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塑像(2025年5月13日蓬州闲士摄于被誉为“宜宾唯一,川南无二”的禹帝宫)

(一)大禹,生存危机催生的原始公意与治理共识

大禹所处的上古时期,“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的生存危机,成为催生“天下为公”精神的直接动因。这种原始形态的“天下为公”,并非抽象的道德理念,而是基于集体生存需求的实践理性,其核心内涵体现为三重维度:

其一,公共事务的全民协同。大禹治水工程的规模与难度,远超个体或单一部落的承载能力,“疏九川、通九道、陂九泽”的系统工程,要求打破部落壁垒实现跨族群协作。大禹通过“行山刊木”的地理勘测、“左准绳右规矩”的技术规范,将分散的部落力量整合为统一的治理主体,形成“四海会同”的公共协作机制。这种协作并非基于制度强制,而是源于“下民其忧”的生存共识,构成了原始“天下为公”的实践基础。

其二,权力行使的公共属性。大禹在治水过程中积累的权威,始终服务于公共利益而非个人私利。“薄衣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黼冕”的自律品格,“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而忘私,彰显了权力所有者对公共责任的敬畏。更重要的是,大禹将治水过程中形成的组织体系转化为国家治理架构,划分九州、制定贡赋,使“天下为公”从临时协作升华为稳定的治理共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奠定了精神根基。

大禹像 梅凯 作 四川省方志馆 藏(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其三,文化认同的族群凝聚。大禹“天下为公”的核心成果,是打破了部落林立的离散状态,形成了“九州攸同”的华夏族群认同。他通过“和三苗”的民族融合政策、“懋迁有无”的资源调配机制,使不同部落从“各扫门前雪”的生存竞争,转向“天下一家”的共生共赢。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公意凝聚,成为华夏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精神源头。

(二)孙中山,近代转型驱动的制度公义与民权觉醒

进入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与封建帝制腐朽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正是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制度回应。其以三民主义为载体,将原始形态的“天下为公”升华为兼具民族独立、民权保障、民生改善的近代政治纲领,实现了从“治理共识”到“制度设计”的质的飞跃。

孙中山(图源:团结报团结网)

民族主义维度的“公”,体现为对民族共同体的主权捍卫。孙中山突破了传统“华夷之辨”的局限,将“天下”拓展为现代民族国家范畴,主张“团结全国力量反抗帝国主义欺凌”,同时倡导“济弱扶倾”的国际正义,使“天下为公”具备了民族独立与世界大同的双重内涵。这种民族公意的觉醒,既是对大禹“九州一体”理念的近代转化,更是对近代民族危机的现实回应。

民权主义维度的“公”,聚焦于政治权力的公共属性重构。孙中山批判封建帝制“天下为私”的本质,提出“人民当家作主”的核心理念,设计“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路径,通过“考试任官制”实现民意与专业能力的统一,赋予民众罢免、创制、复决的直接民权。这种制度设计使“天下为公”从个人品格的道德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程序,彻底改变了大禹时代“贤能政治”的人治底色。

民生主义维度的“公”,指向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孙中山敏锐洞察到工业化进程中贫富分化的隐患,提出“平均地权”“发达国家资本”的主张,通过土地涨价归公、节制私人资本等举措,实现“利国富民”的公共目标。这种对经济公平的追求,是对大禹“度九山、定九州”资源调配理念的现代发展,更契合了近代社会对“公共福利”的新诉求。

二、精神传承:社会责任意识的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

大禹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不仅是不同历史阶段的精神标识,更构成了中国社会责任意识从“自发承担”到“自觉建构”的完整演进链条。这种演进既体现为责任主体的扩大,更表现为责任内容的深化,为东方文明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

(一)大禹时代,部落联盟的集体责任与贤能担当

上古时期的社会责任意识,以“集体生存”为核心,呈现出“自发协同”与“贤能引领”的双重特征。大禹治水的实践,本质上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社会责任运动:部落首领贡献领导力,工匠打造治水工具,民众参与河道疏浚,形成了“人人为公共生存负责”的原始责任体系。这种责任意识虽未上升到理论层面,却通过“胼手胝足、栉风沐雨”的实践,内化为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

汶川县大禹塑像(汪毅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尤为重要的是,大禹确立了“贤能者担重责”的责任分配原则。他“身执耒耜,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的躬身实践,打破了“父死子继”的血缘特权,确立了“选贤与能”的责任承担标准。这种“德能匹配”的责任观,使“天下为公”与“贤能担当”形成绑定,为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伦理奠定了基础。但此时的社会责任仍局限于“生存保障”范畴,尚未涉及政治权利、经济公平等现代议题。

(二)孙中山时代,国民意识觉醒中的责任重构

近代以来,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与民族危机的加剧,推动社会责任意识从“集体生存责任”向“国民权利责任”转型,孙中山的理念正是这一转型的集中体现。与大禹时代“被动参与”不同,孙中山强调“国民主动担当”,将社会责任与个人权利实现紧密结合。

在民族责任层面,他将“反侵略、求独立”从统治阶层的政治任务,转化为“四万万同胞”的共同责任,提出“振兴中华”的全民号召,使民族责任意识突破了阶级界限。在民权责任层面,他倡导“国民不仅是权利享有者,更是制度建设者”,通过“训政”阶段的公民教育,培育民众的参政能力,使社会责任从“服从权威”转向“主动参与”。在民生责任层面,他将“解决贫富差距”视为社会全体的共同目标,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与社会协作实现“均平扶弱”,拓展了社会责任的经济维度。

这种责任意识的转型,本质上是“天下为公”从“精英主导的公共治理”到“全民参与的公共建构”的转变。孙中山通过三民主义的理论建构,使社会责任从自发的实践行为,升华为自觉的价值追求,为东方文明注入了现代性的精神内核。

三、历史必然:“天下为公”的现代复归与东方文明崛起

从大禹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精神演进,不仅是中国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历程,更折射出东方文明“本源确立—近代调适—现代回归”的历史逻辑。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文明冲突加剧的当下,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东方精神的回归,并非简单的传统复现,而是文明本质的必然彰显。

孙中山:天下为公(2025年1月30日蓬州闲士摄于成都市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广场,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一)文明根性的延续:“公”本位对“私”本位的超越

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核心差异,在于“公本位”与“私本位”的价值分野。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城邦制度出发,形成了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华夏文明从大禹治水的集体实践出发,确立了“公为天下之基”的价值内核。这种根性差异,使“天下为公”成为东方文明的独特标识。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但其核心仍未脱离“公本位”的东方根性。他提出的“平均地权”并非西方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均平扶弱”的传统仁政思想的现代转化;“民权主义”中的“考试任官制”,更是对大禹“选贤与能”理念的制度重构。这种“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改造,证明东方文明“公本位”根性的不可替代性。当现代西方社会面临“个人主义泛滥”“社会撕裂”等困境时,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东方价值,为解决现代性危机提供了新路径,其回归成为历史必然。

(二)实践验证的支撑:从治理智慧到制度优势的转化

大禹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但均通过实践验证了其治理效能,为东方文明的现代回归提供了实践支撑。大禹治水的成功,证明了“跨族群协作、顺道而为”的公共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其“划分九州、制定贡赋”的举措,构建了中国早期“大一统”国家的治理框架。这种“公共利益优先”的治理智慧,经过数千年传承,演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如重大公共危机中的全民协同、区域协调发展中的资源调配,均可见大禹精神的现代影子。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实践虽未完全实现,但为东方文明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其“民族独立”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实现,“民权保障”的追求转化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民主实践,“民生改善”的理念演化为脱贫攻坚、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这些实践成果证明,“天下为公”理念能够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其蕴含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转化为文明崛起的内在动力。

(三)时代需求的召唤: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共识建构

全球化时代的文明冲突与利益博弈,迫切需要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私利的价值理念,而“天下为公”正是东方文明贡献给世界的解决方案。大禹“协和万邦”的民族融合思想,孙中山“济弱扶倾”的国际主张,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传统思想渊源。与西方“零和博弈”的霸权逻辑不同,“天下为公”倡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理念,既符合东方文明的价值传统,更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共同需求。

这种文明回归,已在实践层面展现出强大生命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摒弃了西方殖民主义的掠夺逻辑;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始终以“公共利益”为核心,彰显了“天下为公”的现代价值。这些实践证明,东方文明的回归并非历史怀旧,而是对时代需求的主动回应,是“天下为公”精神在全球化语境下的必然彰显。

四、结论:“天下为公”的现代转化与文明传承的核心密码

大禹与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理念,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却形成了一条贯穿华夏文明的精神主线。大禹以生存危机催生的原始公意,奠定了东方文明“公本位”的根性;孙中山以三民主义重构的制度公义,实现了传统精神的近代转型。二者共同推动的社会责任意识从“自发”到“自觉”的演进,为东方文明的现代回归提供了内在动力。

成都市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刘开渠设计(2025年1月30日蓬州闲士摄于成都市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广场,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东方文明的回归,本质上是“天下为公”精神的现代转化:它不是对大禹原始公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孙中山理念的机械照搬,而是萃取“公意共识”与“制度建构”的双重智慧,融合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形成兼具民族特色与世界意义的价值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责任意识的全面觉醒是关键纽带——只有让“天下为公”从精英理念转化为全民共识,从历史传统转化为实践行动,东方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从“跟跑”到“引领”的跨越,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王健莫(笔名不勿一,1970年7月生,四川犍为人,原成都晚报社职工,现任四川省新文人画院院长、四川文化网挂职副总编)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