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毛泽东标准照

丁晓平

从大合影中裁剪处理的毛泽东标准照

毛泽东最早的标准照,无论是从时间还是地点上来说,都应该出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江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上,毛泽东受到排挤,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作报告;27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2年1月,受到排挤的毛泽东到江西瑞金城郊东华山古庙休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身份,才有了第一张标准照,并被悬挂在当时瑞金苏维埃政府的墙壁上。

最早标准照拍摄于1927年3月10日

毛泽东的这张照片,最早公开发表在1935年2月15日出版的《老实话》杂志第56、57期的合刊上。在合刊的封三,分上下两栏发表了3幅图片。上栏刊登的是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三位红军将领被捕后的合影照片,下栏正是“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中华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标准照”。

1935年2月15日出版的《老实话》杂志封三

从《老实话》的封三还可以看到,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下方,清清楚楚地写着一行说明文字—“瑞金克复后墙上所遗留之匪首石印像片”。从这一行说明文字中,不用分析,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两张照片显然是当时红军领导人的标准照。

毛泽东的这张标准照,1927年拍摄于武汉。我们知道,1927年,毛泽东在1月4日至2月5日,用了32天的时间在湖南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随后,他于2月12日回到武昌。当月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抵达武昌,一家人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这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3月10日至17日,他在武汉出席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4月12日,蒋介石却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4月27日至5月9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八七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奉命离开武汉,回到湖南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全权负责改组湖南省委。也就是说,1927年1月到8月,毛泽东一直在武昌生活居住。

那么这张标准照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呢?

经考证,笔者认为拍摄于1927年3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式,并拍摄了合影留念。在这张合影中,毛泽东站在中排右边第三位。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宋庆龄(前排左六)、吴玉章(前排左十)、董必武(中排左二)、林伯渠(中排左九)、夏曦(后排左四)、恽代英(后排左七)和邓演达(后排左八)。

另外,从1935年12月至1938年2月出版的《救国时报》发表的毛泽东照片来看,1936年12月之前该报刊登的毛泽东照片均为这幅肖像。而1937年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里,也曾悬挂过这张毛泽东的“标准照”。毛岸英和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同学还曾在父亲毛泽东的这张标准照前有过一张合影。

毛岸英(中间位)和中国同学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发表“标准照”的《老实话》

《老实话》是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主办的一份旬刊,办刊地点在当时西单兴隆街南安里2号。据该刊主编张佛千回忆说:

民国二十四年我于役北平,华北局面日紧,国家积极备战,我奉命随众加入青帮,以便将来转入地下工作或参加游击可得到助力。我们拜的就是杜心五老师,他是北方青帮大字辈的领导人。一头黑发,双目炯炯有神,身材不高,看上去不过五十许人,有人说他已过九十。

青帮收徒要“拜香堂”,那是繁文缛节的隆重大礼。后来我曾参观一次“拜香堂”,地点是一个像王府的深深庭院,要走过好几进屋子,跪拜无数,折腾两三个小时。杜老师对我们这一群人特别破例,只要办一桌酒席,老师高坐在上,我们一一下跪敬酒,规定两手五指提住衣领,作一个简单的姿势,现已记不清了。我们在北平西长安街一家很大的饭庄(好像叫XX春)请酒,与我一同拜师的记得有现亦在台的张宣泽兄(他当时担任对傅作义的联络工作,后来做了朱长官绍良的佳婿,甘新省府委员,银行监理官等)。拜师后发给我们一枚铜质圆形证章,上有简单的图案,据说是全国帮会团结抗日所统一制发。拜师后将近一年中我曾看过他十多次,他对我极为亲切,每次都要我坐在他身旁,常常向来客夸我:“能言善道,文章又写得好,是我们新得的人才。”很想访问他的生平,但来看他的人太多,找不到一段清静的时间。心想以后有的是机会,我带了照相机,照了很多相。

北平军分会撤销,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调任西北剿总政治训练处处长,他是黄埔一期的长者,黄埔同学都尊称为“扩大哥”,为人宽厚和易,大气磅礴,他要我到上海办刊物,以便保持高水准,邮寄西北部队,不属西北剿总政训处工作范围的华北部队也照旧寄发。这是一个罕见的有魄力的决定,于是我于二十四年五月离开北平,经武汉而到上海。我在上海所办的杂志,因为是旬刊,所以就名《十日刊》。

此文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8卷第6期,题为《从拜师大侠杜心五说起—兼记我所认识的张锦湖、黄金荣、杜月笙》。

张佛千在1935年2月就曾“预言”:红军将建立西北根据地

张佛千,本名张应瑞,1907年出生,安徽省庐江县黄屯乡人。南京一中毕业后,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历任中国国民党总政治部设计委员、国民政府国防部新闻局三处处长、陆军训练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陆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台湾防卫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衔。国共内战时,曾在胡宗南、孙立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手下工作,其时与熊向晖亦是好友。退役后,任台湾淡江大学、文化大学董事、永久荣誉教授及《联合报》顾问。他是近代知名报人,当代台湾著名教授、作家、楹联家。犹擅长撰联,以嵌名联闻名于台湾,有“台湾联圣”之称。其室名为“九万里堂”,由张大千题匾;书房“爱晚斋”由钱穆题写。两岸互通后,曾多次回大陆省亲。

1935年2月15日,发表毛泽东“标准照”的这一期《老实话》杂志,在首页头题位置还发表了一篇军事评论,题为《剿匪全局之一要着》。作品署名“佛千”,可见作者即《老实话》的主编张佛千。

我们知道,1934年10月10日晚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万6千余人,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毛泽东是10月18日傍晚,带着警卫班离开江西于都城,踏上长征路的。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1月19日,毛泽东同军委纵队离开遵义,到达泗渡。中央红军分3路从桐梓、松坎、遵义地区向川南开进。1月28日,鉴于川军的围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决定撤出青杠坡战斗,作战部队和军委纵队迅速轻装渡过赤水河,开始了红军长征中举世闻名的四渡赤水之战。

2月2日,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西入云南,重新调整部署,将“追剿”军改为第一、第二路军。何键为第一路军总司令,率主力“围剿”红二、红六军团,另以一部封锁湘、黔边境,防堵中央红军进入湖南。龙云任第二路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集结川、滇、黔边地区,“追剿”中央红军。

2月10日,中革军委在云南威信县扎西进行整编。

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停止向川北发展,而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

上述情况正是当年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和红军长征的战略态势。可以说,在那个历史的现场,处于艰苦卓绝中的中共中央和红军也没有确定将去西北陕甘宁建立革命根据地。而身在北京的张佛千,就在2月15日出版发行的《老实话》上发表了这篇非常有见地的军事评论文章,极有前瞻性地指出:红军将建立西北根据地。现在读来,也令人震惊,非常有意思。因张佛千当时是站在国民党反动立场上阐述意见的,所以其政治指向显然是错误的。下面全文摘录,仅供研究参考:

四川的剿匪情势,最近已渐好转,过去指挥不能统一,现已一律由参谋团用蒋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过去军风纪过于恶劣,自从中央军胡宗南师入川后,纪律严明,川民爱戴,风声所树,川军也渐觉悟;过去赏罚不分,自从蒋委员长电令将侯之担扣捕后,接着又分奖邓田潘三部,赏罚分明,士气一振,连日川军捷报频传,并不是偶然的事。将来南昌行营结束后,最高统帅进驻宜昌,剿匪的形势,一定有更大的进展。

今日川匪的形势,虽已不复如朱毛初窜川黔时的严重,但是剿匪的前途,仍很可虑。就最近徐向前进犯广元集结主力于嘉陵江岸的形势看来,颇有分窜甘陕,建立西北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企图。当民国十六年时,第三国际的代表鲍罗廷在武汉的共党会议上说:“共产党在中国内部欲建立它的基础,是非常艰难的工作,唯一的顺利的前途,是在攫取西北,获得苏俄直接的援助。”虽然当时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嘲笑这一个意见,认为鲍罗廷打算把社会主义建设在沙漠上面,但是经连年失败的结果,共匪中已喊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假如这一阴谋得以实现,则其为祸之烈,将更有甚于江西,更有甚于四川,所以我们一方面除应抽调重兵驻陕甘边境外,更须以大军向川北推进。最近接防广元的胡宗南师,无论在质与量两方面说,都是模范的部队,但这次因为一路军邓锡侯部南移,胡师接防未竣,兵力过于薄弱,始有前数日广元的危急。由于这一教训,中央对于川北更应该盛陈武备,以防万一,这是剿匪全军中的最重要的一着。

不久的以前,杨猴小匪部突由察绥南窜,传闻系共匪的煽动,也很有蛛丝马迹可寻。现已窜入陕境。而陕甘两省小股土匪还很多,星星之火,将来都可助成燎原之势,我们民族外在内在的敌人,都打算在西北建立他们的根据地,我们应该怎样建立我们的根据地,这真值得我们的努力,保障西北的重要,又不仅在防止匪祸的蔓延,又不仅在消灭我们内在的敌人了。

张佛千的这篇文章,真可谓是带有很强的预见性,对西北根据地的重要性阐述得也非常清楚。文中还引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形容红军发展壮大的可能性,真不愧是一篇具有战略性的军情咨文。

历史没有假设。几十年过去,如果当初蒋介石要是采纳了张佛千的这个建议,历史又该以什么样的逻辑呈现呢?

1935年2月15日出版的《老实话》杂志封面

来源: 炎黄春秋杂志社( 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12期 )

作者:丁晓平( 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