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秋速 于子勇《光明日报》（ 2020年11月09日 11版）

1974年，吴仲超在日本东京举行的中国明清工艺美术展上向观众介绍展品。资料图片

【大家】   

学人小传    

吴仲超（1902—1984），上海人。早年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政治经济专科，1945年至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1948年后历任中央华东局秘书长、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3年任华东局党校副校长。1954年6月至1984年9月，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曾兼任文化部部长助理。

任职故宫后，吴仲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对故宫博物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组织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推动了故宫的文物保管、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工作，建成了一支国内外颇具影响的学术队伍。

吴仲超还将个人收藏的陶瓷、漆器、铭刻等各类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

吴仲超是故宫博物院建院后的第三任院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院长。

在故宫工作的30年里，吴仲超继往开来、锐意探索，领导故宫博物院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奠定了新中国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础；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故宫博物院贡献了全部心力；他严于律己、无私奉献，将毕生所藏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光明磊落、品德高尚，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得到了所有故宫人的爱戴。在故宫人心中，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业务谙熟的学者，是一位工作严谨、领导有方的领导者，是一位功绩卓著、有口皆碑的共产党人，他开创性研究和建设文博事业，取得了让故宫人自豪的成就，是文博界当之无愧的优秀领导人，所有故宫人都发自内心地尊称他“吴老”。

新中国故宫事业的开拓者

晚清以降的百年，中华民族受苦受难，经历炼狱，中华文物同样饱经劫难。出生在江南人文之地的吴仲超，很早就形成了对文物文化的情愫，并为他几十年军旅生涯增添了浓重而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笔。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觊觎中华文化之精髓，到处搜刮文物。中国共产党人在痛击日本侵略者的同时，也积极抢救搜集文物，保护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另一条战线上投入战斗。当时，吴仲超、李一氓等便承担着这一使命。军中戏称李一氓为“字画主席”，吴仲超则有“古董秘书长”的雅号。部队驻扎村中，谁家曾是翰林出身，残存的旧书中尚有明版，四外有哪些古迹，残损状况如何，有条件时集中保存，无条件时则记录在册。日常接触到的人中，谁能书善画，谁能鉴别古物的年代，总之，一同共事的人有任何特别之处，能干与否，都成了他心中的信息积累。据上海博物馆陶喻之先生研究，1947年，华东局干部从山东转移到大连，吴仲超当时担任北撤干部管理委员会秘书长。他向组织提议，在大连办一家古玩店，一来可以收购流散的文物，二来可以作为地下党组织活动联络地点。特别指派有丰富经验的古玩行家马泽溥做副经理，负鉴定取舍之责，而且规定只收购而不出售。

1949年春，吴仲超回到山东，担任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其间，山东文物的征集、保管工作井井有条，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马泽溥照旧在大连收购文物，从1949年到1951年结束营业，共为国家收购了200多箱文物。后来，一部分藏品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保管，另一部分则拨交故宫博物院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吴仲超先后担任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1954年，在组织征求意见时，因为喜爱文物工作，热爱文物事业，他主动申请到故宫博物院工作。

在吴仲超上任院长前的一段时间，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问题多，困难大。吴院长用近半年的时间走访调研，以解决“垃圾多、非文物多、问题多”为切入点，认真思考故宫的定位，通过全院上下反复酝酿、讨论，并征求郭沫若、郑振铎、夏鼐、容庚、沈从文等专家的意见，将故宫博物院初步定位为集历史艺术、古建、宫廷三大体系于一体的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方针的确立，基本上明确了此后 30年间故宫古建保护和陈列展览的发展方向和基本格局。

为了推进故宫博物院传统的古建修缮、科学的文物保管、多元的陈列展览和蓬勃的学术研究，吴仲超院长着力改革管理体制。他在原有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以及几个专门委员会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术委员会、编辑出版委员会、文物与非文物审查委员会、文物征集委员会、文物鉴别委员会、文物修复委员会等机构，并相继增设古建修缮处、研究室等专业部门，逐步探索适合故宫博物院文博事业的机构设置，同时针对文物管理、库房管理、文物征集、藏品保管和陈列展览等工作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规矩方圆”的建立，文物保管、陈列和修复的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故宫博物院形成了比较科学的管理模式，实现了博物馆事业的转型和发展。

故宫人才队伍的建设者

人才队伍一直是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郑欣淼先生在《吴仲超院长的开拓性贡献》一文中说过，“1952年一场‘三反运动’，许多人被迫离开故宫，受到批判，这对于故宫队伍是一次严重的伤害”。到1954年，故宫博物院从事业务与管理的干部不足400人，其中有300多人是从部队转业复员的官兵。为了让这些同志更快地适应和转变，从革命战士、职业军人成长为文化工作者，吴仲超院长积极倡办成人教育，并专门成立了教育科，举办夜校，组织职工上夜校，读中学，想方设法提高这批年轻人的文化基础，然后再把他们分配到相关的工作岗位上进行锻炼。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且改变了很多职工的人生轨迹。除此之外，1954年、1956年，故宫博物院先后从北京多所中学挑选毕业生，让他们跟随有经验的专家学习。从1962年开始，又陆续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招进一批本科生、研究生。他们在各专业岗位经受实践锻炼，后来都成长为各个门类的专家。在吴院长的培养计划之下，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事业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除此以外，吴仲超院长还以敏锐的眼光，大胆使用1949年以前入职故宫的老职员。这些人大部分曾经是“三反运动”的对象，如王世襄、朱家溍先生等都在此列。朱家溍先生1946年入职，“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对象，1954年后一直没有适合的岗位。1956年，故宫博物院人事处通知他仍回陈列部工作。朱家溍先生重新回到故宫后，吴院长和他长谈了一小时，让他顿有知己之感。

故宫博物院素有“大百科故宫”之称，为了让故宫的学术研究尽快与其历史文化地位相匹称，吴院长延揽了一批专家学者和能工巧匠来到故宫博物院。他秉持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理念，“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文物大家唐兰、书画大家徐邦达等、陶瓷大家孙瀛洲、金石大家王文昶、古建大家王濮子等纷至沓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氛围。在加强故宫博物院学术力量的同时，也奠定了不拘一格吸纳人才的用人传统。

有了专家，有了人才，吴院长还真心诚意、想方设法为他们排忧解难。从改善研究条件、办公环境到分配住房、安置家属，吴院长无微不至，让故宫的职工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唐兰、陈万里、单士元、徐邦达、朱家溍等老专家，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唐兰、单士元两位专家还被提拔为副院长，在管理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专业才干。

吴院长延揽人才的举措，使故宫博物院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国宝级学术人才队伍，在书画、青铜、陶瓷、玉器、金石文字、文物修复复制等领域提升到顶级水平。

完整故宫保护的践行者

“完整故宫”是故宫博物院的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紫禁城内古建筑破坏严重，处处可见残垣败瓦、满目疮痍。为此，吴仲超院长一方面在文化部和解放军的支持下，组织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紫禁城卫生大扫除。历年积留下的垃圾渣土、乱砖碎石等，约清运出25万立方米。同时，吴院长还组织人力疏浚河道、修缮河墙、通滤明暗水沟，并增设污水管道，不仅解决了紫禁城内污水排泄问题，还彻底解决了紫禁城内肮脏、腐臭的卫生状况。另一方面，他确定了“着重保护、重点修缮、全面规划、逐步实施”的方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专家学者的建议，制定“修旧如旧”的修缮原则，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故宫古建的修缮程序、技术和经验。整坍治塌、剔糟除朽、油饰彩画、红墙刷粉、地面铺墁、增设避雷设施等全面展开，3年修缮了8万余平方米古建筑，再现了昔日皇宫绚丽辉煌之貌。20世纪50年代，故宫大规模修缮了中路、西路、东路、外东路和宁寿宫区等重要区域，地面翻墁，油饰彩画，恢复了金殿辉煌的庄严面貌。70年代，故宫修缮了中轴线前三殿、后三殿等殿宇的油饰，使重点区域建筑面貌有所改观。1974年，国务院批准《故宫博物院五年古建筑修缮规划》。按照这个规划，故宫对午门雁翅楼、东南角楼、皇极殿、后三宫、钟粹宫、景仁宫等多处建筑进行修缮和油饰。到80年代，养心殿、武英殿、畅音阁等重点修缮工程也渐次完成，着重大修或大木加固工程，并安装了避雷设备确保古建安全，建筑风貌有了较大改观。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故宫博物院“地广人稀封建落后”，有人提出把故宫分为五大块作为园林，也有计划要对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清除糟粕建筑物。1959年10月，故宫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心意思是“紫禁城范围内的建筑必须加以保护，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面貌。修缮以复原为原则，保持原有风格”。为配合工作方案，故宫也在东西华门两侧沿道路向北安装了路灯，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在文华殿、武英殿周边树下还有不少石凳。

作为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一方面坚持既有目标，坚定维护故宫的完整性，以保护历史文化的高度责任感推动故宫古建的保护工作，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为尽力符合当时的社会环境，顶住压力、沉着应对、积极呼吁、冷静处理，使故宫免遭破坏。2012年，在纪念吴院长的座谈会上，杨伯达和谢辰生两位先生都说到1959年的“报告”事件，他们的看法是，吴仲超院长以他的智慧保存了故宫的完整性。

故宫珍贵文物的守护者

随着故宫博物院事业的开展，特别是北返文物分批运回北京，为解决藏品底数不清问题，吴仲超院长审时度势，组织了百余人的专业队伍，制定了以清理文物、处理非文物、紧缩库房、建立专库为内容的《整理历史积压库存物方案》以及《清理非文物物资暂行办法》，逐宫进行文物清点、鉴别，并分类、建卡，最终形成了以故宫旧藏汇总为“故”字号文物登记账和1954年开始登记的“新”字号文物登记账合成的故宫博物院藏品总账。同时，也制定了文物等级标准，基本确定了一、二、三级文物，做到级别明确，断代清楚，有底有数。从而，形成了一套管理文物的基本制度，达到制度健全、账目清晰、鉴别准确、编目详明、保管妥善、查用便捷等要求，使文物藏品的管理更加科学合理。有人曾经估算，把故宫文物清理好、库房整理好，最多要用100年，至少也要用50年。但在吴院长的统筹与监督下，这项工作仅用了6年时间，在国庆十周年前夕基本完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文物清理过程中，抢救出2876件珍贵文物，其中有商代青铜三羊尊、战国龟鱼蟠螭纹青铜方盘、唐代卢楞伽《六尊者像》、宋徽宗赵佶《听琴图》、宋代马麟《层叠冰绡图》、宋代哥窑洗、元代釉里红瓶、明代永乐白釉僧帽瓷壶、明代何朝宗塑德化窑达摩和观音白瓷像、清康熙黄釉双耳杯、清代象牙席、金印盒及珠宝翠玉等国宝级文物500余件。对非文物的处理，吴院长也是非常慎重，在经专家、学者和著名人士讨论研究审查，报国务院批准后，方行处理。

为进一步完善故宫博物院的文物收藏，吴仲超院长不断通过上级调拨、市场收购、兄弟单位交换、海内外收藏家捐献等途径，为故宫征集、丰富藏品，唐韩滉《五牛图卷》、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宋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北宋范仲淹《楷书道服赞卷》、商代青铜三羊尊、春秋青铜莲鹤方壶、宋耀州窑瓷器、明成化款青花折枝花果纹盘等珍贵文物陆续入藏故宫。这些文物不仅在质量和数量上大大弥补了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空缺，而且完善了故宫藏品的历史脉络，丰富了宫藏和民间及少数民族艺术领域，更全面地反映出中国古代艺术发展的全貌。

为了文物的保护修复，延展文物的寿命，吴院长积极寻找和培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修复力量。五十年代初，故宫只在保管部下有一个文物修整组，大致有钟表、木器、照相、漆器、裱画几个专项，裱画只是北派的京裱，没有南裱，铜器、摹画都没有。为网罗到最好的文物修复人才，吴院长聚全国能工巧匠于宫中，承担起这样一项上对得起祖先、下对得起子孙的任务。为了更好、更完善地修复文物，1957年4月6日，吴院长指示成立了“故宫文物修复委员会”，任命张珩、王世襄、陈梦家、沈从文、陈炳、陈万里、李鸿庆为委员，他自己和唐兰任召集人。吴院长虽也是文物大家，但这是他在各专业委员会中的唯一任职，而且亲自挂帅。可见，他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吴院长坚持每周至少到修复厂现场查看一次，他认为，对传统工艺技术得靠亲身体悟，才能知其内在的精髓和实质，没在这行内工作过，再大的专家也做不好这行的领导。针对文物修复中的每个门类，细分为绘画组，铜器、雕塑、壁画组，工艺组三个组，以便更好地规划文物修复和技术审定及文物修复完成后的验收。

1954年，张耀选、江绍大、杨文彬、孙承枝、孙孝江五位南裱名家从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来故宫博物院工作。1957年，故宫与上海书画装裱合作社经过长时间的磋商，最终调入郑竹友、金仲鱼等一批专门临摹复制书画的人才。金仲鱼的专长是画画，郑竹友是写字。后来又吸收了原在荣宝斋工作的冯忠莲、陈林斋。在招募了众多名家之后，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组的基础上，故宫博物院修复厂正式成立。厂长徐志超是吴院长在华东局的老部下，副厂长蔡瑞芬本人也是以家属身份，跟随原在华东局的丈夫窦茂斋一起进入故宫的。人多了，工种也比较全了，有硬木桌椅、小器作、镶嵌、象牙雕刻、古铜、新铜、雕漆、彩漆、糊匣、钟表、裱画、摹画、书法篆刻和照相等14个行当，同时在青年中选择聪明又能坐得住的人，跟随大师学艺。修复人才的聚集和手艺的传授，在让文物延年益寿的同时，还培养了修复文物的传人。2008年，故宫博物院古书画临摹与装裱修复技艺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2年，故宫古书画研究中心以“妙笔神工”为题，举办古书画临摹复制与装裱修复展览，展示了故宫文物修复的历史与成果，金仲鱼摹制的宋代郭熙《窠石平远图》、冯忠莲摹制的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陈林斋摹制的五代胡瓌《卓歇图》，孙承枝主持修复的唐代韩滉《五牛图》、杨文彬主持修复的宋代米芾《苕溪诗卷》等，都是出自大师之手的摹制品。徐建华主持修复的明代林良《雉鸡图》、装裱修复工作室集体完成的倦勤斋通景画，是手艺传承的物证。妙笔神工的背后，是吴仲超院长在客观上保护了这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让手艺的种子在故宫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今天，故宫博物院能清楚地计数出自己的186万余件文物藏品，自豪地宣布有能力保护好这些珍贵国宝，与吴院长半个世纪之前的开创性工作息息相关。

故宫展览格局的奠定者

展陈工作是博物馆发挥社会职能的核心手段。吴仲超院长上任时，故宫博物院新成立了绘画馆，改陈了陶瓷馆，还有个临时的“敦煌艺术展览”，相当丰富。

但是，如中路三大殿等大面积宫殿的室内仍空空落落，历史上究竟应当是什么样子？内廷部分，在1951年前，乾清宫正殿内已经把南迁北返原有陈设品按原来遗留下来的位置陈设起来，这一处算是没有问题。坤宁宫怎么办？尤其西六宫，现在展示给观众的，是既没有历史意义也没有艺术价值的面貌。还有最重要的，观众参观故宫常常问皇帝住在哪里？故宫的工作人员必然答复是住在养心殿，但养心殿不开放。以当时养心殿的状况，如果不全面研究整理是无法开放的。1956年，吴院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朱家溍先生。朱家溍先生等根据“奏销档”等档案，对太和殿、坤宁宫、养心殿、储秀宫等几处宫殿的陈设进行了认真研究，列出了详细计划。经吴院长同意，储秀宫、长春宫按照光绪年间陈设档进行布置。翊坤宫、体元殿、太极殿，因上限相同，也一致进行。1959年，故宫博物院共完成重要展览13个，三大殿、交泰殿、坤宁宫实现原状陈列。

吴院长认为，倘若所有宫殿都进行原状陈列，不仅单调，而且观众在视觉上会有审美疲劳。在保和殿东庑、西庑设综合性的历代艺术馆，在东六宫开辟青铜馆、陶瓷馆、玉器馆、雕塑馆等专馆，在外东路筹建展示皇家庋藏和宫廷文物珍品的珍宝馆、钟表馆、绘画馆、铭刻馆等专题陈列，并整理开放了御花园、宁寿宫（乾隆）花园前部分以及一些佛堂，形成了宫廷原状陈列和专题陈列展览相辅相成、并驾齐驱的陈列体系，这一展陈理念和格局，得到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赞同。

原状陈列与专题陈列相结合的陈列展览格局基本体现了综合型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定位。在做好古建维护和藏品保管工作的基础上，吴院长强调陈列展览应与故宫本身的内涵相契合，以科研为本，以观众为上，以宫廷为脉，将前三殿、后三宫、西六宫等定为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其中包括举行大典的政务场所、日常理政的政务场所、皇帝和后妃的寝居处等。

经过多年探索，故宫博物院确立了原状陈列与专题陈列相结合的陈列展览格局，即：在紫禁城中轴线上的三大殿、后三宫以及西六宫设计宫廷史迹原状陈列；在内西路辟设历代艺术馆，在内东路及奉先殿辟设青铜等专馆陈列，在外东路辟设绘画馆和珍宝馆。这一陈列展览的基本格局和展陈理念沿承至今。

国之良干，故宫楷模

1984年10月7日，吴仲超在北京病逝。遵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在了他曾战斗过的江苏茅山。临终前，他还将自己的全部积蓄3000元钱交给故宫博物院作为奖励基金。

吴仲超半生戎马半生文博，他既是一位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挚爱文博工作的事业家。吴仲超在院长任上三十年，去世至今也已经超过三十年，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记着他，愿意说起他？也许是我们自古以来习惯的“慎终追远”使然，还是因为故宫博物院走到建院95年这样一个时间点，使人们愿意寻找、铭记这样一位可以效法也理当效法的榜样。朱家溍先生在世时，遇有求字的人，尤其是公务人员，常写张迁碑的隶书：“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乾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更多时候就是“国之良干”四个字，朱传荣女士曾用此来形容吴仲超院长。我想，这也是当代故宫人对老院长的珍重与认可。

（作者：陈秋速、于子勇，分别系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本文参考了朱传荣的《国之良干》、于子勇的《新中国继往开来的开拓者——吴仲超》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