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

形成和完善

李德英 陈梦遥

一、毛泽东提出进行三线建设

1964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计委正式提出“三五”计划初步设想——一个以“吃穿用”为中心的国民经济计划,并提出要“争取到1972年建立起一个小而全的国防工业体系”。虽然李富春在计划设想中提出全国工业要合理布局并且要积极准备酒泉和攀枝花的建设,但还没有领会毛泽东要加强战略纵深的意图。5月27日,毛泽东正式提出三线的概念,同时强调要建设攀枝花。毛泽东要求建设攀枝花,其意图不只是增加一个基建项目,事实上,建设攀枝花也是解剖后方建设的“麻雀”,从而为三线建设其他项目的上马提供范例。这些基建项目的上马会改变“三五”期间的投资分配比例,陈东林称这一改变为从“吃穿用”到“战备”,更具体地说,是从“两个拳头”为重点到“一个屁股”为重点。这次会议上李富春提出“三五”计划按照“吃穿用、国防、基础工业”的顺序布置工作,政治局集体讨论后,决定将工业纵深布局提到更重要的位置,将发展“吃穿用”和三线基础工业建设结合起来。

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之后,国内存在一种意见,担心敌人不来会造成浪费,毛泽东自己也有所顾虑,他几次就这个问题询问其他干部。经过调查和思考,毛泽东提出了两条坚持进行三线建设的理由:一是如果实在要打,在他们这一代领导人还在的时候打也好,二是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经过漫长时间的战争考验的领导集体,他们具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因此毛泽东认为在他们还在的时候发生战争“也好”。而且毛泽东判断当时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若是中国已经做好战争准备,美、苏两国会考虑发动战争的代价和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极有可能放弃战争的打算。毛泽东的意见被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所接受,他们分别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完善了三线建设观念。

二、其他领导人完善三线建设方案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加强三线地区的建设、发展基础工业这一思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表示赞同,但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

刘少奇从中国的国防战略角度出发分析毛泽东的观点,提出“要做准备,要经常有敌情观念”,因此他认为“三线现在不着手,耽搁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

与刘少奇不同,周恩来将目光聚焦于国内建设整体上的平衡,从多方面考虑将建设重点放在三线会带来的影响,寻求更加完善的三线建设方案。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提出“我们第三线是空白架子,非要去建设不可”,在此基础上,周恩来从几个方面提出了三线建设的补充意见:其一,不能因为建设三线而忽略一、二线原本的建设规划,三线建设要考虑一线过于集中的不利,同时一、二线要服务于三线的建设;其二,要通过三线建设把攀枝花和云贵川联系起来,避免继续在三线地区搞“大而全”的工厂,重复一、二线地区工业过于集中的失误;其三,基础工业要在国防尖端和支援农业的基础上“坐得扎实”,为农业方面提供支持。周恩来考虑到实施三线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隐患,为之后的具体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指导意见。比如:1964年9月薄一波在谈到由一线到三线的迁厂问题时,强调“不能在后方搞成新的大城市,防止造成工业交通布局上新的不合理”,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防止新的“大而全”思想。类似的情况发生在西南三线建设中,根据1964年11月西南局向中央汇报的情况,西南三线建设当时出现了在重庆、成都等大、中城市附近安排企业过于集中的问题,这一情况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0月26日薄一波等人向中共中央提交1964年搬厂问题请示报告,报告中建议规定因三线建设迁建的工厂不得进入成都等八个大城市(除特殊情况外),以避免三线工厂过于集中的问题。与刘少奇和周恩来不同,在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后,邓小平直接分析三线建设的具体实施问题。结合我国基本建设投资不能大幅度增加的国情,邓小平认为因建设三线增加的投资要从基本建设投资内部做出调整。同时邓小平认为毛泽东强调三线建设是“逼我们把基础工业搞起来”“三五”计划的工作布置必将发生改变,他领导“三五”计划制定的工作思路也为之转变。

三、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正式出台

三线建设提出之后,考虑到当时国内“吃穿用”依旧紧张的局面,中央政治局决定“三五”期间“吃穿用”和三线建设都要适当发展。但是随着美国在越南侵略行动的扩大,战火燃至中国南部边境,毛泽东认为后方的工业建设有必要从紧从快地完成。

1964年7月上旬,美国对北越发起武装进攻。此前,毛泽东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提出中越两国要共同对敌。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地方党委要搞军事,并提出了敌人来了不一定会“北顶南放”、准备好打歼灭战等主张。8月 2日,美国“马克多斯”号在北部湾与越南海军激战,借机轰炸中国南部边境,声称“要追击到中国国内,要打中国空军”。随后毛泽东在《人民日报》拟发表的反对美国武装侵犯北越的文章上批注“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越南战争的扩大使毛泽东对工业布局的问题更加担忧。1964年8月,毛泽东在总参作战部递交的《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上批注,强调“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至此,“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彻底转移到建设三线上面,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正式出台。

在毛泽东看来,国家随时可能进入战争状态,“三五”期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三线建设要快,在听到李富春汇报钢产量的时候,毛泽东问李富春“还能不能再快”,并指示“还有搞氢弹、导弹也要快,三年太慢了”。1964年9月13日,李富春向毛泽东致信,信中谈到“过去几年,我们对这一思想的了解是片面的,过多地注意了一线,忽视了三线,使工业布局不合理。我们必须争取用7年到10年的时间,改变目前我国工业布局的面貌”,因此,“三五”计划的5年应该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且这个准备应该在三到五年内做好,否则就要做好边打边建设的心理准备。1965年1月,毛泽东对余秋里说:搞好三线建设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搞不好我们也可以用常规武器作战,即使要打也可以边打边建设。三线建设战略正式出台后,中共中央围绕三线建设做了一系列指示:一、建设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特别是要建设好三线地区的酒泉和攀枝花钢铁厂;二、对第一线的调整,采用“停、缩、搬、分、帮”5种办法;三、在一、二线的帮忙下,各行各业都要在三线搞成一套,建立战略后方;四、在一、二线各省安排小三线,搞好小三线的军工厂、搬迁后方、交通运输、战略物资储备、山区农业建设以及医院学校和领导机关防护工程的建设。在一、二线地区建设21块后方基地。

随着这些军事主张的提出,全民动员的三线建设拉开帷幕,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也浮出水面,中共中央针对这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三线建设战略决策日趋完善。

四、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完善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出台之后,毛泽东提出计划工作中要注意老百姓、打仗、灾荒三个因素。在毛泽东看来,“吃穿用”是民生,也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因此,毛泽东要求实施三线建设之后不要降低“吃穿用”水平,决定“三五”期间拿出二百亿元资金来保障农业生产和降低部分生活资料价格。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观点总结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解释“备荒”是“以农业为基础”方针的进一步阐释,“农业就是备战”。周恩来担心由于强调三线建设而将农业问题疏忽了,多次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当时北方八省大多需要进口粮食且长期需要南粮北调,又经常出现灾荒,周恩来提出这一地区的农业要像基础工业、国防、大小三线一样重视。除此之外,周恩来认为“农业还没有过关,工业也不算本事”,要求工业支援农业。1965年,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发展农业。3月5日,周恩来出席农业生产工作会议时强调“粮食是首要问题”,从备战需要来讲,“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粮”。9月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各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11月讨论“三五”计划方案时,周恩来指出“三五”计划建设要有农业、国防、援外、大小三线、基础工业五个重点。

发展农业是三线建设有序进行的重要条件,随着三线建设的推进,农业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比如,1966年3月31日,邓小平考察西北三线的建设情况后强调“西北的关键是农业”,应该重视粮食产量。邓小平注意到西北地区如果不注意农业问题有可能犯错误,如果三线地区要调入粮食,无法实现粮食自给,对国家会是个很大的负担,“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都会受到影响。为此,邓小平提出西北三线地区发展农业,要达到一定的产量要求。

然而,自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提出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渐将“吃穿用”问题视为“三五”计划的首要问题,三线建设提出之后,农业要挤出资金为三线建设服务,农业投资不足,成了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三线建设战略出台后,中央提出要处理好经济和国防的关系,在工业建设中注意“和战结合”。这一方针要求和平时期的民用工业做好战时准备,军事工业尽可能生产民用产品,实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互相促进。战时后方工厂要发展农业和生产,注意好老百姓、打仗、灾荒三个因素。事实上,三线建设战略出台后,在突出国防、保证备战的前提下,对于关系到战略布局、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项目也追加了一部分投资。“和战结合”的方针不仅适用于工业建设本身,也适用于处理农业和三线建设的关系。比如:建设三线可以发挥基础工业支援农业的作用,化学工业生产的化肥和机械工业生产的农机都是农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按照“和战结合”的思路,周恩来将发展农业的方法总结为“依靠农民、依靠集体、依靠科学”。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农业主要是靠大寨精神,靠群众办事”的意见,提出了依靠农民和集体的观点,联系工作实际和建设经验,周恩来又提出了“依靠科学”。“依靠科学”的含义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工业部门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和科学的管理方式实现对农业的支援。这一支援首先体现在直接为农业提供生产资料,“重工业部门应该首先为农业提供越来越多的机械、化学肥料、农药、燃料、电力、水利灌溉设备和建筑材料”。其次,工业可以为农业提供一些间接的物质支持和辅助工作,比如工业可以生产质优价低的水陆运输工具,帮助农产品运输,销售工业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农业机械修理和技术传授工作提高农业部门的机械化水平等等。此外,工业部门可以创新自身管理体制,加强与农业部门的互动和联系,比如,一些三线工厂推行亦工亦农的临时工、季节工和轮换工制度,能够培养农民、提高农民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和自身的知识素养,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除了依靠工业,1965年周恩来在听取鲁大中汇报三线建设时说:三线建设节省下来的建设投资分成三份,其中一份帮助农民搞“三不四要”,使农业增加生产。“三不四要”是三线企业的建厂原则,其中“三不”旨在尽可能使三线建设不给农民、农村带来干扰,“四要”则是要求工业支援农业,解决农业用水、用电、用肥和喂猪泔水。一些地区的农业通过“四要”的政策得到了发展。比如浦陵机器厂附近的是石盘大队,通过浦陵机器厂支援的水和电,增加了灌溉面积,实现了农田水利化,又通过工厂提供的肥料增加了粮食产量。三线企业通过“三不四要”的方式支援农业,又带动了农民参与三线建设的积极性,浦陵机器厂周边的公社社员“腾房给工人住,帮助修公路”,为工厂的建设和生产带来了帮助。

五、结语

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出台和形成是“吃穿用”和国防建设两种需求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防建设的需要逐渐占了上风。环境变化是这一战略出台的直接原因,但国际形势的变化只是三线建设战略形成的外因,解决发展“吃穿用”和国防建设之间矛盾的关键在于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一矛盾的内因。然而,无论是外因还是内因要发挥作用都离不开人的能动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动适应变化中的国际形势,积极寻求解决三线建设资金问题的方法,促进了发展“吃穿用”和国防建设之间矛盾的解决,也完善了三线建设战略决策。

在三线建设战略的形成和完善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中,毛泽东随时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了各个时期的世界政治格局并做敌情分析,敏锐地洞察了我国面临的战争威胁,及时提出了做好战争准备的意见。周恩来则将目光聚焦在国内的经济建设,思考如何保障国家全方位的建设和平衡,三线建设战略把基础工业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农业和文教等方面的建设需要对基础工业让步,周恩来担心农业发展不足会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多次强调建设农业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在三线建设时期发展农业的具体方法。邓小平则发挥协调作用,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既要把握中央决策,将决策精神向下传递,又要具体对接各项工作,将建设反馈的信息上报给中央,提高决策的科学性。1966年邓小平视察西北的时候,了解到农业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如果三线地区农业不能自给反而会误事”,这一信息使中央领导人更加清晰地认识农业问题,在决策中寻求发展三线地区农业的方法。

为做好三线建设战略部署下的一系列工作,决策集体中每一个单位和个人都在自己的工作职责内采集信息和分析思考,提出针对各项工作的具体举措。比如:三线建设提出前后,军委总参作战部递交了与三线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为毛泽东思考和把握国家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军委不仅在三线建设决策中发挥作用,也参与具体建设工作,比如对小三线的安排是由周恩来和罗瑞卿共同商讨后作出的报告,这一报告要求搞好小三线的军工厂、搬迁后方、交通运输、战略物资储备、山区农业建设以及医院学校和领导机关防护工程的建设,既考虑了经济建设,又突出了国防战略。不仅军委,国家计委也在三线建设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计委根据国际国内各方面条件的变化制定了“三五”计划,确定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计划内容,为有效落实三线建设战略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对于一些具体部署,计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办法。比如对于一线地区的企业,国家计委在充分调研之后,提出采用“停、缩、搬、分、帮”五种办法进行调整。

总之,三线建设决策在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考中提出,又在决策集体中每一个单位和个人的具体工作中完善。在分析和思考各方面反馈的信息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调整和完善自己的观点,不断为三线建设赋予新的内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德英(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三线建设研究分会副秘书长,四川省三线建设研究会理事)

陈梦遥(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2022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