者了解分类方法和学术源流。别集类一般是指个人的文集，比如《范文正公集二十卷》，石介的《徂徕集》，包拯的《包孝肃奏议》，总集一般是很多人著作的一个总集，比如《李善注文选》，《唐百家诗选》，文说类一般是指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的著作，比如《文心雕龙》，《仕涂必用集》，《修文要诀》。

前已述及，《郡斋读书志》分类体系和类目设置多仿《崇文总目》而稍有变动。《崇文总目》“集部”分“总集”、“别集”、“文史”三类，将隋、唐诸志皆有的“楚辞”删并人“总集”类而正式增设“文史”类；《郡斋读书志》集部则又恢复为传统的楚辞、别集(上中下)、总集三类，而将“文史”类移至史部，改称“史评”。晁公武在集部又增设了文说类，使历代文学批评著作找到了自己的归宿，不再处于总集的从属地位，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文学批评著作的安置。这也是晁公武的独创。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

注：

①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页118

②孙猛认为，《读书志》的类目设置沿用了隋、唐以来的正统四部分类法。它以《崇文总目》为主，参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形成了自己的分类。见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载《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4 年）。

③晁公武着，孙猛校：《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中华书局2005年，页4。

④王先谦：《虚受堂文集》，卷三。

⑤《郡斋读书志校正》，页1-2。

⑥《郡斋读书志校正》，页295。

⑦《郡斋读书志校正》，页409

⑧陈乐素：《袁本与衢本<郡斋读书志>》，载陈乐素：《求是集（第二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285-290。

⑨陈乐素《求是集（第二集）》，页286

⑩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三年八月庚寅条。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