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流动的文化、宝贵的遗产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中华民族有着善治水的优良传统。中国大运河是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水利工程,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三部分构成,全长近3200公里,对中国政治统一、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创造力、凝聚力和生命力的代表,是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鲜活文化符号。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察看大运河沿岸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强调“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同年6月,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2020年11月,总书记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考察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2023年9月,总书记来到位于浙江绍兴的浙东运河文化园,步行察看古运河河道和周边历史文化遗存,详细了解浙东运河发展演变史和当地合理利用水资源、推进大运河保护等情况,强调“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大运河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在保护、传承、利用上下功夫,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大运河的保护、传承、利用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绵延2500多年的人工水道

江苏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内,长25.7米、高8米的汴河州桥遗址河道剖面,恢宏厚重。州桥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明代末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河道剖面蜿蜒的地层线标注着唐代至现代的沧桑岁月,让人真切感受到王朝兴替和文明绵延。在中华民族漫长历史演进中,不断建造和完善的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绝佳印证。

《左传》记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公元前486年,吴国在今扬州附近开挖邗沟,沟通长江与淮河水系,这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战国中期,魏国于公元前361年前后开始挖掘改造鸿沟,北接黄河,南边沟通淮河北岸的几条主要支流,构成了黄、淮之间的水路交通网络。西汉时期运河向西延伸至关中地区,东汉时期开凿阳渠以沟通洛水与黄河。当时,由洛阳入汴渠,至徐州入泗水,由泗水入淮水,再转经邗沟可达江南。东汉末期,曹操利用黄河故道,开挖白沟等运河,使运河向黄河以北延伸,抵达今河北东部地区。东晋南北朝时期,开凿修治浙东运河,沟通了姚江、甬江、钱塘江、曹娥江等自然河流。经过千余年的营建,到隋统一中国之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贯通东西南北的中国大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为隋唐时期对运河大规模开挖、整治及航运大繁荣奠定了基础。

绵延近3200公里的中国大运河,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的运河。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图为大运河遗产分段示意图(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供图)

公元605年,为加强都城洛阳与南方的联系,隋炀帝下令在前代汴渠的基础上开凿通济渠,沟通黄河与淮河。同时,重新疏浚邗沟,疏凿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并对前代开凿的浙东运河航道加以整治,使大运河越过钱塘江沟通宁绍平原。此后,又在黄河以北,在曹操时期开凿的原有运道的基础上,开凿永济渠,直抵涿郡(今北京南郊),从而修建出一条以洛阳为中心、东北方向到达涿郡、东南方向延伸至江南的“Y”字形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成了从南方重要农业产区直达中原地区政治中心和华北地区军事重镇的内陆水运交通动脉。唐宋时期,大运河主要河段、格局和走向基本没有变化,朝廷对运河的主要职责在于维护航道、大规模疏浚与改建部分航段,同时建立粮食仓储、转运等运河配套设施,并逐步完善统一运河维护和运输管理的漕运行政体系。

北宋晚期,战乱不断,运河航道维护逐渐松弛,航道不断淤积,航运逐渐中断。期间黄河数次泛滥,淮河以北的大运河河道大多被黄河泥沙堵塞,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体系逐渐宣告结束。元统一中国后,组织开凿了会通河,北通卫河,南接泗水、黄河,从根本上改变了淮河以北大运河的格局与走向。由此开始,大运河不再流经洛阳,河南和安徽北部的河段被废弃,形成了南北直行的走向,缩短航程千余里。公元1293年,沟通元大都(今北京)城内与城东通州的通惠河建成,来自南方的漕粮可直接抵达城内的积水潭,实现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大沟通,奠定了至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现代大运河的线路格局。

为了保障漕运的持续畅通,明清两代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元代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整治修浚,陆续新建、改建多处河道和水工设施,并不断完善漕运管理制度和机构。其中,为了减少淮安清口以北借道黄河行船的危险,1686年至1688年清廷在宿迁与淮安间的黄河故道东侧开凿了中河。中河的贯通标志着大运河彻底摆脱了借黄河自然河道行运的状况,实现了完全的人工控制。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大运河成为联系全国经济的交通大动脉,在运河沿岸形成了一批转口贸易城市,促进了运河沿岸城市商业的繁荣。

大一统国家的水路命脉

“至今千里赖通波”,“共禹论功不较多”。作为沟通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浩瀚版图的水路命脉,大运河的修建和贯通,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从地理上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塑造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

从地理上看,中国从西向东逐级降低的“三级阶梯”地形特征,有利于东西走向的长江、黄河、淮河等自然大河及其流域孕育出古中华文明,并为中华文明不同文化板块的诞生、发展与碰撞提供了广阔空间,但不免造成南北地理阻隔。三国、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宋辽金等分裂时代,几乎大都以秦岭—淮河—长江区域为界。中华民族要实现大一统,必须将自然大河彼此分隔所形成的多元文化板块进行联通和整合,解决南方和北方分离、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分离、“陆上丝路”及“草原丝路”与“海上丝路”分离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南北贯通且联通东西走向自然大河的大运河,是维系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重要支撑。

从政治上看,修建大运河是大一统政治理想与国家观的直接印证。回顾中国历史,自秦汉大一统局面形成后,紧密联系南方地区的经济中心与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保证南方的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运往都城,满足经济与军事需要,一直是中央政府强烈、迫切的需求。由于内陆水运的安全、便捷、经济,开辟并维持一条跨越广大国土的内陆水运交通通道,就成为极具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事实证明,大运河的贯通,促进和支持了中国历史上多次大一统局面的形成。

从经济上看,大运河促进了沿线地区的兴起、发展与繁荣,为中华民族大一统打下了坚实经济基础。北人南迁,小麦南进,北方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被带到了南方;南绸北输,南粮北运,南北物流、东西畅通成为现实。唐宋之后,漕船上开始附载私货进行交易,南方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北方的棉花、干鲜果品、土特产等,在大运河沿线开始了繁忙的贸易。淮安、济宁、临清、沧州、通州等众多城镇因运河而兴、因运河而盛,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大运河城市带和经济带。大运河用她的乳汁哺育着依河而居的人们,在人们的生活中留下了鲜明而又隽永的印记,成为沿线人民共同认可的“母亲河”。

从文化上看,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使原来相对独立、特色鲜明的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得以深度连接,加快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世代劳作、生息在运河上的百姓人家,融汇了南北各地的民俗礼仪、饮食文化和休闲娱乐,形成了独特的运河风情民俗。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明清小说,更是在运河一线被文人墨客吟唱、创作、传播。大运河滋养着中华文脉,有助于中华民族形成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认同,对中国文化大格局的塑造影响深远。

工业革命前土木工程的杰出成就

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和建设,是华夏儿女适应空间地理、利用自然山水,不断探索求知、创新创造的伟大成就,代表了工业革命前土木工程的杰出成就,生动体现了中华民族始终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精神不断创造自己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中国天然形成的江河水系大多从西往东汇入大海,很难直接利用自然河湖水系沟通南北,加之地势自西而东、逐级下降,自北向南地形、气候和水资源条件千差万别。这样的自然条件对于建设线路超长、联系南北方的人工水道极其不利,因而在开凿和修建大运河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的工程类型与管理形态。其中,节制水量控制航道水深的长安闸复闸工程、解决运河高差问题的越岭运河会通河工程、解决水源问题的南旺分水枢纽工程,是同一时期水利工程的杰出成就。

位于江南运河段的长安闸建于1068年,由三座闸门和之间形成的两间闸室以及两座水澳组成,是宋代具有代表性的复闸式船闸。长安闸具有完善的工程设施,达到了引潮行运、蓄积潮水、水量循环利用的多重工程目的,具有保障程度较高的输水功能,是世界水利史上现存建筑年代最早的复闸实例,是这一时期中国水利技术领先世界的标志性工程,欧洲大约在300年后才出现此类工程。

开凿于元明两代的会通河是公元13世纪前地形高差最大的越岭运河。会通河北起临清,与南运河、卫河相接,南接黄河运口,是大运河全段的关键河段。它穿越大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一段——山东地垒,南北端点与全段最高点南旺高差约30多米。通过水源工程、节制闸群,成功实现了多条河流的水源调配和水道水深的控制。在工业革命前的水运时代,会通河的水道和水源工程规划,以及水资源调度管理,代表了大运河杰出的技术成就。

位于大运河全段最高海拔处的南旺引水与分水工程是大运河会通河段最重要的水源工程,它通过疏汶集流、蓄水济运、泄涨保运、增闸节流等措施,科学地达到了引汶、分流、蓄水的目的,从而保证了大运河会通河段的畅通运行。始建于明代的南旺工程是世界运河工程史上较早的一座大型综合性水源工程,比欧洲早期运河建造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为法国米迪运河提供水源的黑山引水与分水工程早了约200年,它创造性地通过筑坝、引水、蓄水、分水等一系列互相配合的工程措施,利用地形地势等自然条件,完成对大运河水源流量与流向的定量控制,解决了大运河全线最高河段的供水问题,保障了大运河在之后300余年的顺利通航,代表了中国古代卓越的地理测量、水利设计、施工等工程技术,是中国古人超凡创造力的见证。

除了上述工程,还有中运河开凿工程解决了运河航道规避黄河之险的问题,洪泽湖大堤上的减水坝工程和归江水道工程解决了里下河地区一带的防灾问题,等等。总的来看,大运河解决了在严峻自然条件下修建长距离运河面临的地形高差、水源供给、水深控制、会淮穿黄、防洪减灾、系统管理等难题,是人类农业文明时代工程技术领域的天才杰作。

河北省沧州市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节点城市,大运河在沧州境内流经8个县(市、区),全长216公里。图为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风光(2024年8月21日孙立君摄,人民图片)

大运河漫长的航道开凿十分艰难,维持它的长期正常通航更是不易。为了保障大运河稳定运行而建立的与之配套的工程管理、河道管理、运输管理制度,在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实现了长距离运输的目的,并使大运河发挥了多种相关的衍生功能,包括防洪排涝、供水、灌溉等。大运河的管理制度在各个朝代不断调整和变化,对大运河的正常运行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保障作用。回首再看跨越五大流域的大运河,其选线、定位、施工与维护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和科技条件下,是难以想象的创举,它的历史功绩直至今天仍令人叹服不已。

脉动千年,生生不息。新时代以来,大运河沿线各地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保护、传承、利用大运河的总体部署,持续推进沿线璀璨文化带、绿色生态带、缤纷旅游带建设。突出文化引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陆续出台,大运河成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鲜明符号和重要载体;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以文化遗产、河道水系、生态环境保护为重点,沿线各省份全面建立河长制,2022年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水流贯通,水清岸绿、鱼翔浅底的美景重现大运河;有效衔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河北雄安新区建设等战略实施,加快发展绿色航运,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生态、航运资源,大运河连线织网、融汇交流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运河通,物产丰;运河盛,国家强。千百年来,大运河日夜奔流,滋养兆民,已成为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重要文明标识。今天,这条巨型、线性、活态文化遗产带,正迸发出新的时代活力,散发着新的时代光彩。

来源:《求是》2025/01

作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