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子的抗战美术

汪 毅

在中国抗战美术史上,张善子是最具讨论意义的画家之一。他曾担纲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暨首席常务理事,以“团结全国美术家、推动抗战工作、发展民族革命美术”为己任,领衔中华抗敌美术;他曾远赴欧美,以画笔抗战,以艺术报国,在国际社会中享有殊荣,并成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唯一颁令褒扬的画家。其笔路开阔邃远,作品创意四射,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和民族大义感,形成了鲜明的艺术风格,凸显了特别的审美价值,体现了多元的文化结构,特别是在中华抗战美术的构建方面。

张善子(1882—1940),四川内江人,张大千二哥。工诗、善文、精鉴定,山水、人物、花鸟画无所不能,尤精于画虎,以“虎痴”著称中外艺坛,有“风雅领袖”“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近代画坛的一代宗师”“著名爱国大画家”等盛誉。

张善子行谊美术界,义举艺坛,享有“风雅领袖”盛誉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有风雅艺坛之文韬,又有曾(国藩)胡(林翼)治兵之武略(著有《曾壶治兵评论》2卷);他既有胸藏千古英烈人物之创意,又有运筹帷幄吹角连营之才能;他既有艺术家之云水风度,又有沙场点兵之壮怀激烈;他既有文人雅士之情致,又有将军百战之豪迈;他既有儒士之风范,又有从政治站位之远瞩;他既有读书破万卷之过程,又有行游亚欧美之经历;他既有不凡之革命生涯,又有特殊之圣教洗礼;他既有画家和诗人之表现能力,又有政治外交家之开阔胸襟;他既有国民斗士的智慧,又有国际社会之重大影响;他既有文化大侠的风范,又有被国民政府颁令褒扬的隆誉;他既有痴虎之超人情结,又有别出一格之“抗战宣言”……

无疑,张善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把武功与文治结合得非常完美的艺术家。他的殊荣和影响(如国民政府颁令褒扬),特别是在某些领域的出类拔萃(如在欧美),是那个时代的许多画家不能比肩的,包括徐悲鸿、叶浅予、吴作人、傅抱石等,尽管他们也是中华抗战美术的重要贡献者。

张善子“文化抗战”的表现别具一格,具有传播广泛、影响深远的特征,让人从中感慨,中华民族的抗战不仅有台儿庄大战、平型关大捷,有张自忠、王铭章将军等的浴血奋战,还有像张善子这样的艺术家所彰显的人文风采和特殊战斗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民族精神的振奋,对于前方将士意志的砥砺,对于民众气节的提升,具有强烈的助推作用。

张善子绘画艺术的“抗战宣言”非常鲜明,无论是画主题的本身,还是画的题诗和题词,彼此之间均具有互补性和完整性,甚至有的题诗和题词不乏画龙点睛意义。归纳起来,他的这个“宣言”构建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虎威类,二是正气类。所谓虎威(包括狮吼的力量与马、犬、羊等动物表现的忠孝节义所构成的“四德”),是通过虎的拟人化和以虎威震天下的气势,来展示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雄大王风”的力量;所谓正气,是通过对中国历代节义英杰代表人物及其人格的展示(包括崇拜),来完成民族精神构建,从而极大地倡导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国家命运多舛之时,民族危亡之际,尤其需要这种崇拜及展示,以倡导国民精神和民族斗志,坚定中国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念)。其画种,一是动物,尤其是虎;二是人物,尤其是浩然正气之士。其题材表现,既注重王者之风的威猛象征、寓意性(虎),又强调民族先贤(人物)文化自省、自觉智慧、正能量的旗帜性。

还值得讨论的是,张善子“抗战宣言”的创意思考。在张善子的经历中,有过军旅生涯,曾身经数战,官阶少将旅长,自然目睹过战场上杀戮流血的情景。然而,在张善子的作品中,从未图解式地画过一张战争血腥和日军铁蹄蹂躏华人的作品。相反,他总是奇思妙想,借助虎的属性“威猛”来传达中国不可摇撼的力量,传递中国必胜、日本侵略者必败的信息。此表现内容,不仅凸显了中国抗战美术的特色风貌,而且开中国抗战美术的先河。

在创作的作品中,张善子十分注重对中国历代英杰义士的凸显,特别是以文天祥《正气歌》为代表的志士,以此架构民族精神体系,炽热民族情绪,饱满抗战热忱,凝聚国体,召唤国魂,塑造国格,从而成为他抗战美术特有的一串时代强音符。

张善子的虎威类(包括狮吼)是通过拟人化来完成。其代表作品首推巨幅作品《怒吼吧,中国》(长二丈,宽一丈二尺)。画面为28只猛虎,代表当时中国的28个行省。这些虎一群一群卷地而行,象征着前仆后继的抗战精神。群虎所趋的方向,正是西面正是日落黄昏的地方。天空中的云彩烘托的是一片殁照,极具象征性。群虎以咆哮之势直扑向一个落日,体现了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不斩楼兰势不还”的决心。画右角题署的“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诗,与画面的群虎相得益彰,画昂扬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斗志,传达了虎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力量,“吼”出了中国抗战美术的最强音,开了中国抗战巨型宣传画之先河。该作品不仅印制成图片广为散发,而且在若干期刊宣传,影响达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激励了“千万壮士守疆土”“男儿报国自有方”的情怀,以至于让人数十年后仍念念不忘张善子“我虎扬我虎德彰,收复失地,灭此贪狼”的英雄气概。

张善子在《怒吼吧,中国》前留影(载《正气歌像传》)

1938年新年,张善子一鼓作气再度创作了巨幅画《勇猛精进,一致怒吼》。该画是《怒吼吧,中国》的姊妹篇,也是中华民族像虎一样勇猛精进而一致“怒吼”的延续。他将狮之“吼”代以虎之“啸”,具有拟人化的特殊效果。这种“转移呼叫”,使之更具有理想化的磅礴气势和排山倒海的力量,构成了特殊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这个“怒吼”的递进,与其说表达了张善子乘胜抗敌的态势,不如说表达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击敌寇的决心,具有时代传递“吼声”的典型意义,自然不乏抗战美术“号角”价值。这个“吼”既是令日本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声音,又是让世界都能听得到的一个伟大民族的声音!

值得讨论的是张善子的“飞虎”。赋予飞虎“飞”的意义开天辟地,赋予飞虎象征中华抗战(空军)的特别力量是张善子首创。这个首创,既与他曾历经的戎马生涯及潜在的大侠、军人气质有关,又与他崇尚汉代飞将军李广有关,还与他特别的艺术潜质和超级的艺术想象力“天虎行空”有关。当这几者融会贯通、突破时空,张善子的飞虎创意油然而生。

在张善子创作的作品中,他似乎特别钟情飞虎的纷呈表现,代表性画作有《飞虎图》(多幅)和《汉家飞将军》(多种),其中既有个体的飞虎,又有群体的飞虎,呈现出多元面貌。体会这些飞虎,让人感到他内心的井喷、思绪的激活。这些虎生双翼之图,分别发表在《中国的空军》杂志及出版的《正气歌像传》中,强调了他对“汉家飞将军”——中国空军的种种期许,传达出李嘉有为画题诗的意境,“浩浩长风,虎翼摩空,既能搏斗于林壑,亦克(可)追逐乎苍穹。是汉家之飞将,立盖世之奇功。歼扶桑之群丑,树国威于远东。待把琼杯以祝捷,更约画虎之髯翁。”在美国纽约,张善子送陈纳德将军的画作亦是《飞虎图》,足见他关于“飞虎”的充分想象及硕大情结,以及传递的时代意识和不凡的表现能力。

《飞虎图》 张善子 作(载《中国的空军》,1938年第1期)

至于张善子飞虎的格外创意,在有限的资料中,笔者可追溯到1935年冬,即他所创作的《云虎》及题诗。该虎破云而出,威猛十分,具有“举头为城尾为旌”的气魄。在张善子所画虎中,该虎别具一格,即虎行于天上,奔腾于云中。而在之前,张善子所画虎的踪迹却是在地上,或长啸山林,或聚集溪泉,彼此形成强烈的对比。该题诗气势豪迈,与画面主体即云中之虎相得益彰,“举头为城尾为旌,长戈莫春弩莫枰。何必附翼方飞升,笑杀蚪龙夸行云。”诗中的“附翼”,便是他后来画飞虎的想象之源。

还值得讨论的是,1937年底和1938年初,张善子相继所作的《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巨幅画。该作品具有气魄大、思想性强的表征,应是张善子画虎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张善子在这之前所画虎的主题,多在于描写山君的“虎父虎子”“松声虎啸”“飞泉啸虎”“风从云会”“风生万壑”“长啸山林”“英豪草莽”等状态(包括自娱自乐和某种自我陶醉),进而以一系列的《十二金钗图》揭示阶级矛盾,对时局弊政与现实乱象的讽刺、戏谑、批判;那么此后他所画虎的主题便有了质的飞跃,即烙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抗日,具有了鲜明的民族精神象征和民族力量的张扬。这种理性的升华,这种视野的拓展,这种格局的放大,这种自觉性和示范性的不断完成,不仅彰显了张善子的人格魅力,而且使之绘画艺术别开生面,尤其是虎威类的作品所具有的时代表征。由此亦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创作和影响,奠定了他1938年6月被推举为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主席暨首席常务理事、首席理事的基础。

《勇猛精进,一致怒吼》 张善子 作(晏良为 供图)

虎啸狮吼,相得益彰。以虎、狮的属性来表现甚至代言中华民族的抗战,这是张善子创作的巧思妙想和艺术贡献。为配合政府纪念上海“八一三”(1937年8月13日淞沪大战)抗战1周年,张善子还在广为流传的《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基础上,于1938年5月创作出了气势更恢宏、更为震撼的画作《中国,怒吼了》。该作品取两大素帛拼成巨幅,上画雄狮怒目狂吼并足踏敌国日本富士山,有惊天动地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图下录有当时流传极广的抗日宣传歌曲(词),“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谁说中华民族懦弱?请看那抗日烽火,照耀着整个地球。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我们已团结一致,万众奋起,步伐整齐,不收复失地不休。中国怒吼了,中国怒吼了。‘八一三’浴血搏战,爱国健儿,奋勇直前,杀得敌人惊破胆。”张善子作此画时,情绪激昂,发力十分,意气万丈,诚如张目寒在《忆善子二兄》一文中所言,“兄夺髯挥笔,义愤形于颜色。”

《中国,怒吼了》画势磅礴(包括形制和内容),豪情万丈(包括个人和民族),具有艺术与宣传相结合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其唤醒民众的震撼性,与《黄河大合唱》《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殊途同归。该画作被印制成宣传图片送往前线,激励了中华民族的抗战,构成了中国抗战美术史的重要一章。

1939年新年,张善子特地为出版的《大侠魂(周刊)》封面画了又一张《中国,怒吼了》雄狮图。画面为一怒吼雄狮(比前一幅更显夸张),鬣毛竖立,怒态极致,吼声震荡,足踏日本富士山(山在狮左足所踏之下呈塌陷之势,寓意日本帝国主义必败)。对富士山寥寥数笔的勾勒,作者的蔑视之态、愤怒之情、激昂之思,跃然于纸。这两幅雄狮图,一先一后、一大一小、一繁一简、一工一写,极具表现意义和象征意义,激励了中华儿女的抗战情绪。

张善子除画虎,还尤擅画马,走进了宋人李公麟“能穷马之神意”的深邃。故除以虎、狮的人格化表征来表现伟大的民族抗战外,张善子还通过修辞手法将马拟人化,来表现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重大题材。1937年初夏,他与张大千在苏州网师园所作的《忠心报国图》(又名《双骥图》)便是例证。该画面主体为枣红色、白色骏马各一匹,奋蹄同步,昂首疾驰前方,为张善子所画。左上首留白处为张善子题“忠心报国”。右上为张大千题诗,“汉家和议定,骄马向天嘶。何日从飞将?联翩塞上肥。”落款为张大千题署“善子大千合写于大风堂”。右上首为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寓意精深”。画中双马同步奋蹄前行及双马的色彩(一枣红、一纯白),具有多重物象、意象,表征鲜明夺目。特别是张善子的题跋和张大千的题诗,引经据典,以马喻人(张善子、张大千),以马喻党(国民党、共产党),以马言忠,使之忠诚祖国和忠心报国之忱言于画表。同时,画家的题词、题诗画龙点睛地表达了“何日从飞将”寄托,预示了国共合作即“汉家和议定”所呈现的“联翩塞上肥”的美好前景,使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感慨“寓意精深”。

《正气歌像传》《正气歌图》则属于张善子正气类的代表作,与《怒吼吧,中国》《勇猛精进,一致怒吼》《中国,怒吼了》等虎威类的作品互为呼应,构成了张善子抗战美术的表现理念和价值系统,具有同样的抗战美术价值和讨论意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张善子毅然放弃在苏州的“网师”(渔翁)生涯,回到安徽郎溪(其父母墓葬之处)。在郎溪,张善子不仅相约志同道合者“整顿地方,为救亡大计奠基础”,而且从事“四维八德”绘事,创作《正气歌像传》(亦名《正气歌图像》),意在通过展示古代先贤人格魅力,张扬民族正气,传播民族正能量,激发中华抗战决心。其心迹表达,从他致宗弟张目寒的信可知道,“丈夫值此时会应国而忘家。此次我来郎溪,生平收藏存苏州网师园皆弃之如土,以今日第一事为救国家于危亡。万一国家不保,则虽富拥百城又将何用?恨我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鼓荡志士,为海内艺苑同人倡。弟居首都,万勿消沉,当蹈厉愤发,济此艰难耳。”

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正气歌图》具有民族复兴“人格救国论”的典范意义(时救国论有多种,其中有“人格救国论”,即以先贤至高无上的人格体现民族正义,激励国人救国),与“从军就国论”互补。故《正气歌像传》1938年2月在湖北武汉展览时,不乏轰动效应,结果诚如张善子对张目寒所言:“一度展览,朝野人士颇以为我之工作能与抗战相配合。总裁且取之悬诸中央政校,鼓励诸生,吾心滋慰。”

《正气歌像传》 张善子 作(载《良友画报》,1938年3月号)

除推出《正气歌像传》展览,张善子于1938年在武汉期间还画有《火牛破敌图》,借战国时田单火牛阵破燕军的历史题材,喻中国抗战之不懈。他还画有大量的扇面分送前线,鼓励三军将士,以传达他的抗战情愫。对此,张目寒说:“时见兄复日日画虎于箑,谓将以分赠前方将领,勉其许国之精神也。”

民族危亡,匹夫有责。当时,虽有不少画家创作抗战题材作品,但均不及张善子《正气歌像传》那么具有号角意识及强烈的鼓动性。一方面,文天祥的《正气歌》代表了中华民族之血性精神;另一方面,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精准地体现了“民族正气亮且清”的本质属性。故它不仅震撼民众见“诸先烈能不同仇敌忾攘臂而起”,而且让当政最高领导蒋中正令人“将其悬诸于中央政校,鼓励诸生。”

《正气歌像传》的创作独辟蹊径,像与传相得益彰。像传以文天祥作为全书传主的开篇,把文天祥入狱慷慨作《正气歌》的情景表现得淋漓尽致,其磅礴之气游走于字里行间,是墨是血,是情是义,气节忠烈名传而昭示后世,影响了中国历史,故有“信国公文天祥不死宋不亡”之说。张善子借此为创作题材,以史鉴今,激励了国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表达了人们对维护祖国完整的自觉意识和强烈诉求,无疑具有广泛性、代表性、鼓动性,应时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蒋中正为该书封面人物文天祥题“正气凛然”,使之相得益彰。该书形式直观,以画传抒发民族正气,并配合其他十种文字读物(包括蒋中正的《抗战方针》及其他诸如《中国必胜论》《输捐救国》《从军救国》等),构成“战争图书丛书”,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的抗战士气,体现了画家的长流浩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担当及“博览史乘独有所见,乃取信国公及正气歌中诸君子一一图而像之画之”(见孔德成为该书所作序)的大智慧、大修为。其民族正气的修养,被誉为“洵足为现代国人之楷范”“诚可谓中华民族之大侠魂”。

《正气歌像传》不仅印刷量大,而且一版再版,印刷3次,产生了广泛影响。正是因为《正气歌像传》传递了中华民族的正能量,故柳非杞在作序《正气歌像传》中深深感慨:“善子先生以道德创造伟大之艺术,以伟大之艺术发扬中国固有之正气,以正气增进人民高尚之思想,以高尚之思想收得民族复兴之实效。以治本之计,(文)天祥而后,尚属创举!”

《正气歌像传》 张善子 作,蒋中正题“正气凛然“

至于《正气歌像传》展览的影响和作用,仅以在湖北宜昌为例,可谓万人空巷,诚如柳非杞在《参观文文山正气歌画展会感想》中所言:“善子先生为中国有数的大画家,闻名海内外。他在非常时期来绘这正气歌图像来展览,已有一万余个民众从容参观,无异地对倭寇制好了一万余个大炸弹。”

《正气歌像传》一书,载有张善子自序《绘文文山正气歌的动机》及孔子第77代嫡长孙、袭封32代衍圣公孔德成所作序言和《正气歌》(文天祥词、江定仙曲),由画像和像主传记两部分构成,图文相得益彰,计14幅,均为名垂千古的民族圣贤、豪杰、英雄。封二登载有张善子创作的《怒吼吧,中国》及口拈“落照虞渊惨不红,怒湍谁激大王风?山林尚有歼倭志,奋臂先张射日弓”及又拈“雄大王风,一致怒吼!威撼河山,势吞小丑”,表达了画家的民族精神和坚定意志与“弯弓射天狼”“上马击狂胡,倚马草军书”“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决心及豪迈。压轴画作是《汉家飞将图》,画面上的一群飞虎寓意中华民族抗日的力量,直扑象征日本的富士山,颇具震撼力。画下角的配诗“汉家飞将雄,直插倭虏穴。恢复旧神州,四海歌英烈”,更是体现了张善子的浩然正气,传达了中华民族抗御强暴的英雄气概信息。该画传不仅国内各大书局发行并一版再版,而且在《良友画报》等杂志刊载,影响相当广泛。该画传几乎家喻户晓,除送达前方抗战将士手中之外,后来还带去欧美,在侨胞中传播,振奋其爱我中华之情。

《汉家飞将》 张善子 作(载《正气歌像传》)

张善子的《正气歌像传》如石激起千层浪,不仅鼓舞了前方将士,还影响了一批画家,包括傅抱石1943年秋创作的经典《文天祥像》,以及1942年12月举办的第三届美术展览会上的多幅文天祥《正气歌》绘画作品。除影响画家创作,还影响了像郭沫若这样的剧作家,使之在那个特定时期把创作注意力投向历史题材而大兴历史剧,以重塑民族英雄形象,强调民族之光,振奋民族精神,激励中华抗战。可以说,张善子《正气歌像传》是倡导“读史救亡”“文化救国”的典范之作。他以画的形式阐释了民族主义,解读了民族精神,在抗战时期产生了普遍影响。

张善子之所以能创作出《正气歌像传》并接连再版,《正气歌像传》展览之所以有如此的轰动,除其强调英雄气概、民族主义、爱国精神、艺术文化表现力之外,还与他庞杂的思想体系有关,即融儒(家)、佛教、耶稣教于一体,特别是儒家所传达的核心价值体系“忠孝”有关。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在他的性格、行为、艺术主张中主事,构成忠孝两全的典型,颇具代表性。1937年10月,张善子取材古代28位贤良、忠孝之士所创作的《二十八忠孝故事图》,亦是一个重要佐证,足见张善子在努力宣传和维护一个属于中华民族的忠孝思想体系。其艺术展示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开掘,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心理,转化为时代力量。

《正气歌像传》的创作动机,是为了弘扬楷模精神,光大孔孟之道的精髓“忠”“孝”,进一步唤起人们的精忠报国意识,体现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诚如他在书中所言:“孔圣人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夫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开头就道破主义是信仰所发生的力量;接着又说出八德是民族生命的源头,成仁取义的决心。而源头的源头,便是忠孝!孔夫子、孟夫子、中山先生他们所说的话,都是造成中华民族人格的基本。我们应该要效法古人,做堂堂正正的人。”此创作动机,1938年3月,张善子在湖北宜昌对前来造访的《大侠魂(周刊)》记者徐霖亦有具体表述:“现值我国全国抗战之时,乃民族存亡关头。倘我国人不能发扬民族正气,则影响抗战前途实深。故余于卢沟桥事变之时,即建议当局将文文山《正气歌》内所列举之历代圣贤豪杰像传绘出,到处流动展览,以教国人。盖艺术宣传较文字宣传更有力也。”对于此方法,张善子还举例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关于历年之内政外交情形,均曾用画写真满挂室中,以教国人。”至于创作目的,张善子在书法文天祥《正气歌》跋语中开门见山指出,“发扬民族正气,发挥民族文化抗战力量。”故《正气歌》与其说是文天祥的,不如说属于张善子的,因为一古一今的英雄(均文武双全)惺惺相惜,情怀相同、意志相投、境界一致,共铸的是我们民族之魂!

从创作历程看,张善子的《正气歌像传》创作十分严谨,可谓数易其稿,厚积薄发。据笔者目睹的原始资料,第一稿多为历史上众多忠孝仁义志士画稿(不包括张善子曾画的《二十八忠孝故事图》)。第二稿的14幅图几成大样,十分接近印行的《正气歌像传》。第三稿为正式出版稿。

与《正气歌像传》属于姊妹篇范畴的,还有一本反映历代民族英雄豪杰的画传,属于连环画性质,遗憾未出版而鲜为人知。此画传一直存于成都,从时间上分析,应是张善子1938年底因较突然决定赴欧美之故,未来得及完成的画稿,笔者姑且谓之《历代英杰画传》。该画传现有20余幅(其中3幅的人物文天祥、祖逖、颜杲卿同于出版的《正气歌像传》),记录了从战国、秦、汉、晋、唐、宋、明、清一路走来的仁人志士代表,特别是骁勇战将(包括巾帼英雄秦良玉),堪称一部中华民族抗争强暴史的缩影。该稿本图文并茂,涉及众多历史人物,如李牧(战国)、蒙恬(秦)、班超(汉)、李广(汉)、卫青(汉)、霍去病(汉)、赵充国(汉)、虞诩(汉)、马伏波(汉)、祖逖(晋)、谢安(晋)、薛仁贵(唐)、李靖(唐)、颜杲卿(唐)、杨业(宋)、杨延昭(宋)、寇准(宋)、文天祥(宋)、史可法(明)、秦良玉(明)、夏完淳(清)等。这部鲜为人知的画传,无疑是《正气歌像传》的补充,对于研究张善子文化抗战的自觉和自省性以及“艺术救国”“艺术报国”的心路历程,讨论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情操,阐释其绘画表现的多元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人素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张善子这一“己任”的表现更为凸显。除创作一系列体现人文力量的作品外,他还号召中国美术界以民族为大义,以救亡为旨归,并以极大热情组织美术工作者,扛起中国画家抗日宣传的大纛,水墨烽火,丹青铁血。为在,他在《抗战漫画·全美术界动员特辑》上发表《国画家应有的责任》,疾呼“以美术的力量,激发民众抗战精神。”

《怒吼吧,中国》《国画家应有的责任》 张善子 作(载《抗战漫画·全美术界动员特辑》,1938年第8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着北平、上海、南京失守,“保卫大武汉”的口号,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重镇。除军事上的保卫,此时的中国新文化新发展达到一个高峰,各种文艺抗敌社团如雨后春笋,文化人的抗战情绪空前壮怀激烈。1938年6月6日,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抗敌美术团体,也是全国性的合法组织,更是国共合作的一个结果,与中华抗战息息相关,即“以团结全国美术作家,推动抗战工作,发展民族革命美术为宗旨”。这个宗旨,极具鲜明时代性,构成了中国新文化新发展的组成部分,传达了中国画家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识和抗敌意识。

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战协会颇具阵容,名誉理事为蔡元培、冯玉祥、张道藩、郭沫若等,标志着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预示着中华抗战美术掀开的新篇章而光耀中国美术史。张善子是该协会主要发起人,在美术界客观上起到“领军人物”的作用。成立大会上,作为主席的张善子率先致开幕词:“今天,我全国美术界一致联合组织起来,其唯一的目的是在发扬美术的力量,使民族抗战的精神磅礴充实,以打倒侵略中国、扰乱世界和平的日本强盗。”不仅如此,张善子还出任该协会的首席常务理事、理事并兼任研究部主任等职,成为全国性美术团体的实际主持者。吴继金在《记武汉抗战美术宣传活动》一文中说,武汉从事抗战美术宣传工作的知名画家,首推的当属张善子。王康在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文中,推介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徐悲鸿、林风眠、蒋兆和、潘天寿、吴作人、傅抱石、叶浅予等一批参与抗战的著名画家时,名列首位的便是张善子,并感慨他是“怒绘狮虎,以壮国威”。

抗战时期,因张善子的资历、能力、影响等,有别于其他画家的是,他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相当于今民政部部务委员)。他以此作为社会责任的担当者,以极大热情投身于战时首都重庆的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救助流离失所的灾民。他举办的宣传抗战作品巡展,得到教育部向有关省发“通知”的支持,甚至得到四川省政府发布《关于转知各机关协助张善子举办展览训令》的支持。其规格之高、力度之大、格局之宏、影响之盛,是其他画家所无法达到的。

除在武汉、宜昌外,张善子还在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城市举办了《正气歌像传》巡回展览,以此表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勇气概,传达他“恨吾非猛士,不能执干戈于疆场。今将以我之画笔写我忠愤,来鼓荡志士”的心境。其间,张善子还与川军将领多有联系,曾应范朴斋之请,为川军将士绘制虎图扇面,以激励前方将士。这些扇面曾制有印板广为传播,其中一幅所画飞虎直扑日本富士山,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表达了张善子强烈的抗战必胜意识。

张善子还十分关注“八一三”抗战周年纪念。1938年8月10日,他由宜昌逆水抵重庆,并于13日在青年会举办《正气歌像传》展。观展者云集,一时竟有万人空巷之盛,有评论说:“笔墨间所流露之民族精神,大得陪都(重庆)人士称许。”为进一步推动抗战,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共同目标(包括《正气歌像传》的广泛影响),1939年3月,国民政府颁发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并刊登在各大报,为社会各界大讨论,甚至一些媒体因此出版《国民精神总动员专号》以推波助澜“国民精神之振奋,实为根本之图”。而张善子创作的《正气歌像传》及巡展,对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出台不乏先导意义,一定意义上起到催生作用。

正是因为张善子的一系列艺术抗战、文化抗战的行为表现,加之在画家和民众中的崇高地位,在周恩来、林森、许世英等人支持下,参政会在决定派华人于斌主教出国谢赈的同时,亦决定派张善子以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名义出国宣传。为不负使命,1938年12月,张善子携《正气歌像传》《四维八德》《忠孝节义》《孝道可风》《节不可夺》《义当勇为》《勇猛精进,一致怒吼》《中国,怒吼了》和“黄山系列”等,与张大千共同创作的180余幅作品(有的作品印刷成法文、英文宣传品,以用于竞卖赈济和对外宣传),经云南取道越南,然而赴法国辗转美国,争取国际声援和侨胞支持。

张善子抗战期间创作的画作。此为带去欧美宣传的印刷品

1939年2月,由驻法大使顾维钧协调,张善子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虎痴张善子画展”,开中国画家在巴黎国家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先河。据“巴黎通讯”《虎痴张善子画展》介绍(载《申报》,1939年6月4日),该展览有三个特点:一是规格高,二是规模宏,三是影响大。所谓规格高,法国方展览名誉委员有教育部部长蝉氏、巴黎主教凡尔第安等,中国方展览名誉委员有顾维钧、于斌主教。开幕展翌日,法国总统勒布伦一反常例前往观展,赞誉张善子系“近代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有关部门颁授勋章。所谓规模宏,共展出作品100余幅,内容分“正气类”“中国古代圣别传”“四德类”“牯岭山水”“杂类”五大类,包括《怒吼吧,中国》这样的巨幅及由蒋中正题跋“正气凛然”的《文天祥》、林森题跋“寓意精深”的《忠心报国图》等作品。所谓影响大,一是震撼法国艺坛;二是海内外媒体广为报道和评介;三是法国出版部门即刻出版《张善子画集》(其中收录了张氏昆仲合创四幅作品),并附剪报和张善子肖像。

张善子画展在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举行,宣传中华艺术,促进中法邦交,开中国画家个人在该馆展览先河(罗伦建 供图)

1939年4月,张善子抵达美国,先后在纽约、芝加哥、费城、旧金山、波士顿、洛杉矶等地举办画展若干场,到诸所大学及若干社会团体作有数场演讲,并挥笔作画义卖,传达“多卖出一幅画,就多一颗射向敌人的子弹,多一份支援国家抗战的力量”的意愿。张善子的爱国主义情操,震撼美国朝野与民众。美国最具影响的媒体《华盛顿邮报》甚至以“虎圣”为题,刊载张善子肖像和馈赠罗斯福总统夫人的虎图,介绍张善子在美国举办画展的情况,并赞叹其虎具有的象征意义,即唤醒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斗志。

以“虎圣“为题介绍张善子(载美国《华盛顿日报》,1939年12月14日)

在美国华盛顿,张善子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夫人欢迎,多次应邀请赴白宫做客,被誉为“一个创造中国形象的伟大画家”。据《内江市志·人物传记》载,张善子“募得捐款及门票收入计逾百万美元之巨(应为20余万元),他悉数交国家”,全部用于中国抗战和赈济,即“分作难童教养费,分作战士寒衣装”。而他自己的生活却十分节俭,衣服破了自己补,诚如媒体报道“善子先生生活节俭,衣破自缀”。更有甚者,张善子在欧美举办展览的影响被誉为“新大陆”,即“画展新大陆,白宫夫人亲手为之调羹汤;再展巴黎市,元首亲莅书画场”。

在赴美的一系列艺术交流和国民外交活动中,张善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从国民外交角度(包括属于宗教传播性的外交),张善子具有代表性,充分体现了艺术家、外交家、革命家、活动家的多重角色,凭借大智慧和中华艺术,履行了国民外交形象大使的使命,争取了友邦人士的制日和物资援华。

除举办画展,慷慨演讲“中国为世界和平而抗战,为国际正义而抵御侵略之义旨”,张善子还积极以画为媒广为联系各地华人社团,开展一系列国民外交活动。1939年6月,在馈赠著名华人社团之一的纽约龙冈亲义公所的《下山虎》上,他竟以族弟角度题款,“希诸昆仲世谊”,传达他对“义”的诠释和寄意,以争取更多支持。同年10月,张善子的《虎踞龙盘》由芝加哥安良工会出资1万元购藏。这在当时应是一笔巨款了。

1939年10月,张善子所作《虎踞龙盘》由美国芝加哥安良工会出资国币1万元购藏(背景为《怒吼吧,中国》)(罗伦建 供图)

张善子颇具大局观念,非一般画家的视野和境界所能及。他四面奔走,八方呼吁,包括国民政府殊为重视的在纽约侨胞响应公约宣誓中的演讲,代表政府参加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等,使国民意志得以张扬。他甚至助推了侨胞的“一碗饭援华运动”。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弱国无外交”。尽管时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为艰,但作为平民外交“第四战线”的张善子,却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整个的陪都(重庆)都在迎候这位第四战线的斗士”的殊荣。

国民精神是抗战必胜的的重要保证。作为中国国民外交家,张善子的国民外交活动体现了“国民性”特征,具有政治意义和时代意义,是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外交活动中的补充和延伸,具有广泛影响。张善子所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多以绘画艺术为载体,传达了中华艺术的魅力,体现亲和力和凝聚力,得到国际社会认同。

在美国,张善子以《正气歌》等倡导国民精神(罗伦建 供图)

当闻讯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援华制日的措施——废止《美日商约》时,他挥毫画虎并题“中国,怒吼了”相馈赠(该虎图曾挂白宫林肯总统像侧),以此促进中美睦谊。张善子进行的国民外交活动涉及面广,甚至得到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的关注与重视,不仅数度应邀访问白宫,而且总统夫人亲自陪同他去有关社团和大学进行演讲和募捐。

张善子还以天主教徒的身份,创作了表现耶稣及耶稣升天题材的巨幅作品(一丈二尺高、五尺宽),馈赠纽约佛丹大学(美国著名天主教学校),以表示对美国教士在华工作的感谢之忱。1940年6月12日,佛丹大学颁授张善子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佛丹大学仅给罗马天主教教皇和张善子授予了此学位),开中国人获此殊荣之先河,美国天主教玛利克诺尔传教会代表到场观礼,国民政府驻纽约总领事于俊吉、领事卢心畬及侨胞前往祝贺,中国各报记者前往报道。(颇巧的是,时过34年即1974年,张大千荣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特别授予“人文博士”学位。从画家角度,昆仲被授予荣誉博士既是画坛佳话,又是画坛唯一)

1940年6月12日,张善子(中)在美国获荣誉法学博士(罗马教皇级),时国民政府驻美国纽约总干事于俊杰等前往祝贺

1974年,张大千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授予“人文博士”称号

抗战时期,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陈纳德将军在中国算得上是知名度颇高的人物。当闻讯陈纳德在美国组建空军志愿队援华抗日,张善子十分激动,精心创作《飞虎图》相赠送。画面上方两侧分别是长有翅膀的老虎,勇猛敏捷并虎虎生威,寓意陈纳德将军所率飞虎队如虎添翼,所向披靡(该画现存建川博物馆,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飞虎图》(赠陈纳德将军)张善子 作

张善子的“飞虎”创意,对于后来陈纳德指挥的“飞虎队”具有相当影响,包括创建飞虎队的称谓、标志的构成、战斗力的,提升、“勇猛精进”的价值取向、“安危同仗,甘苦共尝”的精神倡导、正义之师的寓意、无往而不胜的象征,等等。

张善子与“飞虎队”

作为曾是军人,作为虎性的本质属性,均体现了“勇猛精进”。张善子十分倡导这个概念,竟连在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前身)战机上也喷涂有他所书“精进”二字及所绘猛虎图案。在题赠其侄儿张心俭的遗作上,张善子亦题署有“勇猛精进”。可见“勇猛精进”是张善子心中的主旋律,唱响了国内外,具有传播的普世意义。

张善子倡导“勇猛精进”精神,就连援华飞机机身上亦喷绘有其书法“精进”二字和所画虎图(罗伦建 供图)

1940年6月,张善子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体现了他的国家意识、民族意志、社会担当、文化使命。据当时媒体报道,中国政府因抗日战争期间而无暇顾及此盛会,颇巧的是委内瑞拉、古巴国的因故弃展而留出国际馆区展位。在美国医药助华会的支持下,张善子毅然作出推迟回国的决定,受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世界博览会,并以所携画为展览重点(场地布置有张善子的巨幅书画作品),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开展国民外交,争取更多国际人士的理解和募捐,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

1940年6月,世博会在美国纽约举办,场地展出有张善子巨幅书画(《壮志饥餐胡虏肉》《勇猛精进,一致怒吼》等(晏良为 供图)

在美国的文化交流和募捐活动及国民外交活动中,张善子所到之处,均有媒体报道或评论,有效地宣传了中华艺术和抗战。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日报》《洛杉矶时报》及《时代周刊》《生活》等报刊有若干报道或评论。特别是1939年7月6日的波士顿《环球日报》,在第1版并转第9版上刊登有张善子赴波士顿宣传抗日,振奋侨胞民族精神的文章(包括《中国,怒吼了》等图片),称赞张善子乃“中国名画家”。1940年5月29日的《洛杉矶时报》,则高度评价张善子所画虎系新中国(指中华民国推翻清政府)的官方标志或象征,文章标题为《一个创造中国形象的伟大画家来访》。国内的《中央日报》《新华日报》《新新新闻》《益世报》及《良友画报》《大侠魂》等媒体亦有若干报道或评论。据不完全统计,仅1940年上海《申报》就刊载有《张善子在美大受欢迎》《张善子在美游历募捐救济中国难民》《张善子在美得荣誉学位》《画家张善子将由美返国》《著名画家张善子由美抵港》等报道或通讯。10月5日,《新华日报》予以高度概括和评价,称“画家张善子先生,于民国廿七年十二月出国,展览画品,为国家筹赈宣传,道经欧美各大城市,备受当地朝野人士之热烈欢迎,前后历时将近两年,收获成绩极为美满……张氏此行,在国外举行画展达一百余次,义卖画虎得款十余万元,均已先后直接汇我赈济委员会,作为赈济难胞之用。张氏且于画展筹赈之余,从事国民外交活动,各援华团体之更多借张氏游美机会,扩大援华制日工作,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至巨……”

张善子(左)与国民政府驻美国纽约总领事于俊吉参加演说(载《良友画报》1939年12月号)

张善子以艺术抗战所产生的重大社会影响,特别是国际社会影响,从其身后的殊荣便可见一斑。他逝世的噩耗颇为轰动,可谓“蜀中星陨全球惊”,参与悼念的包括党政军界、宗教界、侨界、艺术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中正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张善子令》,蒋中正了表达“先生之卒,尤深轸惜”之情。

对张善子的去世,1940年11月16日,重庆举行了公祭。其规格之高、参与面之广,体现了治丧委员会的精心组织和安排,即根据张善子的社会角色和贡献,由相关部(会)主要领导及天主教主教参加。公祭中,他们或作纪念演讲,或致挽诔。据1940年11月24日《益世报》所载专文《公教艺人张善子先生事略》介绍,国民党中宣部长王世杰、副部长潘公展参加追悼会,由王世杰发表纪念演说,肯定张善子“对于我国国际宣传影响之巨”;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许世英、副委员长屈映光参加追悼会,由许世英送挽联,肯定了张善子海外赈济的巨大贡献,抒发了“思君成隔世”的交谊;尚惟善主教、于斌主教、梅雨丝神甫参加追悼会,由尚惟善亲主大礼、梅雨丝发表纪念演说,肯定张善子的爱教爱国与被美国纽约佛丹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的影响(由天主教出面追悼,张善子开公教艺人先河);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送挽联,赞誉张善子“名垂宇宙生无忝,气壮山河笔有神”的艺术影响并表达与之交谊;外交部长王宠惠送挽联,肯定张善子卓有成效的国民外交贡献;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送挽联,肯定张善子的“正气磅礴”并表达故交之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送挽联,肯定张善子的“载誉他邦”“千秋正气”“宣劳为国”的影响和贡献。

除重庆陪都的公祭,1940年12月15日,上海还举行了公祭,参加者竟达300余人。至于张善子逝世噩耗的国际社会影响,集中表现在美国的侨界和宗教界。张善子去世翌日,美国《纽约时报》刊出长篇报道。随之,美国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地侨胞及其团体举行追悼会,甚至红衣主教还举行了追思弥撒会。由此可见,张善子的国民外交非常成功,具有相当国际影响,为中华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以虎闻名遐迩的中国艺术家张善子病逝重庆》(载美国《纽约时报》,1940年10月21日)

综上,张善子的艺术生涯和人生历程颇具特点和讨论意义,特别是在抗战美术和对国际社会贡献方面。其作品的多样性,创作主题的别样性,表现技法的不同性,奠定了他作为全才型画家的历史地位,被推崇为“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近代东方艺术之杰出代表”。同时,张善子踏着时代进步的节拍一路走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传递了千秋正气,不愧是中国绘画史上画虎最具影响力的画家,不愧是中国抗战时期情感最投入、表现最出色、贡献最伟大、被表彰规格最高、影响最广泛的画家,不愧是具有国际社会重大影响的画家。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地方志学会原副会长,《四川省志》原副总编,一级文学创作职称。现为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