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廉为政不徇私情

——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

孟 红

邓颖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蜚声海内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她严于律己、大公无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只看重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群众的幸福,事事处处真正做到了清廉为政不徇私情。巴金曾深情地追忆说:“邓大姐走了,她是一个好人,一个高尚的人,没有遗产,没有亲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个大公无私的人,她是一个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样,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臧克家说:“我曾写过一副对联:‘应凭业绩标高准,不以浮名树伟人。’邓大姐,人去了,而遗爱很深、很深!”赵朴初赞誉:“功成辅贤相,藏光不轻吐。景云增日明,美锦助衮辅。”2024年是邓颖超诞辰120周年,笔者特作此文,以表达对邓颖超的无限崇敬与缅怀之情。

对任职:公事为重,毫无怨言只讲奉献

邓颖超与周恩来相濡以沫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始终“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恩爱情深归情深,但在遵守党纪之严格上,二人甚至对爱人更会铁面无私。

在邓颖超任职上,周恩来的态度十分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不少党内外人士曾向他提议,邓颖超是早期中共党员、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凭她的能力、贡献、资历、经验和声望,完全可以胜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应为她安排个职务。周恩来拒绝了,说:“我是政府总理,若她再担任政府的一个部长,那么,我这个总理和她那个部长就分不清了。人家会把她那个部长说的话当成是我这个总理的话,把她做的事当成是我支持的。这样,家庭关系、夫妻关系、政治关系、政府关系,就都到一起去了。这就不利于我们党的事业,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他还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她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

周恩来还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4年,在筹组第四届全国人大领导班子时,毛泽东曾批准提名邓颖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也被周恩来压了下来。直到他去世后,邓颖超在1977年被选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才得知毛泽东早有批示。

1960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密云水库。

对此不近人情的做法,邓颖超毫无怨言,表示:“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她将这看作严格家风,体现党的优良传统。

1984年4月,邓颖超曾对亲属们说:“解放初期成立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你们的伯伯不同意;恢复妇联时,人家又要我上,他还是不同意;定工资时,蔡大姐是3级,我是5级,到他这儿就给划到6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里有我,又划掉了,就因为我是他的妻子。现在我当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这些工作都是党分配的。但如果你们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邓颖超讲这些事,旨在教育后辈,说:“名人之妻难做。你们是名人的侄儿侄女,也同样难。你们只有好好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才能做好本职工作。”

邓颖超所说的难,主要来自她本人的自觉自律和周恩来的严格要求。二人有个君子协议:“两个人不能在同一个部门工作。”因此,多少年来邓颖超处处谨慎,总是尽量避免给他的工作带来麻烦。

邓颖超曾写给周恩来一段话:“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这种为了共同信仰而舍生忘死的战斗情谊,是他们一生都极其珍惜的。1976年初周恩来病逝之际,邓颖超在特意精心制作的花圈上署名为“战友小超”,足见“战友”一词在他们心中的神圣地位。

周恩来、邓颖超在余暇漫步中,探讨工作,交流思想。

长期担任邓颖超秘书的赵炜曾说:“一位伟人的身影太高大了,自然就会遮挡住与他互为伴侣的另一位伟人的光辉。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中共九大后,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林彪的夫人叶群都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论资历、论能力、论贡献、论威望,身为周恩来夫人的邓大姐哪一点都不在她们之下。以她的才干和资历,担任党和国家的高职本来应该是顺理成章。但是,在周恩来生前的岁月里,邓颖超一直都保持着低调,除了在全国妇联担任一些领导工作,她几乎没有出任过任何国家重要职位。为了支持周恩来的工作,邓颖超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做了很多物质上和职务上的牺牲。”

“春天过后不是秋,何必为年龄发愁,你的生命要与人民的事业结合起来,白发就上不了你的头。”这是邓颖超最喜欢的诗句,也是她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终生的信念,更是她终生坚守与践行初心使命的真实写照。

对组织:纪律至上,一丝不苟模范执行

1970年元月间,邓颖超陪同外宾去延安参观。回北京时,延安人民想带点礼物给周恩来夫妇。大家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几位年岁大的同志说:“总理爱吃小米,就捎2斤小米吧!”于是,就把2斤小米用一个小布袋装起来,送给了邓颖超。

邓颖超笑着对大家说:“延安的小米,恩来同志见了一定很高兴。吃上延安的小米,就像是回了一趟老家。”说得大家都乐了起来。

接着,邓颖超又说:“不过粮票和钱你们得收下。我们党有规矩,不送礼。要不我带回去,恩来同志肯定会批评我的。”

1973年,周恩来重返延安,同当地干部群众在一起交谈。

大家说:“2斤小米怎么好收钱和粮票呢?这是我们延安人民的一点心意。”

邓颖超和蔼地说:“延安人民的心意,恩来同志一定很感激。但他从来不违背党的规定,不然你们这里出小米,他们那里出别的特产,大家你送一点,我送一点,那我们家里还了得!共产党不能搞这一套。”一番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就这样,邓颖超留下粮票和钱,才带走了2斤小米。

还有一次,总理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路过南京,南京的同志托他带点活鱼给周恩来。这位同志说:“你们知道总理的脾气,他是从来不准请客送礼的。”当地的同志再三解释,这位同志执拗不过,就打电话请示邓颖超。邓颖超开始不同意,后来南京的同志又请这位同志打电话,就说这是饭店全体服务人员的一点心意。最后,邓颖超来电话,一方面感谢同志们对周总理的关怀,一方面提出两条要求:一是少带点,不准超过2斤;二是按市场价格算钱,把发票同鱼一起带来。

1973年5月1日,邓颖超陪同美国妇女代表团在北京中山公园参加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活动。

1973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著名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夫人因病住院。这是件大事,中央领导十分关心。和杜波伊斯夫人关系很好的邓颖超,不仅亲往医院探视,还按西方国家习惯,送了一束鲜花表示慰问,并事先清楚交待“鲜花以我个人名义送,钱也由我个人付”。但友好协会办公室的同志认为,不管以什么名义送,都是工作需要,不应该让邓颖超个人付钱。待花送去后,就把发票交给财务科报销了。

随后,邓颖超查问得知,坚持“事先已经说好的事”,没有一点通融的余地。最终,友好协会办公室的同志只得从会计那儿取回发票,寄给了邓颖超。

一束鲜花值不了多少钱,但邓颖超毫不含糊、坚持原则的态度,折射出老一辈共产党人在无人时、于细节处时刻把握自己,带头身体力行、严格自律的作风精神。

对同志:热忱施爱,舍得花钱待客或相助

邓颖超和周恩来关心同志疾苦而广交朋友,大爱予人与热情好客,是有口皆碑的。

周恩来从不理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也不知道一个月花多少剩多少。

有一次,周恩来又留客人吃饭,照例仍然说是他请客。邓颖超听后,就在旁边开玩笑说:“怎么老说是你请客,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在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分开算算。”后来,从1964年起,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果然周恩来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等开销后一个月就所剩无几了。从那以后,周恩来虽然还是请客,但再留人吃饭总是特别声明:“今天是邓大姐请你们吃饭的。”

邓颖超身上体现的危难不弃肝胆情,更值得钦佩。

1962年,邓颖超到东北地区视察期间,同吉林市妇联干部合影。

1957年,邓颖超约时任北京政法学院教授兼副教务长、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的雷洁琼到自己家中共进午餐。一见面,邓颖超就亲切地握住雷洁琼的手嘘寒问暖,向她了解几位老知识分子和党外民主人士的情况,说:“我们党与非党朋友就像红花与绿叶一样,只有红花没绿叶,花也不好看的,更重要的是,花也长不好啊。”她的这番寓意深长的比喻,使雷洁琼进一步明确了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1958年4 月,冰心的爱人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在全家感到冤愤无告之时,周恩来和邓颖超派车接他俩进中南海做客。冰心一见到邓颖超,一腔悲曲倾泻而出。邓颖超同情和理解地握着她的手,仔细听她诉说。邓颖超的关怀使冰心感到了安慰和信心。乌云驱散之后的新时期,俩姐妹又常常相约观赏满园春色,邓颖超还总是采上一大把西花厅院中的白芍药送给冰心。有一年,冰心因事未去赏花,邓颖超惦记着她,就专门带了花前去探望,使冰心感到如沐春风。

的确,邓颖超有时会陪周恩来去外地工作,因为没有个人的工作安排,她常常需要自己交房费,甚至有时连服务员的费用,都是她自己垫付的。

高振普自20世纪60年代初被分配到周恩来身边做贴身卫士15年,后任邓颖超的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周恩来逝世后,高振普和其他人员整理了周恩来夫妇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据高振普回忆说,“总理的月薪是404.8元,邓大姐是342.7元。他们的支出项目有伙食费、党费、房租费、书报费、零用钱、捐赠费和特支,也就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的费用。从1958年到1976年,总理和邓大姐共收入161442元,补助亲属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10218.67元,这两项占总收入的1/4。” 高振普还说,在他到西花厅工作期间,总理和邓大姐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逝世的时候,俩人合计有5709.8元的积蓄。此后,邓颖超还交过3000元的党费。1992年,邓颖超逝世,遵照嘱托,高振普将她所有的积蓄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

对亲属:视如己出,但不失严格要求

为了少让周恩来分心,邓颖超有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处理好亲属间的事。她不仅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而且对于亲属孩子们的爱既有慈的一面,也有严格认真的一面。当涉及到党和国家利益时,她一定舍小家为大家,率先遵守党纪国法,做出模范带头作用,教育晚辈要克己奉公。

1954年初,邓颖超获悉周恩来侄子周尔均积极要求进步光荣入党时,欣慰地马上提笔写去一信:

尔均同志侄:

航快信已收到,知道你已加入共产党,甚为兴奋!今后,你必须加强党性的锻炼,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断的为着共产党员的八条标准而奋斗,不要辜负了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争取如期转为正式的党员。你必须注意密切的联系群众,关心群众,向群众学习,从而你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你自知应不骄不馁,但必须从思想上行动上加以不断的实践为要。

兹就你的同宇伯父(七伯之弟)因公赴渝之便,特函介绍他来看你,我们的情况可由他告诉你。你的情况望能告他转我们。我的病已较前大好了,每日已可工作二三小时,你可勿念。

匆此,即祝进步、健康!

邓颖超

一九五四、一、廿四

这封信给了周尔均巨大的鼓舞和鞭策,成为他这一生实践入党誓言的座右铭。

1951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同侄儿女在中南海。

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对亲属的要求一直极其严格,甚至近乎苛求。终其一生始终热切地期望侄儿女辈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也就是做最普通的人:当工人、当农民、当教师、下基层,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为此,他们曾不得不干预对晚辈们中间一些人的工作安排,明确表态,不同意任命较高的职务,当了兵的要退役,要到牧区、农村劳动,甚至爱人从外地调北京的要返回原籍等。为此,邓颖超逝世时在所留遗嘱中专门讲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侄儿女辈,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领导和同志们,勿以周恩来同志的关系,或从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我也坚决支持的。”邓颖超的这些做法,看似“太不近人情”,其实,在这中间蕴含着她对晚辈的爱,这是一种最深沉最富有远见的爱。

周恩来、邓颖超以博大的爱心,抚养大一个个烈士的遗孤。

1970年底,周恩来侄儿周秉和从插队落户的延安,参军到了新疆喀什,并拍了军装照寄来,想让伯伯和七妈高兴高兴。

很快,邓颖超提笔给周秉和写去一信:

秉和,我和你伯伯都看了你的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

就这样,周秉和只当了三个半月兵,又回到延安继续当农民。

原来,当时全国有上千万的学生下乡插队落户。为逃避农村艰苦生活,不少干部子弟以参军服役为名想方设法到部队去,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邓颖超认为周家孩子不能带这个头。于是,她便唱起“黑脸”,亲自写信、谈话做工作,得到侄儿及其家人的理解与支持。

对自己:谨严律己,既做人低调又生活节俭

邓颖超不平凡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使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但她从不居功,从不愿宣传自己,更不愿有人为她写传。对于宣传个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拒绝:“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要为自己留什么?!”她永远忘不了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永远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1987年,某家出版社拟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籍,里边准备写邓颖超一篇。看到报告后,邓颖超坚决不同意。她说,长征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在休养连,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们的帮助跟过来的。她严肃地说:“长征中我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

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过程中,也接触到许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她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妇女代表之一,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一写邓颖超的想法。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向她征求意见时,邓颖超郑重地给有关领导同志去信,言明自己不同意的态度。

据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的李琦回忆说:“她(指邓颖超)一向不同意宣传她自己,历来反对为她树碑立传。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

直到1988年党中央批准了为邓颖超写传的任务时,邓颖超才表示:既然组织上作出决定,只好服从。谈到如何写她的传记时,邓颖超不是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而是要执笔的同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个大胆尝试,创出新的风格,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既写成绩,也别忘了写缺点。她多次这样讲:“要写就写全面,不要只是颂扬。”

周恩来去世时所用的骨灰盒很普通,但邓颖超一直叮嘱工作人员要好好保存起来,等她自己去世时也要使用它,避免浪费钱买个新的。

邓颖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有关部门要为她换汽车,她坚持表示不换。有人提出,你的外事活动多,要到机场没红旗车不方便。她说:“没红旗车,一样做工作。我是邓颖超,坐在任何一种汽车上要去接外宾,他们会不让我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邓颖超为政治局委员后,她又婉言谢绝一些人要给增加秘书、警卫员的好意,并主动找有关部门说:“一切照旧,职务变了,地位变了,一切待遇不变。”

邓颖超晚年常对周围的同志讲:“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万岁!”她所倡导的就是“一生奉献,毫无索求”的精神。她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大声疾呼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很明确,关键是执行,“不仅是执行,而且要自觉,要带头”。邓颖超对同志严格要求,诲人不倦,语重心长;对自己严于自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她在一次中央纪委全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谈到,“刚进城的时候,我用的枕头是由几件单衣叠起来做的枕芯”。周恩来逝世后,有些博物馆想征集遗物准备展出。邓颖超跟他们说:“这个困难得很,我们身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更没有想到革命胜利后,死了还要搞纪念馆,要把那些东西留着作纪念。”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孟 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