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听从党安排的老红军李少全

周中界

李少全（1912—1987），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人，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是犍为县唯一的一位红军战士。在部队，曾任班长、副排长、排长等职；在地方，是犍为县第八届、第九届人民代表。1987年 9 月 26 日病逝，享年75岁。

为践行退伍时周恩来副主席“回去后不要给地方政府添麻烦”的指示，他一生听从党的安排，对组织的决定从无怨言。

同样是为了不给政府添麻烦，竟然“隐瞒”红军身份25年，要不是因为那次“不愿对工作队说谎话”才“暴露”身份，也许他还会隐瞒终生。

他缺少文化，不善言谈，但他爱说的一句话是：“共产党、毛主席的政策是正确的，跟着走，没有错 。”凡党号召做的事，他都积极响应，带头参加。他一生对党和政府从没有待遇上的要求，只会默默无闻地做人做事。他助人为乐，不图回报，却赢得了一世的好口碑。

他，就是四川省犍为县唯一的一位红军战士李少全。

一曲《南泥湾》，勾起了他深埋的往事

1970年，犍为县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斗私批修”运动，县财贸系统工作队奉命进驻龙马公社，按照上级要求，工作队必须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年近花甲的李少全，平日里老实巴交，又是贫农成分，不仅政治上可靠，而且口风很紧，他家自然成了首选的接待户。

为方便及时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针政策，工作队长在进村前便带了一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有一天晚上，队员们都照例坐在收音机前听新闻，李少全在隔壁忙家务活，当喇叭里传出郭兰英原唱的《南泥湾》的悠扬歌声时，李少全竟然破天荒地丢下活路，来到收音机旁听歌曲，听着听着竟然情不自禁地跟着旋律唱了起来。

平时一直少言寡语的李少全居然会唱歌！他的这一反常举动弄得在场的工作队员一头雾水。

那时的收音机接收效果极差，即使用长竹竿架起的天线也会经常滑台，一曲《南泥湾》第一段还没放完就开始滑台了，以至于噪音比歌声还要大得多。更让大家不可思议的是，电台的歌声听不见了，李少全却能一板一眼地把整首歌曲一字不漏地全部唱出来，这更让在场的同志百思不得其解，大家都想对这件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工作队的同志便与他来了个刨根问底的摆谈，非要搞清楚他是在哪里学会的这首歌，逼急了的李少全情不自禁地对工作队员说：“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歌子了，几十年前我就唱得来。”

听了这句话后，工作队的同志更加诧异，有的同志甚至认为他在冒皮皮，便问他是哪个教他唱的。

此时的李少全便一板一眼地回答道：“在抗大七分校读书时，学校教了我们很多歌，这个歌我就一直都唱得来。”

此言一出，在场的所有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场便有人对他说道：“你不要涮坛子哈，你今天是咋个的哦，简直是吹壳子不要本钱了撒？”

李少全本来就少言寡语，常常在遇事逼急了的时候，不仅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还常常面红耳赤。

他呆立在工作队面前，心里一直在犯难：如果今天不拿出证件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就会背上“说谎话 ”的黑锅；如果拿出了证件证明自己没有说谎，又违背了自己的初衷。情急之下，他突然一个急转身爬到小楼上，从箱子底层拿出一双新布鞋，又到针线兜里拿出一把剪刀，当着大家的面，小心翼翼地剪开鞋帮，然后在鞋帮里掏出一个红本本交到工作队长手里。

深埋在心中长达25年之久、从来不想向任何人暴露的红军身份，因为跟唱《南泥湾》而大白天下。

工作队及时将李少全的事情报告到县委、县政府。县委安排组织、人事、民政等部门立即派出人员外调。经查证核实，李少全确实是一名参加过长征、打过日寇的革命军人。 

1973年8月28日，经省民政厅审核，最终确认了李少全的老红军身份。

“犍为出了个老红军！”李少全的名字和事迹随即在犍为引起了轰动。

一张退伍证，还原了他曲折的经历

1946年，李少全从部队复原。告别部队时，周恩来副主席亲自为离队的同志们送行，并嘱托大家复员后要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为践行周副主席的指示，他离队前买来一双新鞋，把退伍证书缝在鞋帮里，回到地方后虽经历无数坎坷，他一直没有以功臣的身份对政府提任何要求。正因如此，他曾参加长征、抗击日寇的光辉历程，当地政府便全然不知。

在跟唱《南泥湾》的那个晚上，由于工作队穷追不舍的询问，更由于与工作队长期相处的信任，李少全才一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一张退伍证向世人展示了他一生的曲折经历：

李少全于1912年降生于犍为县城一个贫苦家庭，3岁时父亲因为疾病不治身亡，李少全被迫随母迁居马庙乡母亲的娘家，靠挑煤炭为生。不几年，母亲又溘然长世。孤苦伶仃的他不得不再次辗转到沉犀乡，寄居在姑爷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为了以后的生计着想，1933年便到清水溪学泥工，当起了泥瓦匠。

1932年6月，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2月转移到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为阻止红军北上，国民党到处抓壮丁扩展武装，孤儿李少全也被抓丁入伍，在川军二十一军边防第一路陈兰亭部当兵。

1935初，李少全随陈兰亭部被派往四川天全县阻击红军，幸好他刚上战场就受伤被俘，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36年，伤愈后的李少全参加了红军，成为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二七旅三团三营十连的一名红军战士。跟随红四方面军后，李少全不畏艰难险阻，不惧流血牺牲，先后两翻雪山、三过大草原，历经千难万险，终于踏上了进军陕北的最后征途，于1936年10月随大部队在甘肃会宁与红一、二方面军胜利会师。

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同年9月，李少全随“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走上了抗日救国的大战场，他在一二九师七七一团三营十连机枪班当战士，浴血奋战在山东、山西、河南、河北等抗日战场上，先后担任班长、副排长、排长等职务。

1944年下半年，李少全被选送到华池县“抗大第七分校”学习。学习期间，全体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李少全在这里不仅提高了战斗本领，而且学会了饲养牲畜、纺线、织布、做鞋、打毛线等“女工”活路，殊不知这些本领竟然他后来的生活中派上了用场。

抗大七分校学习结束，李少全回到延安，他满怀信心地准备投入到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为中国民族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一句临别话， 支撑了他一生的执着

长期的军旅生活，造就了他服从与奉献的秉性，他心里始终装着退伍时周副主席的教导：大家回到地方后，要继续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不要给当地政府添麻烦。

为践行“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的嘱托，李少全固守了一生的执着。

1946年，他在甘肃庆阳调训班学习结业回到延安后，恰逢“精兵简政”，他服从组织安排光荣退伍。

不知什么原因，李少全的原籍是四川省犍为县，但他复员却派遣到甘肃省华池县温台区小川沟落户。李少全服从组织的决定，毫无怨言地到派遣地报到。

刚落户时，由于他的户籍地不在华池县，因此他没有住处、没有土地，没有生计，但他从不为难当地政府，便靠受雇于当地农民，帮人放羊、种瓜维持生计。由于他人坦诚、能吃苦，很快就融入了当地老百姓中，当地年长者都亲切地称他为“小李子”，而年幼者都尊称他为“李大叔”。直到1948年，当地政府才在华池县白马区的小洪川为他安顿了住处、分配了土地，至此才有了较为稳定的生活。

全国解放后，新中国万象更新，欣欣向荣。李少全也有了回到家乡安居乐业的打算。经他本人申请，1951年11月经甘肃省民政厅介绍，李少全终于回到久别的故乡——犍为县。

回乡后，他没有亲人、没有房屋，只得借住在清溪区沉犀乡23村老表刘玉才家中，在分得的土地上勤奋劳作，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1952年，老表刘玉才不幸摔伤死亡，他见表嫂费贵珍拖儿带女，缺乏劳力，又毅然承担起表嫂一家田间地头的繁重农活。

在集体劳动中，他埋头苦干，任劳任怨，从不计较得失。生产队办起了养猪场，饲养员这个角色就需要一个觉悟高、责任心强的人来担任，李少全成了最合适的人选。当饲养员非常辛苦，不但要喂养牲畜，还要看护猪场，因此他就搬来被子住在养猪场，白天不是打扫猪圈卫生就是上山割草、打柴、种猪饲料，从不偷闲躲懒，长此以往，肩头、两手和膝盖都磨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他累瘦了自己，集体的猪仔却个个长得滚瓜流油，膘肥体壮。

乡亲们说，李少全是个实在人，谁家有困难，只要请他帮忙，不管是修房造屋还是栽秧打谷，他都乐意帮忙，绝不使人失望。

李少全不仅干农活样样在行，做“女工”也是一把好手。凭借在“大生产运动”中学到的本领，时常帮乡亲们打毛衣、纳鞋底，粗长的毛衣针，柔软的绒毛线，在他的大手里上下翻飞，手脚的麻利一点也不次于女人的精细。

他的老红军身份被确认后，党和政府给了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他多次被选为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对于组织上送来的衣物、蚊帐、被盖等慰问物资，他一律拒绝，他总是说：“我还能劳动，有吃有穿，不给政府添麻烦。”由于他一直孤身一人，加上年事已高，组织上原计划将他接到县城居住，便于他巡诊问药，但他却一次次以“在农村住惯了，不给政府添麻烦”为由婉辞谢绝。

李少全全心全意爱护集体、帮助个人，却从没有向任何组织和个人伸过一次手，始终过着勤劳俭朴的生活，直至走到生命的尽头。

（作者单位：犍为县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