犍为王氏书楼究竟在哪里?

无人驿路榛榛草 有客江楼浩浩风

周伦斌

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己亥,苏轼回眉山完成丁忧,十月与父、弟携眷赴京,沿岷江而下绕道长江返汴京。路过嘉州(今乐山市)犍为县,第一次见到了王氏书楼,并写下《犍为王氏书楼》:

树林幽翠满山谷,楼观突兀起江滨。

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

江边日出红雾散,绮窗画阁青氛氲。

山猿悲啸谷泉响,野鸟嘐戛岩花春。

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先登搏战事斩级,区区何者为《三坟》。

书生古亦有战阵,葛巾羽扇挥三军。

古人不见悲世俗,回首苍山空白云。

苏轼画像

118年后,宋孝宗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受诏回临安,五月由成都万里桥起程沿岷江,取水路东下,于十月抵临安(今浙江杭州),沿途有多首诗作并将所见著为《吴船录》,在文中说:“泊嘉州。壬寅,食后,发嘉州。癸卯。发王波渡,四十里至罗护镇。岸有石如马,村人常以绳縻之,云:‘不然,为怪。’百里至犍为县。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今孝姑镇)宿”,还欣然写下《犍为江楼》:

河边堵立看归篷,三老开头暮欲东。

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

无人驿路榛榛草,有客江楼浩浩风。

种落尘消少公事,胜裁新语寄诗筒。

苏东坡、范成大都吟诵的犍为王氏书楼究竟在什么地方?据《犍为王氏书楼》《犍为江楼》,可以得出以下推论:

(一)王氏书楼在犍为县。

(二)王氏书楼在岷江之滨,在江岸边。

(三)王氏书楼在高处:甚高爽,不在山凹处。

(四)王氏书楼在犍为县下坝(今孝姑镇)以上二十里。

但关于王氏书楼的具体位置,目前有四种说法:一说在石溪镇岷江边;二说在岷江与马边河交汇处的河口;三说在今县城玉津镇南;四说在清溪镇紫云山麓(原属孝姑镇)。

笔者认为,王氏书楼在今犍为县城玉津镇,且在城镇北岷江边的凤凰山巅。

犍为县于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设县。虽在隶属上偶尔属于戎州(今宜宾市)管辖,但大部分时间属于嘉州(今乐山市)管理,县名与地域没有大的变化。“犍为”“犍为县”属于专用,在中国历史上其他区域没有使用过这个名称。著名历史地理专家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把当时的犍为县城定在今孝姑永坪村。唐宪宗《元和郡县志·嘉州》(元和年号,公元806—820年)里载有:“大江,在犍为县西十步。大鹿山,在县北一里”。这个位置,据民国《犍为县志·建置》载,距“县城(今玉津镇)十五里”。隋唐的犍为县治在岷江东岸,还有旁证:据《资治通鉴·咸通十年(869年)》载,南诏蛮夷进犯嘉州、成都,“十二月,丁酉,蛮衣兖海之夜,诈为败卒,至江岸呼船,已济,众乃觉之,遂陷犍为”。此犍为必为犍为县,而非犍为郡,因早在唐肃宗乾元(758年)天下废郡,犍为郡已经从历史上消失了。南诏蛮是从西面的清溪关(今汉源县的清溪镇)过来的。上述记载说明,南蛮夷到犍为县城需要渡过岷江,则县城必在岷江东岸,即今孝姑镇永坪村(原犍为糖厂,今风生纸业)。

公元936年,犍为县治迁至西岸。东晋时期(公元338年开始)僚人入蜀使川南广大地区有僚人,411年在犍为东面设冶官县(县治在今金石井镇),统辖这一区域。因有铁山,这一带的僚人被称为“铁山僚”。从北周保定二年(公元562年)开始,铁山僚人多次反叛。后蜀孟知祥明德三年(936年),铁山僚攻城,为避其锋芒,犍为县治从岷江东岸迁址西岸。

据民国《犍为县志·疆土》记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犍为县治移至玉津镇(原玉津县治,今五通桥区牛华镇)。是年,又搬迁至惩非镇(今犍为县清溪镇)。据《宋会要·方域七》载:“犍为县,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徙治惩非镇”。

1242年,犍为在子云山上筑紫云城抗蒙。1275年,犍为县与嘉州同期降元。

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犍为县志《明史·地理志》失载。但据《明史·地理志》推知,县治在玉津镇(今五通桥区冠英镇)。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再迁惩非镇(今犍为县清溪镇,见《明史·地理志》),是年又移至今犍为县城玉津镇(这一名称应是借用原玉津县名),从此治所未变。

至此,犍为县治脉络很清晰:

583—936年,县治在今孝姑镇永坪村;

936—1011年,县治在岷江西岸;

1011—1283年,县治在惩非镇(今清溪镇);

1283—1371年,县治在玉津镇(五通桥区冠英镇);

1371年至今,县治在今玉津镇。

苏轼过犍为,是年1059年,写下《犍为王氏书楼》。

范成大过犍为,是年1177年,写下《犍为江楼》。即是说,这时期犍为县治在惩非镇(今清溪镇)。

从上已清晰:936—1011年,岷江西岸的犍为县治基本可以锁定在今犍为县城玉津镇的北部:北至凤凰山、西至大定山(翠屏山)、南至龙池、东接岷江河滩。当然那时的这个区域特别是河滩不是今日较为平坦宽阔的玉津镇,而是滩涂。夏日洪水还会淹没河滩,今日城南的黄旗坝直至清朝中期还是芦苇地,时常被水淹没,更别提千年前的时候。因此,犍为县治在这里70多年后,迁到了城西十里的马边河畔的惩非镇(今清溪镇),直至1371年才最终迁回,时间跨度达360年。这360年正是县治老城向东向南发展,才有文庙建在了今日的城南。而在北宋初期的王氏书楼只能是在靠近当时县治的地方,因为苏轼在诗中、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讲得很清楚了。《犍为县志·建置》说:“河东县治距今县城十五里”;范成大说:“县有书楼,甚高爽,下临长川。二十里,下坝宿”,而老县治永坪村距离下坝三里。因此,十五里加三里,才十八里,还有二里呢?民国《犍为县志》记载:“舞凤山[原注:即凤岭梧阴。]:城北三里许。山形如展翅飞凤,势甚雄特,为县城屏蔽。俯瞰城郭,左临大江,颇有江天一览之概。”除了外形,还有音效,同书有载:“山麓路上数步,有一石,踏之铿然有声,人呼为‘凤鸣’。”所以嘉定知州张芑曾经作《凤集梧冈》称赞道:“山头彩凤孰妆成,翱翔欲下势峥嵘。”站在凤凰山上往南看,可南眺犍为县城,名城巍峨;左瞰可现岷江,江山如画。加上这里茂林修竹,遂成一大景观,名之“凤集梧岗”——这是乾隆《犍为县志》的叫法,嘉庆县志则称“凤岭梧阴”,被列入“犍为八景”。三里许,加上十八里,正好是书楼:下临长川,二十里,到下坝。所以,王氏书楼就在今日的玉津镇,且在城北三里的凤凰山巅。

凤凰山地势险要,是犍为县城通往嘉定府城(今乐山)的必经之路,也是南丝绸之路岷江道的重要节点和沐源川道的起点。犍为境内有两个险滩:一是北面的叉鱼滩,一石潜伏水中,修长如鱼,山上一石横卧,三叉如仞;二是南面的朱石滩,滩下全是粗大的岩石。岷江从西北叉鱼滩入境,蜿蜒绕县城流向黄旗山,进而折向西南,于朱石滩处再折向东南于河口街出境。凤凰山下,正好是犍为古渡。后来随着城镇的扩展,渡江口岸增加,有上渡口、中渡口、下渡口之说,这里正是上渡口。凤凰山与对岸灵岩山(山上有佛灵寺)刚好形成岷江犍为城北峡口,正位于叉鱼滩下。现山下还有汉代就凿成的历史遗迹——九格洞,据说是当年夷人所居的崖洞,洞中置有石床、石缸、石灶台等。九格洞又称“文纪洞”,据说是汉代张纲读书的地方。说明凤凰山自古就是一险要之处,更是古代沿岷江而下,过叉鱼险滩后的安身立命之处。凤凰山上有高楼,不正是恰到好处吗!

如此,回过头来看诗词,查历史记载,王氏书楼应该就在岷江边的凤凰山上:

(一)楼观突兀起江滨:说明书楼在岷江之滨,且不会在山凹处,否则就不是“突兀”。

(二)甚高爽: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说“县有江楼,甚高爽,下临长川。过县二十里,至下坝宿”:“县有江楼”指县城江边有高楼;“甚高爽”就是很高,高接云天,才是爽。如果在低洼地带,可以有高楼,但很难说是高爽,且要“甚高爽”,所以楼应该在高处,山上即为高处;俯瞰城郭,左临大江,颇有江天一览之概。苏轼在1084年作诗一首赠给王齐万,诗题为《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其文中有“塞江流柿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的诗句,这说明书楼在高处,是标志性建筑,才能“照山谷”。

(三)下临长川:“下临”那就是说要在上游且书楼在江边的高处才叫“下临”,有一定长度、河面较为宽阔、可视度较高,岷江从西北叉鱼滩蜿蜒绕县城流向黄旗山进而折向西南于朱石滩,才被称为“长川”。很明显,凤凰山才符合这点;“过县二十里,至下坝宿”是说从县城到下坝(今孝姑镇)二十里路程。反过来证明书楼不可能在马边河边或马边河与岷江的交汇口,因为从河口所在地来看岷江,还不能称其为“长川”。

(四)叉鱼滩旁:“涨水稠滩连峡内,浅山浮石似湘中”不正是写的叉鱼滩吗?北面的叉鱼滩,一石潜伏水中,修长如鱼,山上一石横卧,三叉如仞。

(五)离下坝二十里:从凤凰山至下坝(孝姑)的距离才会有二十里。

(六)树林幽翠满山谷:书楼后面是“树林幽翠满山谷”,从北到南依次为:舞凤山(凤凰山、张纲山)、大定山(真武山和翠屏山)、文豹山(狮子山)、棋盘山、大山坡、铜鼓顶山等山如一道绿色的屏风列在城西,虽山不算高但茂林修竹、绿荫葱郁、满目苍翠、四季常青,是城镇的屏障。南宋邵伯温(1055—1134年)、邵博(?—1158年)父子入川先居嘉州凌云山、再迁犍为子云山,最后定居犍为安乐窝(今犍为县城县中医院),葬黄花冲,可见对犍为的喜爱。这时期,犍为县治在惩非镇,邵氏父子并没有住在县城,而是在翠屏山麓(今天的县城玉津镇)。史载,邵氏父子定居于城东大定山(今翠屏山)是准确的,因这时的犍为县城在今清溪镇,从地理方位看,大定山正是在清溪镇东面,而安乐窝在城南是指在老城的南面。所以,大定山在城东的“城”指当时的县城,安乐窝在城南的“城”是指安乐窝所在的城的南面。700年后的清乾隆年间,犍为两任知县宋锦“翠屏自古烟霞地,安乐当年高士庐”、杨礼行“莓苔字蚀残碑绿,榆柳烟迷远树青”描绘了西山的景色。宋朝时期的犍为县治所在地不更是“树林幽翠满山谷”吗!

那么是什么人在凤凰山上建书楼呢?唐末五代宋时,藏书风甚隆。这个时期“扬一益二”的四川较为繁华,同时眉(州)嘉(州)地区的夹江造纸为藏书奠定了基础。从唐代起历五代十国至宋代,历时三百年之久的眉山孙氏私家藏书楼,延绵十多代孙氏子孙,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收藏历程。《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鱼鲰镇在州东两河口,有巡司。即今县城东南十五公里的乾明寺山山麓。”从清嘉庆版《眉州属志》所载眉州地图上可以看到,在乾明寺山麓共有两条河流,东为鲰江河,源自仁寿,西为岷江支流(河道现已废弃)。鱼鲰镇就在两条河的交汇处,名叫两河口。在一山顶上发现了一处的古代建筑遗址以及灰坑一处,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为古河道的二级台地上,为冲积平原,这一地理位置比较符合人类依山傍水而居的生活特点。宋代时藏书、读书的风气是非常浓厚的,就像苏东坡在他的《眉州远景楼记》中写道的:“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文献为重。”宋代人才辈出,与藏书丰富,形成读书风尚不无关系。

而作为西蜀嘉州富商的王蒙正正是效仿孙氏书楼,在担任犍为盐运官时建造了王氏书楼。此时,犍为县治正是在今日的玉津镇。有钱、有动机并在犍为做官的王蒙正要在城北的凤凰山建造书楼,就有了充足的理由。由此推测,王氏书楼的建造时间大约在宋太宗(公元976—997年)年间,而936—1011年犍为县治正是在这里。

说到王蒙正,来头可不小。宋真宗皇帝未登基时,喜欢上了有夫之妇刘娥,横刀夺爱。刘娥就是北宋著名的章献明肃皇后,仁宗登基时年幼,她总揽朝政。后世将她与吕后、武后并称,称其“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当刘娥被迫离开夫君龚美时,夫妻只得改以兄妹相称,夫家改姓刘,是为刘美。当时王蒙正想要攀附皇亲,重金与刘美定亲,将女儿许以刘美之子刘从德。(从德妻,嘉州王蒙正女也。蒙正家豪右,以厚赂结纳至郎官,为郡守——《宋史》。其子为王齐雄、王齐愈、王齐万,苏轼被贬黄州时与王氏兄弟为邻居。1080年还与王齐万有诗唱和)从此后,王家也算是皇亲国戚了。王蒙正的人品卑劣,借着皇家身份颐指气使,肆意妄为,(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觌又极论其不可)等到真宗驾崩,仁宗登基,王家逐渐没了往日的权势。到了苏轼出生的景祐四年(1037年),王蒙正被贬谪到岭南一带,王家在乐山当地的势力从此败落。而犍为县治早在1011年迁到惩非镇,王氏书楼已无再次辉煌的可能。这才有了苏轼在嘉祐年间(1059年)路过乐山时,面对一座无主的宏伟书楼发出的感慨:借问主人今何在,被甲远戍长苦辛。

谁曾想苏轼被贬黄州期间(1080—1084年)却与王家兄弟有了渊源,来到黄州十来天后偶然认识了犍为王氏书楼的主人——犍为人王齐愈、王齐万兄弟,与被发配到鄂州的王家人隔河相望。两家人既是朋友又是蜀地老乡,解除了苏轼在他乡的孤寂。王氏兄弟在《宋史》中无传,但在苏轼《黼砚铭》中记有:“龙尾黼砚,章圣皇帝所尝御也。乾兴升遐,以赐外戚刘氏,而永年以遗其舅王齐愈,臣轼得之,以遗臣宗孟。且铭之曰:黟、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縠理,金声而玉色也。云蒸露湛,祥符之泽也。二臣更宝之,见者必作也。”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推断王齐愈可能是宋真宗皇后刘氏族人刘永年的舅舅,这样王氏家族与王后刘氏家族就有姻亲关系,这点也佐证了王氏家境富裕有能力藏书的原因。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时写下了《别王文甫子辩》《再书赠王文甫》,回顾了两家人的交往并表达了自己的依依惜别之情。王齐愈,字文甫,一字文父,当时的年龄在七十岁左右。王齐愈善诗词,《全宋词》中有他的作品八首,其小传云:“齐愈,字文甫,嘉州犍为人,居武昌。”同时,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也对这一段友谊进行了描述,足见情谊之深。在王齐万与苏轼的交谈中,王家兄弟为何从四川犍为迁徙到鄂州寓居应是其主题。苏轼于感慨万千中作诗一首赠给王齐万,诗题为《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正与伍洲相对,伍子胥奔吴所从渡江也》,其文字如下:

君家稻田冠西蜀,捣玉扬珠三万斛。

塞江流柿起书楼,碧瓦朱栏照山谷。

倾家取乐不论命,散尽黄金如转烛。

惟余旧书一百车,方舟载入荆江曲。

江上青山亦何有,伍洲遥望刘郎薮。

明朝寒食当过君,请杀耕牛压私酒。

与君饮酒细论文,酒酣访古江之濆。

仲谋公瑾不须吊,一酹波神英烈君。

苏轼在诗中再一次提到书楼,感叹世事的变迁。苏轼父子沿江而下经过犍为时见到王氏书楼,从而与书楼结下了一段因缘,时间跨度近30年。犍为王氏书楼使犍为在我国藏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见证了一代文豪苏轼与王氏兄弟的一段真挚的友谊。

邵伯温后人邵墩于乾隆五十一年来犍为设教并祭祖墓,写下了《安乐窝赋》,既称赞了犍为西山即翠屏山风水之美,更有怀念祖先之意,还为犍为书楼添上华丽诗篇:

山不在高,屏环以翠。围岗峦之层叠,面面玲珑;俯雉堞之嵯峨,重重密緻。盼绿荫兮清圆,挹红泉兮涨腻。藉此浮家泛宅,万象皆涵;由兹立壁持门,纤尘不至。翠屏之山,环周遭兮。翠屏之水,静波涛兮。仰止寓公,风流人豪兮。祠堂有记,水长山高兮。

按:唐代薛能(817—880年)在《监郡犍为将归使府登楼寓题》中,也提到“江楼”:“几日监临向蜀春,错抛歌酒强忧人。江楼一望西归去,不负嘉州只负身。”诗中所说的“江楼”,不大可能指“王氏书楼”。【如按以上记载王氏书楼应该在现在的犍为石溪附近,犍为词人赵伯州也赞同这一观点】此说有误。据民国二十六年版《犍为县志》第五册文事卷记载,苏轼“又尝游览犍南山水,于子云亭下,访王氏书楼古遗迹,赋诗寄慨”,因此诗中描述的风景应该是在犍为子云亭附近。张芑的《行经子云亭》中描述“鸡鸣曙色开,苍烟漫浩浩。遥望子云亭,青峰殊缥缈”,民国版《犍为县志》记载:“子云山石壁临江,岩壑深邃,入山数里,一峰巍然”,这些与苏轼所描述的书楼处的风景十分相似,但按以上记载就断定书楼位于现在子云山下是比较牵强的,单凭景色及后人的凭吊来判定是不可信的,就犹如《嘉定府志》卷五《古迹》:王氏书楼,犍为县南,甚高爽,下临长川,王氏藏书万卷于此。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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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周伦斌(乐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建乐山市委主委)

供稿: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