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苏酒中无屠苏

邢乐萌

屠苏酒,这个名字承载着千百年来的春节记忆,但“屠苏”二字究竟何意,却是众说纷纭。节日酒品常以时令药材制作而成,如端午节的雄黄酒、重阳节的菊花酒等。屠苏酒却并非以屠苏为原料。

清董诰《饯腊迎祥册图之屠苏介寿》(作者供图)

制酒:合药浸酒以辟疫

屠苏本为植物,但它不可食用,历代《本草》中也没有屠苏入药的记载。这种植物往往出现在与建筑相关的描写之中,如北周王褒《日出东南隅行》诗中的“绣桷画屠苏”,指的便是在屋椽之上绘制屠苏草的图案。屠苏究竟是何种植物已不可考,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提出,屠苏是一种“大叶似蒿”的阔叶草,在有的地方唤作头苏,但这只是音近原则下的推测,毕竟,现存的屠苏酒方中并没有头苏这味药材。

屠苏酒原是由多味中药浸制而成的调配药酒。今存最早的屠苏酒方,出自南朝刘宋陈延之《小品方》(《肘后备急方》卷八所引),名为“正朝屠苏酒法”。方中使用到的药材包括:“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祓楔(即菝葜)二分。”将这七味药材细切,盛贮在绢囊之中,于除夕中午垂入井下,在井泥之中悬置一晚,元旦一早取出浸入酒中,便制成了屠苏酒。唐代《备急千金要方》、宋代《伤寒总病论》、明代《本草纲目》等医药方书中都载有屠苏酒方,药材种类与制作方法基本保持稳定,只是药物用量偶有调整,有时会再加上一味药材防风。

翻检《本草纲目》,会发现用于制作屠苏酒的七味药材,都有着散寒、辟瘟的功效。主料大黄能够通泄“壅滞水气,温瘴热疟”,是张仲景治疗伤寒的常用药;川椒则是祛除“六腑寒冷,伤寒温疟”的极阳之药,也是汉代最为流行的元日辟疫酒——“椒酒”的主要原料。大黄与川椒一阴一阳,本已有推陈致新之效,再配以“除寒热,止呕逆”的白术、“解表发汗”的桂心、“补血气,除寒热风痹”的桔梗、治风痹的乌头、“治时疾瘟瘴”的菝葜,在疏风散寒、养气温中方面应当有着明显的效用。

屠苏酒作为治疗瘟疫的合剂药酒,它的保健功能来源于药与酒的配合。酒在这份药方中的作用,在于激发药效,如方中的大黄乃是苦寒之药,“用之须酒浸煨熟”。正如陆游《除夕》诗云“炽炭炉中百药香,屠苏煎酒代椒觞”,炮制屠苏酒的药香,与杯中的氤氲酒香,触发着古人对于年节的嗅觉记忆。

命名:草屋中的神医传说

屠苏这个名词更为常见的义项是指建筑物。屠苏是一种平顶草屋,东汉服虔《通俗文》称:“屋平曰屠苏。”《宋书》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住屠苏曾被雷击倒,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载一位禅师居住于寺内屠苏中,可见屠苏是汉魏隋唐时期的常见建筑,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可居住。比如王安石《元日》诗中为人熟知的那句“春风送暖入屠苏”,亦被许多论者认为,是在描写茅屋中的春节景象。

深山藏神仙,草庐寄神医。草屋这个意象为屠苏酒添上了一层神秘的背景,于是民间便流传起一种说法,认为屠苏酒是由寄居草屋的医者发明。唐代韩鄂的《岁华纪丽》中就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俗说屠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夜遗闾里一药贴,……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已。”《四时纂要》又进一步为这个草庵安上了一个具体的归属者:“屠苏,孙思邈所居庵名。”

不过,如前所述,屠苏酒法在刘宋时期已有明确记载,不可能直到唐代才被孙思邈发明。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也写道,元日早晨的拜贺仪式要“进屠苏酒”,这说明至少在南朝时期,屠苏酒已从一众药酒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固定的节令酒品。

魏晋人心目中也有一位医圣。《小品方》便称,屠苏酒方乃“华佗之法”,并称此方经过魏武帝曹操的验证。日本法典《延喜式》中也记载,华佗“以此方与曹武帝”。华佗本人并未留下关于屠苏酒的论著,我们无从验证他是否就是屠苏酒的真正创制者。或许正是由于屠苏酒在治疗瘟疫方面的奇效,使其成为春节民俗中重要的固定酒品,所以民众便将酒方的发明权归属于心目中的“名魁大医”,编述出一段段悬壶济世的传说。

饮酒:去故纳新的元日仪式

对于屠苏这个酒名,古人除了从名词角度加以猜测以外,还有一种基于字义的联想。屠与苏是一对反义词,“屠”意为杀戮,而“苏”字又写作“甦”,有“死而复生”之意。南宋陈元靓的《岁时广记》引《孙真人屠苏饮论》云:“屠者,言其屠绝鬼炁;苏者,言其苏省人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称:“此药屠割鬼爽,故名。”古人认为疫病由疫鬼传播,“屠鬼”当是由驱疫产生的联想。

屠苏酒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预防伤寒瘟疫。《小品方》称屠苏酒能够“令人不病温疫”,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亦称屠苏酒能够“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伤寒曾是汉末魏晋时期最致命的疾病,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自己的族人“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防治瘟疫最关键的时间节点就是冬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论述过,四时之气皆可致病,尤以冬季“最成杀厉之气”,是全年疾病的根源。如果在冬季触冒寒气,又没有及时调养,立刻发病的就是伤寒,潜藏到春夏还可能变为温病与暑病。

元日是腊月与正月之交,作为冬季之中阴阳转换的节点,便是最为重要的辟疫时段之一。屠苏酒的药囊要在十二月晦日调配,于新年的早晨制酒饮用,这个特殊的制作时间,蕴含着去故纳新、调和阴阳、更新魂魄的意义。《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元旦饮食皆与辟疫有关:“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比如,椒柏酒、桃汤都是汉代便已流行的辟疫饮品,敷于散、却鬼丸是用于驱邪除祟的药品,用大蒜、小蒜、韭菜、芸薹、胡荽制成的五辛盘能够“辟厉气”,吞服鸡蛋则能“辟瘟气”,防止“恶气中人”。屠苏酒置于这一饮食序列中,显然也有着同样的辟疫功能。

屠苏酒从调配到饮用,都有着明确的仪式规定。据《岁时广记》引《孙真人屠苏饮论》,屠苏酒一定要在元日清晨家族团聚之后“东向进饮”,在古人的方位观念中,东方是阳气生发的方向,屠苏酒不独在药理上具有祛除时疫的功效,而且人们还用仪式行为强化了这种心理期待。可以说,屠苏酒的制作与饮用,类似于一场特定时间、空间中的辟疫仪式。

团圆:屠苏酒中的家族情怀

屠苏酒不仅能治愈伤寒疫病,还能够有效防止瘟疫的传播。伤寒是一种家族性传染病,往往一人染病,阖族尽丧,曹植在《说疫气》中就写道,当时的疫病导致“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历代屠苏酒方中,皆强调此酒“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饮罢将药滓置于井中,“可世无病”,俨然瘟疫阻断药。

正因为涉及全族的健康与平安,屠苏酒也是团圆之酒,要在阖族团聚的元日共同饮用。饮屠苏酒有着特定的饮用顺序,在长幼咸集的元日聚会中,要让年幼者先饮,老者后饮。这在向来尊老重孝的文明传统中形成了一种“标而异焉”的节日特例,于是在西晋时,便有不解其意的人们向当时的礼学大儒董勋询问原因,董勋说这是因为“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故后饮酒”。屠苏酒的顺序中竟藏着年龄的“相对论”,新年对于青年人来说意味着成长一岁,对于老者来说却是失去了一岁,屠苏酒一反齿序的饮法,寄寓着对年岁赓续的重视。

总之,无论是向上追索住在茅屋中的发明者,还是从动词的角度拆解屠苏的字义,都只是后人的推测,而对于这一年节风物命名的阐释,其实反映着人们对这个节日的认识。从药理上说,屠苏酒是预防时疫的保健药酒,而从文化心理上来讲,饮屠苏酒的元日节俗则凝聚着人对于更新魂魄、延年益寿、家族绵延的期待。

屠苏酒的形式在历代有所改易,但寄寓其中的春节祝愿却始终如一。在唐宋时期,城市的发展催生了新的聚居形式,屠苏酒的饮用方式也经历了城市化的改良。此时的“屠苏散”已经变成了调配好的时令药,据《岁时杂记》记载,“医工以腊月献药,以风药为主,亦有献口脂面药及屠苏者”,《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宋人笔记中也都有相似的记录。医工们按照医方比例调配好“屠苏袋”,作为节礼送给那些高门富户的老主顾,普通民众也可以从医铺中直接买到调配好的屠苏酒散,带回家中再浸入酒水即可饮用。即便是游宦在外的士子,也能与朋友共饮屠苏酒,完成这项寄寓着健康祝福的元日仪式。

大约在清代,以屠苏为名的酒品便已变为粮食酿造酒,清朝许琰在《风俗考义》中称“今以黄酒代之”。时至今日,屠苏酒这个神秘的名字,已从特制的防疫药酒,变成了寻常百姓家的年节贺酒。屠苏酒虽然不再具有防疫的实用功能,但是元日饮酒作为春节文化的一环,仍然凝聚着千家万户对于辞旧迎新、家族团圆、健康美满的祈愿。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1月17日第16版

作者:邢乐萌(中国民俗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