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山石（湖北理工学院师范学院教授）

　　清初学人毛奇龄，字大可，世称“西河先生”。毛奇龄著述宏富，以选书严苛闻名的《四库全书》，录其著述达数十种之多，足见其在清代学术地位之重要。《西河诗话》共八卷，是体系庞大的毛氏著述中非常重要的一种，集中体现了毛奇龄在诗的解释方式、说诗与考据的关系、论诗评诗策略等方面的观念。若细读《西河诗话》，明显能感受到：毛奇龄说诗论诗，非常关注诗与民俗的共生关系，喜从“民俗”着眼，采取“以民俗说诗”的论诗策略，这成为《西河诗话》不同于其他诗话著述的重要特征。

　　诗话须解决“诗俗共生”命题

　　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一直有着采俗入诗的传统，民俗与诗歌共生的源头，可以推溯至《诗经》时代的民间歌谣采集活动。现在，普遍能为人接受的观点，就是《诗经》“国风”中的诗歌，就是借助当时的采诗制度，将民间歌谣采集后汇聚而成。但当中国古代诗歌获得长足发展之后，诗歌与民俗的关系，很快就不再单纯是采集民间歌谣这样的民俗材料这般简单了，而是慢慢变成诗人在创作诗歌时，将多样的民俗材料引入自己的歌唱中。

　　如此一来，对诗歌进行解释、评论时，要准确理解诗意，准确评品诗作，说诗者就必须要随时准备说清楚诗中包含的民俗现象，不然不可以论诗。《西河诗话》中就有其例，如卷一第九则：“予过西昌萧孟昉于长干佛寺，适句容张芳、余杭吴山涛在坐。主人出沤蓝菜说饼，坐中共作说沤蓝饼诗。第沤蓝无考，或作‘吴蓝’，或作‘瓯蓝’，俱无所据。其菜味苦，而涤淘之，香鲜异常。唯秣陵高坐寺中产此物，他处不产。或云：高坐上人从西方得此种。又云：明初黔国征南时，取之西洋[①]中。又云：海中有沤蓝国献此。不知孰是。”此处，毛奇龄对“沤蓝菜”这一地方风物，既以之为题材，形诸歌咏；又花费大量笔墨，来对这一风物进行考证，虽然苦索而无定论，但各种猜测，如从西方得种、取之西洋[①]中、沤蓝国所献，都是力图考证清楚这一风物，为后来的读者提供理解的方便。而同时，这一考证过程，又与民间传说、民间神话相关联，这又是在用民俗来考证“沤蓝菜”这一风物，正可视为以俗证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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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钱钟书的一则风物考证来作为说明。钱钟书在《谈艺录》第二则“论黄山谷诗”的“春网荐琴高”之句时，指出任渊所注“琴高”为“鲤鱼”是错误的，他援引赵与时《宾退录》所载为证：“今宁国府泾县东北，有琴溪，俗传琴高隐处。有小鱼，他处所无，号琴高鱼。岁三月，数十万一日来集，网取盐曝；州县苞苴，索为土宜。旧亦入贡，乾道间始罢。前辈多形之赋咏，……蜀人任渊注山谷时，不知土宜，但引《列仙传》，直云鲤鱼，误矣。”“琴高”原是土宜风物，而且，这一风物还关联着民间故事等民俗现象。如果不能正确解释何为“琴高”，则对黄庭坚诗句的理解就一定是不完整的。

　　所以，作为中国古典诗歌评论的主要载体的“诗话”，如果不能圆满解决“诗俗共生”这一释诗难题，那说诗效果一定不尽如人意，甚或成为千古笑柄。

　　毛奇龄“以俗说诗”的维度

　　大略而言，《西河诗话》中涉及的民俗现象，包括传说、故事、风物、杂技、戏曲、舞蹈、说梦、笑话、俗语、民间俗信、民歌、异俗等，毛奇龄自如地调动这些民俗资源，以为说诗之具。

　　在《西河诗话》中，毛奇龄“民俗说诗”的策略，基本在三重维度上展开：其一，解释、考证所论诗句中涉及的民俗现象；其二，用民俗来形象地对诗作进行评价、品评；其三，对某些民俗现象进行专门的记录。

　　第一重维度，又有两层含意：一是解释所品评的诗句中包含着何种民俗，二是用诗句来说明、解释某种民俗。于第一层含意，如《西河诗话》卷六第十三则：“京师祈雨，有诵《塞外祈雨》诗者云：‘龙女携云出，雷鞭击浪游。晴天张雨伞，炎日覆旃裘。’相传奉天俗，官府步祷，则凡路两傍士女，倚墙泼水，不顾官府，以为得雨之兆，故祷者必旃裘雨伞以障水。”毛奇龄就对《塞外祈雨》诗中包含的祈雨民俗，以奉天地区的风俗为例，进行了说明。于第二层含意，如《西河诗话》卷五第一则：“今上尝出塞驻跸乌兰布尔哈酥，有以道傍紫花献者，不得其名，然蓓蕾蕤纚可爱。询之，士人曰：‘此长十八也。’按高侍讲《松亭行纪》载元葛逻禄乃贤《塞上曲》云：‘双鬟小女玉娟娟，自卷毡帘出帐前。忽见一枝长十八，折来簪在帽檐边。’则知其名旧矣。”对于“长十八”这一地域特征极浓的植物，也一样可以当成地方风宜土物来看待，毛奇龄便征引诗句来说明这一风物。

　　第二重维度，用民俗来形象地对诗作进行评价，这是毛奇龄“以俗说诗”的大端。毛氏对诗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对诗人的品评，很多时候都借助民俗来形象说明，如诗的雅、俗问题，《西河诗话》卷五中言：“诗以雅见难，若裸私布秽，则狂夫能之矣；亦以涵蕴见难，若反唇戛膊，则市牙能之矣；又以不著厓际见难，若搬楦头、翻锅底，则呆儿能之矣。然则为宋诗者，亦何难、何能、何才技，而以此夸人，吾不解也。”毛奇龄不仅指出，诗以雅正、含蓄蕴藉、不露痕迹为高，而且，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使用了“俗”的手法，诸如狂夫、市牙都是“俗”味说法，“搬楦头”“翻锅底”等更是民间俗语，来说明诗歌过于直露的毛病，形象生动。

　　第三重维度，是毛奇龄在《西河诗话》中，仅仅记述某些民俗现象，甚至完全不涉及说诗这一主题，这一点使《西河诗话》显得更为独特。如卷一第十七则：“秣陵周雪客饮，席有陈道人在坐，请为幻术，取萁秆及菼，吹之出火，引扇邀月栖壁，一切射藏发覆，揭之如睹，且能使握松相博，彼我互易。时客有谓五金不能易者，雪客取金二，令纪伯紫、方邵村分握之，道人呼曰：‘过！’忽伯紫手中觉金从虎口拔去，而邵村食指隙内有物纳入，及开掌而彼金已移此矣。后道人避席，席中各书纸阄，杂和之令射。道人至，手抡其阄，各认取分还，然后亦书纸，与阄并发，悉吻合。唯至姜定庵阄，咨嗟曰：‘此三字难射，当是一鳞虫名否？’定庵私喜，以为必失，盖其中本‘花龛’二字也。及书发，曰：‘花合龙。’其巧如此。时有诗记之，见《罗村集》。”此则中，毛奇龄所津津乐道的，完全集中于幻术（即魔术）、射覆这样的民间杂耍、民间游戏等民俗现象上。毛奇龄似乎忘记了自己写的是诗话，他已经完全偏离了说诗，仅在末尾以“有诗记之”几字提及，一笔带过。

　　“嗜俗”原因及诗话意义

　　毛奇龄“嗜俗”，喜欢在论诗谈艺中织入民俗，之中的原因也值得探究。

　　首先，毛奇龄对民俗的价值体认，一直延续着“观风问俗”、以风俗观治乱的传统理念。历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如毛奇龄这样的仕宦之人，对民俗极为关注，因为他们坚信，有良俗，才有良治，风衰俗败，一定关联着政毁人亡。出仕为官之人，如果有治理好一方百姓的抱负，不仅会关注治理辖地的民情风俗，保护好有利于地方治理的民俗，而且会不遗余力推动新的良善民俗的培育、生长，以便构筑出理想中的良俗公序，形成俗美人和的治理局面。

　　其次，毛奇龄在学问上炫博逞才的疏狂气质，也让他喜欢借助民俗来舒洒才情。《四库总目提要》评价《西河诗话》时这样说：“毛氏性疏狂，论诗扬唐抑宋，多出己意，不免失据。然精于韵学，故与诗学亦自不隔，论诗乐关系等尤有可听，与王士禛、赵执信等专研古诗声调者又自不同。又以经历广泛，曾任职史馆，其笔亦擅状物记事，上自宫闱秘阁，下及市俗名物之牵系于诗者，随所闻见，信笔书来，颇存明末清初坛坫之状貌。”所以，毛奇龄是出于对自己学养的自信，才选择“以民俗说诗”的路子。

　　再次，诗话中使用民俗资源来说诗，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解释效果。正如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所说的：“倒是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钱钟书就认为，“先学无情后学戏”这句谚语，比狄德罗的《关于戏剧演员的诡论》以及一大批研究者论述的“演员必须自己内心冷静，才能惟妙惟肖地体现所扮角色的热烈情感”要明白晓畅得多。毛奇龄在说诗中如此看重民俗，也是因为他在解决诗格、诗识、诗才、诗与经、雅与俗等诸多重要的说诗命题时，能一语中的，直击问题的要害。

　　《光明日报》（2024年06月2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