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辟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

贺新元

内容提要: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索的伟大梦想,也是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始终坚持把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统筹思考和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作出的历史结论。当然,这一论断离不开邓小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伟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按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现代化内在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逻辑,开辟出一条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新路。本文拟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这一新路如何开辟、其唯物史观基础与主要内容作一历史梳理和理论探讨,以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

关键词:邓小平 四个现代化 中国式的现代化 民族复兴 战略新路

历经改革开放所取得伟大成就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开辟出一条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把这条战略新路正式表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随后作为“十个明确”中的重要内容写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然成为我们党百余年来奋斗的一个历史主题和结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今天,我们站在新征程新的历史起点上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战略道路继续前行,落实和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要求。

邓小平(图源:共产党员网)

一、“民族复兴”与“现代化”问题的历史出场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进步的文明成果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的异化、两极分化、社会贫富差距、阶级对立、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严重后果,并埋下了其自身毁灭的种子。在18世纪西欧工业革命掀起的现代化浪潮中,资本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所谓资本主义“文明”推向其定义的“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并“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一个由资本主导的被简单粗暴地划为两个严重对立的民族阵营的极不平等的殖民体系的世界,即一边是拥有强大资本并剥削地球上绝大多数民族的为数极少的资产阶级民族的阵营,另一边是组成这个“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民族的阵营。在这个世界殖民体系中,对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民族的一切掠夺都是资本“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于是,“民族复兴”和以什么路径推进“民族复兴”问题,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到处“安营扎寨”而历史出场。在西方殖民体系中的任何一个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要想复兴,必须先摆脱殖民状况获得独立而建立民族国家,然后通过工业化、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民族振兴,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趋势。但是,历史证明,西方现代化之路向这些寻求复兴、振兴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民族所显示的不是它们未来的美好景象,而是一种美好幻影和布满鲜花的“陷阱”。另寻他路以求民族复兴、振兴,展现另一美好景象,才是人间正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同始于旧中国的“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在资本主义扩张逻辑之下,中国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中。1840年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此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长时间走在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的中华民族逐渐走向衰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以致当时的士大夫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中国的“民族复兴”“现代化”问题也正是在西方资本扩张逻辑下,近代中国由辉煌走向衰落的历史原点上共生而出,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因在帝国主义的殖民中而渴求复兴和寻求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各种政治力量向西方学习的救亡图存方案的一再失败以中国案例向世界证明:西方现代化道路解决不了被剥削被压迫民族的复兴问题。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其主要领导自始至终都把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统筹思考和实践,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习近平,莫不如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为了把“一穷二白”的中国迅速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发展战略思想。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开辟出一条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沿着这条新路,我们党成功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进而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论断,这既是对百年来探寻以中国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经验的总结和历史结论,也是对新征程实现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一个宏大战略思想。

二、“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新路开辟的历史脉络

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不懈求索的伟大梦想,也是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使命。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展开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以中国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探索史和实践史。中国共产党用百年奋斗,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以及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现代化实现了从被动到主动自觉的历史性转变,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初心的现代化话语与以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使命的民族复兴话语,是始终贯穿于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两大叙事方式。工业化—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具体叙事方式;站起来(解决“挨打”)—富起来(解决“挨饿”)—强起来(解决“挨骂”),是民族复兴的具体叙事方式。其实,这两大叙事方式从来不是割裂地存在,而是深度融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革命和建设时期,通过不懈努力奋斗,使一个不断“挨打”的“被人侮辱的”中华民族实现“大翻身”而“站起来”了,并在推进工业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站稳了”,站立起来且站稳了脚跟的中华民族将迎来无限光明的前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使还在“挨饿”的中华民族“富起来”,并开辟出一条“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这是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中国人民开创出来的一条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这条新路在发展中越来越清晰明朗,行进到新时代,中国式的现代化成熟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将使还处于“挨骂”境地的中华民族实现“强起来”,最终实现民族复兴。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的“四个现代化”和“两步走”发展战略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深知其中的得与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促使邓小平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新道路。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了以小康社会为阶段性目标、带有鲜明传统文化色彩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开拓了从中国实际出发制定现代化发展的长期战略和目标的宽广思路。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使用“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一词。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同年3月23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他3次使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即“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寻求中国式的现代化新路时,总是把“现代化”“民族复兴”放在一块统筹思考,把现代化与民族的命运关联起来探索。他认为,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国家富强的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1978年2月,他指出:“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1979年3月30日,他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式的现代化”提出后不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法开始出现,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开辟了中华民族复兴之路。198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就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已经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道路”,社会主义祖国正经历着一个空前伟大的转折,即“由经济文化长期落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转折”,强调“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达到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不是别的什么道路,而是社会主义道路”,坚信在这条道路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定能够实现的”。1985年7月,邓小平明确提出要“使中华民族兴旺发达,具体讲就是把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搞好”。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国的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为此,“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安排。1990年4月,邓小平专门写作《振兴中华民族》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实现现代化与民族复兴,已经明确地摆上了我们党的议事日程。

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关键在于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始终把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视为振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内容和途径,把民族复兴的诉求视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历史逻辑,认为二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贯穿于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思考和实践创新,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正是邓小平坚持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在把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齐头并进又相辅相成地置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才使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两大历史叙事实现融合发展而成为一个叙事——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把这一历史叙事正式明确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也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创新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10年,我们党找到的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路,为民族复兴赋予了强大生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48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1988年的1369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平均增长9.5%;居民实际消费水平,这10年内年平均增长7.8%,增长的速度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10年是中国在以往的历史中经济发展最旺盛,经济实力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沿着这条正确道路前行,201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GDP总量增速更快,由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26万亿元,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质量得到极大提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能力和信心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更足。

三、“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新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摆脱了那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和公式的束缚,体现出被统治被压迫被剥削民族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规律和一般趋势。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现代化与民族复兴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所有民族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先获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民族国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但是,基于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的不同,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也会不同。始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并不“终结”于资本主义,终究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民族振兴,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才能最终实现。

从历史逻辑看,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孕育不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改变不了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为实现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内生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为探索以中国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内在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所引发的生产关系革命。如果说现代化侧重于生产力的变革,那么民族复兴更重在生产关系的革命。邓小平开辟的战略新路是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唯物史观表达。

中国式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一种世界历史性活动,使现代生产方式以中国形式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产生连锁效应,不仅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且觉醒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在世界历史视阈特别是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独奏”性变革,而是代表了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趋势。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具备超越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阶段的可能性,但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则需要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依据唯物史观,邓小平探索的这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一样的“新路”,超越了资本逻辑、彰显了人的价值,具有普遍且深远的世界意义和文明价值;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为经济文化落后的其他国家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提供了中国方案。

四、“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新路的主要内涵

在现代化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的理想和夙愿。邓小平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上,对“以什么样的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怎样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问题予以了科学回答,其答案构建成这条新路的体系化内涵和结构性构架。

逐渐明确了时代主题,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及掀起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战争的力量得到一定的遏制,和平和向往发展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在走向衰微,向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转变。一开始,邓小平并没有使用“时代主题”的提法,而是使用“时代问题”。1984年10月,邓小平指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又指出:“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邓小平始终没有直接使用过“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提法,但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对于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这种提法,邓小平是认可的,是赞成“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这一提法的。1989年5月31日,他明确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党的十四大报告又正式表述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邓小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战略思维抓住这一时机,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主题,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逐渐明确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历史定位。1979年10月,邓小平号召民主人士要“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之后,他清醒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在20世纪末这么短的时期内达到“强国”水平,而把阶段性奋斗目标从“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调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时,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不但要推进经济现代化,而且要推进政治、文化现代化。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明确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基点。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要求“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指出争取在20世纪末“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康水平”,再“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无疑,初级阶段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必经阶段和现实基点。

找到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改革开放动力源。邓小平认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放的作用“就是加速或者说比较快地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是振兴中华民族和“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是持续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动力源。1988年在上海市举行的建党67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就曾指出:“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改革开放大大加快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逐渐确立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已经开始思考传统的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观念是否符合实际的问题。1979年11月,他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1992年南方谈话中的系列提法的逐步演进中可以看出:我们党从理论上破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公认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制度属性的陈旧观念,从根本上解除了认为计划和市场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创造性的重大突破,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之欲出。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保证以中国式的现代化顺利推进民族复兴的充满活力的体制。

明确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政治保障。利用市场经济来搞中国式的现代化,如何保证现代化的正确方向,邓小平指出,答案“就在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深刻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可知,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根本前提和政治保障。

初步规划了“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如何推进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有步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邓小平思考较多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认真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全面分析国情、世情和充分认识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基础上,于1979年3月提出到20世纪末分步骤分阶段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目标。根据此设想,党的十二大制定了“两步走”战略步骤:到1990年为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1990年到2000年为第二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的第二个翻一番,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之后,对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进行跨世纪思考,把时间由20世纪末延伸到21世纪中叶,完整地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为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科学谋划。按照“三步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到2000年,已顺利完成第一、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开创出承载“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奋斗历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实际面临着三大历史性难题:社会主义、现代化、民族复兴。我们党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思想都是放在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考虑和形成的。民族复兴离不开现代化、社会主义,而我国现代化及民族复兴过程中面对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这就决定其道路的特殊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从而使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在中国土壤上构成三位一体、联动互进的有机体,确保中国式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推进。

找到了支撑“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为其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他认识到,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发展我们民族,振兴中华民族,每个中国人包括娃娃必须要有理想、有民族自尊心、有爱国主义精神,这与实现现代化密切相联。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建议》从建设“两个文明”的角度提出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既是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核心内容,也是内在精神支撑。

提出“一国两制”解决祖国统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构想。“国家的统一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愿望。”中华民族只有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伟大的复兴。邓小平指出,“凡是一个国家一分为二的状态,迟早都要解决。这种民族情感,什么制度也改变不了”。在他看来,祖国统一是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祖国的完全统一,现代化建设得再好,也没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他认为,“解决统一问题,只有‘一国两制’可行,谁也不吃亏,哪个方面都可以接受,这样全民族就都发展起来了”;中华民族要立于世界之林,一要政治统一,二要发展经济,三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等到“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的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飞起来了”。

以上主要内容形成一个较为严密的理论体系,保证着“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新路的战略性、方向性、开放性、持续性。正因如此,才有了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命题的提出。

结 语

历史按照自己的发展逻辑运行,谁也不能以另外的逻辑来排演。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有着自己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发展逻辑。在此逻辑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义不容辞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武器,提出了一系列引领和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新命题、新观点和新思想,形成并发展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的直接简洁表达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邓小平开辟的以中国式的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新路基础上提炼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论断。这一论断,作为百余年来的经验总结和对未来的宏伟构想和战略部署,把我们党对民族复兴与现代化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理论,拓展了世界现代化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复兴的实践,为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人类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发展进步带来了新思路新曙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注释从略)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8期

作者:贺新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化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