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5期“三线建设专刊”

亓伟 :死后把我埋在宝鼎山

朱 珠

20世纪60年代,党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攀枝花以丰富的资源优势和战时易于隐蔽的地理优势,被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在攀枝花建设时期有着一支为振兴新中国特别能战斗的工人阶级队伍,其中有一位建设者,被誉为“宝鼎青松”,他就是亓伟。

亓伟1911年10月出生于山东莱芜,1938年1月参加革命,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八路军中当过战士,担任过班长、排长、司务长、供给处主任等职务,后转业地方,1958年调云南省工作,先后担任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党组书记,云南煤炭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1964年11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对攀枝花地区进行全面实地考察,并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做汇报,说明宝鼎矿区储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而后,来自全国28个地区的煤矿职工,包括25个民族的4000多名建设者,告别家乡,告别亲人,齐聚金沙江畔,汇集宝鼎山下。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亓伟主动请缨开发建设宝鼎煤田,辞别妻儿,离开四季如春的昆明,到攀枝花担任宝鼎山(攀煤公司前身)煤矿建设指挥部党委书记。

196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是没有攀枝花这座城市的,当时这个地方属于荒山野岭、不毛之地,没有路、没有水、没有住处、更没有电。然而,每当亓伟爬上海拔1900多米的宝鼎山,见雄鹰在脚下盘旋、白云在身边飘荡,顿时豪情壮志充满胸臆。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攀枝花很美。周围的同志都感到不理解,对亓伟说:我们怎么看不出美呀!我们看这里是穷山恶水。亓伟却说:你们看不出来美在什么地方吧?宝鼎山下埋藏的是什么呀,是煤!这不美吗?你说金沙江这个水恶吗?炼钢没有水行吗?煤矿没有水行吗?所以我看好这个地方,我死了以后也要埋在这里。

1965年春,宝鼎矿区的建设全面展开。众多建设者面对的是“上有蓝天一顶,下是荒山一片”的局面。放眼眺望,只见峰峦重叠,山山相连,沟壑纵横,方圆百里不见村庄。第一批进来的工人,露宿在荒山野岭。后来,虽然搭了席棚,仍是不遮日,不挡风;白天烈日烤,夜晚蚊虫叮。工人们睡的是用树干拼起来的杠杠床,喝的是一盆盆从金沙江里端上来的泥浆水。再加上气候多变,许多人一度不适应环境,有的嘴唇裂了,有的头昏气喘,职工队伍出现了波动。面对困难,亓伟认为,往往物质非常缺乏时,精神就显得尤其重要。于是亓伟开始从抓职工教育和学习入手,他利用工余时间,组织矿区领导以及各级干部和工人,学习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等文章。大讲“愚公移山”精神,大讲大庆工人阶级的英雄事迹和加快宝鼎矿区建设的重大意义。他说:我们眼前这点苦,比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树皮,算不了什么。大庆人冒严寒、占荒原、练了人、出了油,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我们要以红军和大庆人为榜样,吃大苦、创大业。亓伟说到做到,以身作则,和工人同住席棚、同锅吃饭,带领工人同天斗、同地斗,使广大职工树立了“天大困难脚下踩,扎根宝鼎把矿建”的思想。正气上升了,思想统一了,人心也安定了。从此,矿区里早上便有了读书声、歌声、出操的口令声,职工的革命精神劲高涨起来。从宝鼎煤矿上马那天起,攀枝花的第一个电厂也即将建成,需要用煤。早日拿出煤炭,保证电厂发电,就成了当时加快生产建设速度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按矿区总体设计方案,无论先上哪一对矿井,至少需要2—3年时间才能建成。是按照矿区总体设计,按部就班,坐等条件?还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创造条件尽快拿出煤炭?矿区党委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恢复小宝鼎矿的生产。

小宝鼎矿,是1958年“大跃进”中建设起来的一个年产3万吨煤的小煤窑,1962年就匆匆下马。当时,小宝鼎煤矿(原宝鼎煤矿)只有主巷道130米、副巷道60米、回风道120米,已经封闭3年。乱石成堆,茅草丛生,巷道多处倒塌堵塞,修复的工程量很大。面对这种情况,亓伟根据全局需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投入修复小宝鼎煤矿的战斗。为解决井下通风问题,亓伟与一些老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多次下井观察,在合适的地方开了几个小口,实行自然通风;没有风镐、电钻,就用钢钎加大锤来开掘,没有机电运输设备,就用简易轨道和手推车运输。经过28个昼夜奋战,修复了矿井,出了工程煤;到1965年2月25日,已掘进主平硐280米、回风巷250米、绞车道350米,铺设轨道700米,形成采区。1965年3月1日,小宝鼎煤矿正式出煤,日产原煤90吨,保证了渡口发电厂投产用煤。看到渡口通上了电,亓伟比谁都要高兴。

亓伟对职工的生活特别关心,为减少几百名职工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时间,他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不准搞特殊,不准在食堂吃小灶;每天要到厨房帮厨,等工人都打完饭,领导干部再打。按理说,亓伟作为领导干部,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开个小灶合乎常理。可亓伟不这么想,有一次食堂给他弄了个肉菜补身体,不仅被他拒绝了,他还批评了食堂的工作人员。他说:“群众没肉吃,你给我吃,这是脱离群众。”他曾说过,干部不能脱离群众,和群众越近越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通过这些事情,使得干部群众之间关系非常融洽,大家都非常敬佩这位老书记,亲切称他为“贴心书记”。

每天超负荷地运转,再好的身体也吃不消。繁重的工作拖垮了亓伟的身体,1971年5月,正当矿区建设蓬勃发展的时候,癌症把这位为革命事业忘我工作的老领导缠住了。一天,亓伟在施工现场突然病倒,送到医院后诊断为食道癌晚期。为治好亓伟的病,矿区党委立即派人护送他到北京治疗。在去北京的途中,经过亓伟位于昆明的家,正好给了亓伟一次难得的探家机会。6年了,这是亓伟来到攀枝花以后第一次回家和家人团聚。对于家庭和子女而言,亓伟的心里只有愧疚,因为他为家庭付出的太少、太少……回到久别的家里,回归熟悉又陌生的妻子、儿女身边,亓伟沉默了。看着儿女渐渐长大,而自己却未能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现又癌症缠身,对家庭的眷恋、对妻儿的不舍顿时涌上心头。铁骨铮铮的老革命、老红军,在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的硬汉子,此刻也留下了辛酸的泪水。几十年来,只有这一刻亓伟才真正地属于他的妻子,才是孩子的父亲。

次日,妻子陪他去北京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医生叮嘱亓伟的妻子,要好好照顾他,如果休息得好的话还能维持8个月生命。从北京回到昆明后,大家都劝亓伟好好休养,还为他安排去安宁温泉疗养,但都被亓伟拒绝了。亓伟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此时,他想的是回到攀枝花,重新投入宝鼎的建设中。因为宝鼎的建设还没有完成,只要活着一天,他就要争取多一天为宝鼎矿区建设出力。亓伟对妻子陈书兰说:“书兰,我得回渡口去。”妻子知道他从来说到做到。第二天下雨,妻子准备要个车送他,但被他拒绝了。亓伟带着重病又回到矿区,直到站在宝鼎矿区的土地上,他才感觉到心里踏实了许多。

宝鼎矿区一个医生问他,有病为什么不在家休息。他说:“你应该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要回来。我还要动员家里人都来,学习老愚公嘛,愚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我也要教育子孙,建设宝鼎山。”于是,亓伟提笔给妻子陈书兰写下了一封不平常的家书:

书兰:

你好!我最近身体很好,请不要挂念。

这段时间在医院里闲暇无事,想到了过去很少想到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忙于工作,对于你和孩子很少顾及,内心深感惭愧。可是我是个共产党员,党的事业高于一切。现在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确实很想回家和你们多住些日子。但是我又离不开宝鼎矿区,离不开攀枝花,所以我想如果你能把孩子们领来这里安家就好了,我的愿望就能实现了。更重要的是,我已经老了,而攀枝花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孩子们来了,就能继承我的事业,像老愚公那样,祖祖孙孙挖山不止,直到实现共产主义。你好好考虑一下,我期待着你的回信。

祝你和孩子们安好!

3个月后,妻儿从昆明迁到了攀枝花。重新见到妻儿,亓伟的病一下好了许多,身体刚有所好转他就跑到指挥部要求工作。党委领导经不住他三番五次的恳求,同医生商量后,只好和他立下了半天工作、半天休息的约定。重回岗位后,他又像往常那样,拄着棍子,不分白天黑夜地下基层、听汇报、研究工作。由于操劳过度,病情一天天加重,癌细胞扩散到肺部,咳嗽不止,亓伟只得再一次住进医院。经检查,他已到了生命最后时刻。亓伟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传遍矿山,职工都纷纷赶到医院看望他。在生命垂危之际,亓伟仍笑着说:“同志们不要难过,我不要紧,望你们把攀枝花建设好……我死后,请把我埋在宝鼎山上,让我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

1972年3月26日,亓伟在渡口煤炭指挥部医院逝世,终年61岁。遵照他的遗愿,人们把他的骨灰埋在了宝鼎山之巅,让他实现了日日夜夜看着攀枝花出煤、出铁、出钢的心愿,他也被人们誉为“宝鼎青松”。

风雨铸英魂,岁月树丰碑!正是有了千千万万像亓伟这样的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和无私奉献,才铸就了新中国不倒的钢铁脊梁!他们带着青春、带着热血、带着对党的无比忠诚,用生命铸就了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激励着我们把伟大的三线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指引着我们建设美丽幸福和谐的国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5期“三线建设专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 朱 珠(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