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意志

——缅怀英烈江姐

龚 伟

1 

当轻歌曼舞的姿势以斑斓的色彩诱惑人们的眼光；当躁动的迪斯科把美丽的神话撞得支离破碎；当弥散着油墨香气的一叠叠银票以锋利的刃口割断信仰的风帆；当中华民族复兴的号角响彻华夏天宇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位英烈。她就是平凡而伟大的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江姐。于是，我的视线从市区穿梭的人流、车流中收回来，以一种无比虔诚、敬仰之情来到这城市的边缘，来到大山铺这个叫江家湾的小村子。

我站在清静、寂寥、空旷、坚实的平坝上，远处峰峦起伏，山间波光粼粼。秋日的阳光从天空泼洒下来，把那些葱郁的树木、苍翠的竹林渲染得格外明亮、耀眼。在这苍松翠竹之间，掩映在竹影树丛的房檐屋瓦之间，一套川南民居式的老房子，格外显眼。当地人说，它就是江姐故居。

我沿着一条蜿蜒的青石板路下行，然后向那幢老房子走去。房子坐东向西，为典型明清风格的L形串架房，四道敞开的木门，正屋的木门顶端高悬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江姐故居”4个金色大字。陈列室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光线有些幽暗，环境冷清，冷清得让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的心跳。陈列室挂满了江姐不同时期的照片，有她和家人、同学的合影，也有她足迹所及的地方的一些老照片。这些和着展柜里的文字、物件以及室内摆放的江姐曾经受刑的刑具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我不知道，它们这些远离尘嚣的历史遗物在这里孤寂多久了，但我感觉得到，它们仿佛在无声地向我讲述着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讲述着江姐这位看似柔弱的女性走过的短暂人生。

2

江姐原名江竹筠，她短暂的一生承受了太多的艰辛与苦难。她从事的所有职业里面没有让她衣食无忧的高额薪水，她自始至终都默默承受着来自生活的压力。

江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她的幼年大部分时间是帮母亲操持家务。她上山割草、拾柴，养兔、喂猪，洗衣、做饭，她和生活在这个偏僻的村子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辛劳。1928年，自贡出现罕见的旱灾，这让本就贫穷的家庭更加难以为继，于是江姐的母亲带着她和弟弟从这里去到重庆，寄居在她舅舅家。为了让弟弟能上学读书，9岁的江姐便随母亲到重庆一家织袜厂当童工，那年她还没有织袜厂的机器高，因此，她只能用木凳子垫在脚下干活，挣取微薄的工钱。生活的艰辛和家境的贫困，一方面磨砺了她生活的独立性和坚韧性，同时也让她看到了现实的残酷和黑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混乱、动荡、内忧外患等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的灾难深重的年代，江姐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一样，默默地承受着生存的沉重压力。但她不屈服于这个黑暗的现实。1939年，江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江姐在从事地下革命斗争中和彭永梧结为夫妻。虽然家里的收入有了提高（丈夫彭永梧的表面身份是一个英航信托公司的中级职员），但有相当一部分用作工作经费。江姐虽然身着漂亮的旗袍，外表阔绰，但为了节约开支也不得不在同事们的协助下靠烧饼充饥。1948年1月，彭永梧在领导川东农民武装暴动的战斗中牺牲了。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精神打击。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和自己共同战斗、生活、相濡以沫的亲人突然离开了自己和不满两周岁的儿子，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种打击是没经历过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在感情的天空，她仿佛觉得自己就像一只突然断线的风筝，无力、轻飘、消沉。

1949年3月19日，她在给谭竹安的信中写道：

“四哥，对他不能有任何的幻想了。在他身边的人告诉我，他的确已经死了，而且很惨。‘他该会活着吧？’这个唯一的希望也给我毁了，还有什么想的呢？他是完了，‘绝望’了。这惨痛的袭击你们是不会领略得到的。家里死过很多人，甚至我亲爱的母亲，可是都没有今天这样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

可是，竹安弟，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的活着。当然，人总是人，总不能不为这惨痛的死亡而伤心。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你觉得是吗？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

现在我非常忱心云儿，他将是我唯一的孩子，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我想念他，但是我不能把他带在我身边，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你最近去看过他吧，他还好吧。我希望他健康，若祈祷有灵的话，我真想为他的健康祈祷了……”

在失去亲人的痛苦和悲哀的同时，她的生活也陷入了困境。正如江姐在万县准备接受组织的工作安排时写给谭竹安的信中叙述的：“我下来已经快一月了。职业无着，生活也就不安定，乡下总是闹匪，又不敢去，真闷得难受，何法？”“现在在生活上我不能照顾他，连我自己我都不能照顾”。在这一段时间，江姐不得不寄食在朋友家里。精神上、经济上的双重打击并没有颓废江姐的意志，她把所有的困难、悲伤、苦楚重重地压在心头，不让它流露出来，避免影响其他同志的工作情绪。她主动强烈请求组织，由她接替彭永梧的工作，下川东继续领导那里的武装暴动，尽管她知道她面临的形势非常残酷、危险。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要求。不久，《挺进报》编辑部被特务破坏，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刘国定和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冉益智被捕后在特务的皮鞭下背叛了组织，还有身边部分人员被捕后叛变。1948年6月，由于万县县委书记涂孝文的叛变告密，江姐被捕入狱了 。

3

江姐是地下党各个环节的重要联络员，在重庆绥靖公署二处长徐远举看来，江姐是他瓦解重庆地下党和川东农民武装暴动的一座“金矿”。江姐看上去并不算高大的身躯后面，有大批的革命同志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战斗。江姐知道，如果她退却了，背离了党，背叛了组织，她身后的战友就会毫无遮掩地完全暴露在刽子手的枪口下面。江姐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自己的分量，她更知道自己将要做出的选择。“优待”没有让江姐“领情”，利诱对于她来说无效，前来劝降的那位原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被江姐这位非凡的女性臭骂一顿后灰溜溜地离开了监狱。面对这位“不领情”的“顽固女人”特务头子徐远举恼怒了，他要用重刑来摧毁这位女性的意志。

老虎凳，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有的很容易伤筋断骨的刑罚；拶指刑（竹夹），一种让人痛得钻心透骨的古代宫刑，一种刺痛人体所有神经的现代刑具。面对这一系列酷刑，今天的我们是感受不到它对生命所带来的摧残的。但可以想象，当那些酷刑毒蛇般撕咬江姐千万根神经、万万根神经、百万万根神经、千万万根神经，所有的神经，乃至鲜血淋漓，所形成的撕心裂肺的难以承受的剧痛洪流般穿透她每一根柔弱、细细的手指，穿透她身体的强大痛感能有什么样的力量将其消解、战胜。想必只有神的力量了，就如普罗米修斯。所不同的是，江姐这样的力量是源自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为内核的革命精神。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这就是江姐对徐远举之流的有力回击。

江姐，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中国女性，她用自己柔弱的身体、自己年轻的生命、不可玷污的高贵灵魂来保护了她的战友们；江姐用自己的行动和不屈的意志消解了刽子手的企图，她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者的形象，让敌人恼怒、沮丧和绝望。甚至她面对酷刑和利诱的不屈精神照亮了渣滓洞，照亮了那个黑暗的世界，震撼、感染了叛变革命的涂孝文，让他在愧悔中勇敢地走进渣滓洞集中营监狱，回到昔日战友的身边。 

1949年11月14日夜晚，伴随着回响在重庆渣滓洞电台岚垭夜空罪恶的枪声，江姐和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狱中的30名战友，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4 

夕阳西下，幽蓝的夜空分外宁静。汽车载着我的思绪起伏在乡间曲折平整的山路上。仰望夜空，满天繁星熠熠闪动着耀眼的光芒，它们仿佛无数双明亮的眼睛，注视着这宁静的大地，注视着沉睡中的人们，注视着生活在这广袤大地上人们的悲、喜、哀、乐……

作者简介

龚伟，四川省自贡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大安大队公务员，四川省诗歌学会会员，自贡市作家协会、自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在国内报刊杂志发表诗歌、散文、随笔2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