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川南富顺，一提起段玉裁，人们容易想到两样与之相关的物件：一个是《富顺县志》，另一个就是“段玉裁读书楼”。由此可见，虽然段先生不是富顺人，并且离开富顺已有二百多年了，但他给这个千年古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和深远影响。

段玉裁祖籍河南，其先祖随宋朝南迁卜居江苏金坛。他出身耕读之家，自幼“食贫”“赤贫”，毕生铭记“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祖训。他从小好学，6岁从祖父发蒙，7岁读《论语》，10岁读《春秋传》，11岁读《左传》，“读书日尽数千言”。13岁参加童子试，能背诵《四书》《五经》，江苏学政尹会一赞其“孺子可教”，录为秀才并奖励《朱子小学》一部。26岁中举人，会试屡不中。后在京任教职10年，并师事戴震研究音韵之学。直到36岁，才被吏部“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到富顺任知县时，正好39岁。满清王朝委派有如此人生履历的学者型官员到富顺做官，对这个享誉西蜀的“才子之乡”来说应该颇有几分福气。

一、社会环境分析

自郡县制开始，县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权，有“县之不稳，国之动荡；县之不贡，国无钱粮”之说，所以历代帝王对县级政权都非常重视，清朝也不例外。清雍正帝曾说过，“牧令乃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故得其人则民生被泽，而风俗日淳；不得其人则民生受累，而风俗日薄”。由此可见，作为基层政权机构的县官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地位，须要选贤任能，由“朝廷命官”。按清制，县官任期实行限任制，三年为一个俸期，即三年一任。段先生两任富顺知县，虽“署富顺县候补知县”，但掌一县政令，凡县内诉讼审办，田赋税务，缉盗除奸，文教农桑无所不理，其为官治学既与全国的大环境相关，又与富顺的小环境相关。

（一）大环境

段玉裁出任富顺知县时，正处于清朝“康乾盛世”的乾隆中期。这一时期，政治上实行“宽严相济”之策，重视吏治，要求勤政安民；经济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文化上重用汉人，研究汉学思想的氛围浓厚，将考据学推向高峰，形成独具特点的考据学派，编撰形成一大批很有价值的书籍。总的说来，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快速，社会平安稳定，百姓丰衣足食。

（二）小环境

此时的富顺，已经历明末清初战乱，百业复兴，尤以盐业为甚。清代的盐业，沿海各地所产海盐和池盐，均属国家专卖，唯四川井盐允许老百姓自由开采。四川产盐以犍为、富顺两县最为著名，有“金犍为，银富顺”之说。随着清政府“任民自由开凿”的政策实施，井灶遂为私产，雇佣劳动出现，陕、晋、闽、粤等地商业资本输入，“夫富，蜀之繁邑也，盐政甲乎全川……”。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府允诺“永不加课”，富顺盐场于是“井灶大兴”，年产盐6000万公斤，不久成为全川盐业中心。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农业实行休养生息，由湘、鄂、赣、闽大规模移民，梯田逐步普及，堰、塘水利工程应运而生，玉米、红薯等旱地高产作物也得以推广种植。钱粮不成问题，人口自然增长迅速，反过来又为盐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和物质条件，促进盐业手工工场的快速形成及商业繁荣。

有这样的国情和县情，就为段先生追求理想人生、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条件。再加上具备两年“四川候补知县前贵州玉屏县知县”的执政经历，段先生在富顺履行“教化百姓、听论断狱、劝民农桑、征税纳银、灾荒赈济、兴学科举”的六大职责应该游刃有余。另外，到富顺之前，他研究音韵学近十年，在学问上出成绩时机也应该到了。

二、为官之道

段玉裁自乾隆三十五年（1770）“铨授贵州玉屏县知县”始，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巫山引疾归”止，前后十年间仕途单一，只担任过川、黔四县的知县。其中，富顺“县之土于蜀较俊，其民物较阜”。段先生根据县情，实行“吏不扰民，而民自不扰吏”的施政方式，在富顺担任知县的四年间理政爱民，形成了廉政勤政的为官之道，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清正廉明

对于“廉”字，段先生注解为“仄也，此与广为对，引申之，为清也，俭也”，即清白、廉政、节俭的意思。在富顺主政期间，段先生清廉自守，在老百姓中间颇有政声。这里有两个事例：

其一，巧解“赇”字。一说起朴学宗师段玉裁在富顺的“廉”，最让人称道的是他“巧解‘赇’字”的故事。县内自流井盐场有一个富商，给段知县送来两箱礼品，一箱是500两白银，另一箱是30丈绸缎，想请段先生为他的500亩耕地和800亩山林减免赋税。段先生面对如此一笔财物，不为所动，却给对方讲起了自己擅长的文字学。他指着“赇”字说：“你看，这是一个形声字，左形右声，左边是宝贝的‘贝’，右边是一个‘求’字，也就是说，有的人一边向他人送财物，一边又向接收财物者提出非份要求，这就叫‘贿赂’。”随后，段先生将两箱礼品送还富商，并留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义之财，坚决不要”。在那个年代，一个七品知县每年的俸禄只有四十五两白银，段先生是“署理”富顺的候补知县，年收入还会更少一些。但段先生有“铁骨支贫”的祖训，有“君子固穷”的儒学思想，不谋私利，尽显一身正气，理应成为后世为官者学习的榜样。

其二，“循吏”之称。段先生在富顺这个川南的偏僻之县做官四年，当他离任后，邑人在他的住处手书“循吏段玉裁先生公余读书处”以示纪念。何谓“循吏”？百度百科载：“‘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简而言之，“循吏”就是奉公守法的官吏，是百姓钦敬的好官。老百姓在段先生名前冠以“循吏”二字，其中所包深意表达了富顺人对段先生离任的不舍和追思，更是对段先生政绩尤其是为官之道的认同和褒扬。用今天的话来说，虽然段先生离开富顺近240年了，但他依然活在老百姓的“口碑”里。

（二）勤于政事

段玉裁为官忠于职守，勤于政事，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行其权，尽其责”。 在富顺县任内，他为民办了不少实事，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重教兴学。段先生出身书香门第之家，祖父及父亲均为秀才，幼时好学，后师事戴震，深知尊师重教的重要。在富顺任内，他扩建始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的西湖书院（富顺著名书院）,增加学舍和宿舍，扩招了几十名生员，改书院名为“学易书院”，并解释改名的原因：“宋时薛（翁）李（见）二先生皆深研《易学》，用‘学易’二字为书院名，是要让大家以薛李二先生为榜样也。”《富顺县志》载：“邑人李君瑞五，为延主学易书院，从学者数十人。予亦时过书院，论议辄竟日。”足见其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学者风范。当他发现始建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的富顺文庙“庙中丹墀荒芜，明伦堂墙垣未筑，兼少二门，书役无办事处”，他就捐俸倡修，将庙中丹墀全部用石葺补，戟门、两庑重加修葺，“启圣宫、明伦堂以次修整，别构书房三间、偏厦一间”，同时对学宫“墙壁、沟渠、什物等项一并清理”。后来，他又满足县人意愿，将文昌宫迁建回原址。就这样，段先生顺利完成被喻为富顺“文脉根基”的三大标志性建筑的整旧建新工作。

其二，重修县志。很多人都知道，段先生是文字音韵训诂学的权威学者，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多少有点遮盖他作为“修志名家”的光环。早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秋，段先生恩师戴震应汾阳太守孙越薪之邀，主修《汾州府志》时，“先生曾节抄府志例言、图表、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古迹、诸门，欲以付梓，为修志者楷则”。可见，戴氏方志学对段先生影响很大，这为后来修《富顺县志》打下了基础。乾隆四十一年，一直想做点实事“以遗县民”的段先生看到乾隆二十五年本《富顺县志》时，认为“旧志苦无体例，且阙略不备，不足以论古证今”，于是“重修富邑志”。他“粗举崖概”，县人李芝则“网罗阙佚，属稿商订”，负责收集整理资料和具体撰稿工作，“五阅月而书成”。全书共五卷，体例严密、内容丰富，重视地方文献资料的搜集保存，尤以考据见长。清光绪四年（1878）任富顺知县的陈锡鬯称此志“出入班、马之间，而擅三长也”。1986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地方志词典》把此志列入“著名方志”，把段玉裁列入“修志名家与方志学家”，把“乾隆四十二年段玉裁《富顺县志》成书”一事列入“地方志大事记”。直到现在，这部清代名志仍然是“方志中之表者”，依然在发挥着资政育人的历史功能，在富顺治县兴业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其三，表彰经学之士。《易经》乃《六经》之首，段先生作为清代经学大师，对《易经》当然奉若神明，他认为“六经，犹日月星辰也。无日月星辰则无寒暑昏明，无六经则无人道”。宋代有一位人称“薛翁”的易学专家，段先生通过考证“薛翁”为富顺人，于是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之建祠堂，祠堂取名为“薛翁祠”，“俱有传记”并立“富顺县宋薛翁祠碑”，在对百姓宣传教化方面树立了典型。另外，在执政期间，段先生还访得富顺西湖边神龟山有一宋代易学大师李见当年在山中读《易经》，其遗址叫“读易硐”，便亲自前往参观，并命人在其上建造“滴露亭”加以表彰。1985年，该遗址被列为富顺县文物保护单位。这些举动，充分显示了一名知县的履职能力和社会责任感，也体现出一名学者型官员的文化素质。

三、治学之道

与从政为官相比，耕读家庭出身的段先生更喜欢研究学术。他早年师从蔡一帆“学音律”，25岁中举人后在京都得到顾炎武《音学五书》后，因“惊其考据之博衍”，便爱上了汉学。后来又拜师戴震，学益大进，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成诗经韵谱群经韵谱各一帙”。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二月“韵谱注毕”，开始撰写《六书音均表》,也开启了他一生的著书立说之路。在富顺县任期间，“盖是县于川南最剧，治者日不暇给”，但段先生从政之余不废学问，不忘学术追求，达到了为官与治学的完美结合，为“才子之乡”留下了勤勉严谨的精神财富。

（一）勤勉刻苦

据刘盼遂著《段玉裁先生年谱》“先生著述考略”所列，段先生自著、校批、纂辑的著作有29种之多。完成这么多著述，固然与他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及交往游学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在于他勤勉刻苦的主观努力分不开。这可以在他留给富顺的历史遗迹和著述成果中得到证明。

其一，段玉裁读书楼。段先生在乾隆四十二年本《富顺县志》序中写道：“所居西湖楼，一灯荧然，夫人而指为‘县尹读书楼’也”。“县尹读书楼”即西湖楼，由乾隆十八年（1753）知县熊葵向修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 (1756)，是供县衙役吏住宿之所。因凭窗可以眺望富顺西湖，当时人们又叫它“望湖楼”。段先生在富顺主政期间，他白天政务繁忙，“然每处分毕，漏下三鼓，辄篝灯改窜六书音均表以为常”。由于他挑灯夜读时的灯光特别显眼，路人就指着此楼说“县尹读书楼”也，“段玉裁读书楼”从此得名。可见，无论公务有多忙，都没有动摇段先生孜孜不倦、刻苦治学的精神。

其二，著述颇丰。在段先生治下的富顺“县带洛而衿江，山气佳秀，典午以后，才俊蔚起，文物称最盛”，再加上“民气和乐，輓输不劳，风雨既时，原隰高下倍登，盗寝讼简，予甚乐之”，“而予乃能以其余闲成诗经、小学、六书音均表各若干卷”。除此以外，乾隆三十八年（1773）初权富顺时完成“中水考上下二篇，校水经江水一篇”。乾隆四十年（1775）再权富顺后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段先生开始编纂长编性质之《说文解字读》，为耗去他毕生心血的巨作——《说文解字注》作准备工作。简言之，在富顺执政四年期间，段先生先后主要写成古音学奠基之作《六书音均表》，纂成著名志书《富顺县志》，并开启《说文解字注》的编纂工作。在这期间，正值清朝征讨大小金川，段先生还临时被调去办理化林坪点兵站事务。难以想象，一个政务缠身的知县，要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收集、考证纷繁复杂的资料，其工学矛盾突出而尖锐，工作任务繁重而艰巨。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不种砚田无乐事”的家训支撑，没有潜心学问的执着追求，段先生不可能在富顺“西湖楼”开展如此多的著述工作。

其三，刊刻书籍。如前所述，段先生勤于著述，在富顺完成刊刻的有三本。乾隆四十年（1775），“九月均书成”，“改名曰六书音均表”。“十月与戴东原书，请为序六书音均表”。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刻《六书音均表》成”。卷末有“乾隆丙申镌于富顺官廨”识语一行。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刻戴氏声韵考于富顺县署之西湖楼，而为之序”。首有书名页，中间大字题“声韵考”，左下小字题“西湖楼镌”。乾隆四十一年（1776）秋，“（富顺县）志既成，而予去富顺矣。官君体仁、周君百川，相继勼工镌板以广其传。予念士民之茂美，李君之勤劳，而官、周二君之成人之美，皆不可以不志也，遂书其后。”这三本书籍中，一本是段先生自己的，一本是恩师戴震的，一本是公家的，都在富顺刊刻而成。公家的不说，前两本属私刻本，刊刻的工价、纸墨、木料、印刷、装帧等费用是很昂贵的，审校也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讨蒐之局，缮刊之费，咸趋事以底于成”，没有勤勉刻苦的精神难以实现。

（二）严谨朴实

据刘盼遂“先生著述考略”所列，段先生著作中校勘类、考证类居多，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尽显其间。在富顺任上，有以下几例为证。

其一，探究“真人”。在宋代和明代，富顺出了200多名进士，举人、贡生逾千人，富顺“才子甲西蜀”，“才子之乡”远近闻名。不幸的是，明末清初的四川及富顺地区屡遭兵祸，人口锐减，文化教育设施受到严重摧残。乾隆十八年知县熊葵向载“邑中土地荒芜，烟火寂灭，实同无人之境”。以致段先生到富顺时的乾隆年间，只出了两位进士，其中一位就是与段先生合作编纂《富顺县志》的李芝。可想而知，段先生“施政教”之难，树立榜样、重开文风也就成了当务之急。民间传说在《易经》上颇有造诣的宋代薛翁和李见二人很快成为段先生关注的对象。为了弄清数百年前的人物真实情况，段先生开始他擅长的考证功夫。“其权知是县时，以宋史隐逸传卖酱薛翁，即王氏应麟所称卖香翁”，最终证实薛翁确是富顺人。对李见的考证同样一丝不苟，期间还搜集到李见的两句诗：“一片青衫消不得，满朝朱紫是何人？”正是有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才成就了段先生一生丰厚的学术成果。

其二，探求真知。在重修《富顺县志》时，段先生初亲自拟定篇目结构外，还躬身考订、撰写山川等卷目。“予友段君若膺，学广而闻多，尝病《水经注》讹脱难读，于江水篇为之补正；复以雒水即中水，据今证古，为考二篇。”在《富顺县志》中，像这样对于山川、古迹等的补正和考订比较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把握住了修志的史实关，既体现了段先生的严谨，更为后人研究、编纂地方志书提供了借鉴。他这种在探求真理中不盲从、只唯实的精神，让《富顺县志》最终成为了精品良志和千古名志。

四、教益与启示

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很形象地说明了基层官员的重要。段先生到偏远的富顺两署知县，做官四年。富顺在其治下，政简刑清，案无留牍，并完成多部著述，其为官治学的作风代代相传，为富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段先生的事迹告诉我们，包括基层公务人员在内的各级领导和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到勤政廉政，学用结合，切实为国家和人民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一）为官要有官德修养

从古至今，不论有无科举，做官和读书学习都紧密相联。“学而优则仕”，做官成为读书人实现理想抱负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欲为官须先修德，欲修德先修身。做人要讲人品，为官要讲官德。何谓官德？其实就是个人修养在政治上的综合体现。三国时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宋代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中华传统文化是修身的宝库，更是官德修养的源泉。

段先生在个人修养上堪称楷模。他从小“铁骨莫支贫”，到川黔“千里为官不为财”，“终身念师恩”，无不展现他高尚的人格品味，即便七十九岁还不忘告诫外孙龚自珍“博闻强记，多识蓄德，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最终成为老百姓心中的“循吏”。

我们的历任国家领导人都非常重视官德修养。胡锦涛要求领导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为民、务实、清廉”作为主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和“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要求。如果领导干部的个人修养好，那么思想道德素质就更高，就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就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反之，则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和侵吞国家财产等损害党的形象、危害国家和群众利益的现象。

（二）廉政与勤政并重

廉政，顾名思义，是指清廉为官，廉洁从政。古今中外，任何政党和团体，尽管信仰、组织路线、意识形态各有不同，但是对官员廉洁从政的要求大致相同。而勤政，其内在要求就是依法行使权力，有效使用权力，努力干事业，以积极认真、尽职尽责的态度对待工作，尽最大可能发挥公权力的职能作用，成就事业，服务人民。

廉政是为官的基本准则，勤政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两者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段先生一身正气、清白为官、勤政为民，在这方面给各级领导和干部作出了表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讲话，要求“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克己奉公，勤政廉政，关心人民疾苦，为人民办实事。”当前，廉而不勤、勤而不廉以及不勤不廉的问题依然存在，系统性、塌方式腐败问题令人震惊、痛心和警醒，与习近平主席的要求极不相符。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和监督检查以外，还要不断加强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廉政勤政”的执政理念，真正实现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愿腐。

（三）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

当前，全国上下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期，需要在各级领导和干部中倡导良好的学风，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所谓学风，也就是读书治学之风。学风问题，无论对个人或集体都是一个重要问题。优良学风包括：正确的目的、勤勉严谨的精神和开拓创新的作风。

毫无疑问，段先生作为清代优秀知识分子群体的杰出代表，在学风上为我们树立了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持之以恒、严谨求实的榜样。今天我们重提向段先生学习，是要学习他严谨治学、崇尚实证的朴实作风，弘扬他淡泊名利、潜心书斋的优秀品质，传承他“不耕砚田无乐事、不撑铁骨莫支贫”的崇高精神。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实现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全体为官当政者应该学习段先生为官治学的崇高风范，提升思想境界，带领人民群众早日建成小康社会。全体人民则要发挥主人翁精神，在各自岗位上付出更多努力，早日把“中国梦”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