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峰

《光明日报》( 2025年03月01日 11版)

《管子》的三十时节

《管子》的三十时节内容见其“经言”一组最后两篇《幼官》《幼官图》。两篇文字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排列顺序有异。汇其内容大致如下:

春:十二,地气发,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气下,赐与。十二,义气至,修门闾。十二,清明,发禁。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夏:十二,小郢至,德。十二,绝气下,下爵赏。十二,中郢,赐与。十二,中绝,收聚。十二,大暑至,尽善。十二,中暑。十二,小暑终。三暑同事。

秋:十二,期风至,戒秋事。十二,小卯,薄百爵。十二,白露下,收聚。十二,复理,赐与。十二,始节赋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

冬:十二,始寒,尽刑。十二,小榆,赐予。十二,中寒,收聚。十二,中榆,大收。十二,寒至,静。十二,大寒,之阴。十二,大寒终。三寒同事。

三十时节中,二十四节气的“清明”“大暑”“小暑”“白露”“大寒”等均已出现,那么三十时节与二十四节气究竟是何种关系?为什么《管子·幼官》分一年为三十时节?三十时节排列的内在结构原理是什么?《管子》的《幼官》《幼官图》的“幼官”取义究竟在于何处?这些问题是本文想回答的问题。

地数三十

我们先要追问的是,《管子》为什么分一年时间为三十时节?

中国人“以数为纪”,中国古代素有重视数之象征意义的文化传统。《逸周书·周祝》云:“天为古,地为久,察彼万物,名于始,左名左,右名右,视彼万物,数为纪。纪之行也,利而无方,行而无止,以观人情利有等。”“数”本是观察、掌握万物内在规律的手段和方法,但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人们逐渐对于数有了更深的理解。他们认为“明数而达乎德”,数作为天道与规律的抽象方法和手段,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由是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特别是涉及天地运转的历法时,数字的设定更非同小可。所以《管子》划分一年为三十时节,三十这个数字必有所自。

按《周易·系辞上》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盖天数有五,合一、三、五、七、九五数,其数为二十有五,地数有五,合二、四、六、八、十五数,其数为三十,此天地数字之所由来。天地数字与古代历法大有相关。《汉书·律历志》即用此于律历,其云:

如日法得一,则一月之日数也,而三辰之会交矣,是以能生吉凶。故《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并终数为十九,易穷则变,故为闰法。参天九,两地十,是为会数。参天数二十五,两地数三十,是为朔望之会。

三十时节以“地气发”始,是有缘故的。三十为地数,分时间为三十时,实即地之时。三十时节突出地数,与二十四节气和《礼记·月令》的时间排列都迥异其趣。与历法相关的三十时节,是建立在古人对于大地想象之上的。

大地的形状

按照上述思路去看三十时节的排列规则,其结构上特点亦甚鲜明。

三十时节的排列方式,是每隔十二天为一个节气,全年共三十个节气。其中,春、秋两季各八个节气,夏、冬两季各七个节气,共合三百六十天。一个太阳回归年为三百六十五天,多出的五天推测被作为节日。这排列中间最突出的是春秋有八个时节而长,冬夏有七个时节而短,有此两长两短,三十时节与月份和季节的配合,表面看似“不如二十四节气整齐”。但如果参考一下古人对大地的想象,《管子》分一年时间为两长两短排列的内在逻辑就非常清楚了。

古代人想象天圆地方,但他们想象的“方地为舆”的大地并不是正方形,而是东西长南北短的长方形。《吕氏春秋》载:“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尸子》亦载云:“八极之内,有君长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一观念在东西两汉均有流传。如《淮南子·堕形训》载:“合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陆径三千里。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於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於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张衡《灵宪》云:“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

我曾概括中国古代时空观是时间空间化、空间时间化,时空一体化。按照这一观念,排列三十时节的四季于四方,自然应是春长夏短,秋长冬短,最后结构而成的正是东西长于南北的大地形状。因此三十时节四季长短的排列方式,与古人大地想象完全一致。这说明三十时节是建立在古人对大地想象之上的思路是正确的。

地支与五行

三十时节的时间排列,并非《管子》所独创。而是使用了古老的干支历法为骨架。但引人思考的是三十时节于干支之中,更侧重于地支十二之数。十二日为一时节成为三十时节历法编排最重要的特征。从根本上说,三十时节这种每十二天为一个时节的划分方法,和二十四节气每十五天为一节气的划分方法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五行很明显不能整齐地与月相变化匹配,而昼夜之外,月相一月的变化应该是人类排列一年历法最早的传统。这也是三十时节最后不得广泛流行使用的重要原因。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天为阳,地为阴,天干为阳,地支为阴,我们用古人物分阴阳的视点看,很明显侧重地支十二之数这一点,与三十时节的阴历属性仍旧是一脉相通的。

陈久金、李零等学者们的研究都明确认为三十时节为五行时令。参诸《管子》中的《四时》《五行》,与五行相配确实为三十时节排列的特点。在历法领域,“纳五行于四季”一直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正如李零指出,五行历既不能整齐与月相配,又不能按照季节整齐四分。我想这也是三十时节设计者面临的困境。但三十时节的设计者实际上是创造性地把整个三十节气框架作为五行土搭配到了一年四季之中。理解这一点再回头看《管子·幼官》开篇这段以中央土为逻辑核心的叙事,我们会认识到这段话对于《幼官》全篇是有提纲掣领的意义:

若因夜虚守静人物,人物则皇。五和时节,君服黄色,味甘味,听宫声,治和气,用五数,饮于黄后之井,以倮倮兽之火爨,藏温濡,行敺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

夜对日为阴,虚对实为阴,守之于攻为阴,静之于动为阴。《幼官》以中央土开篇,并非因为这段话在后来的四季叙事中无处安置而被动地摆放到这里,而是因为《幼官》全篇宗旨于“土和四季”,土并存于三十时节之中,实为“五和”之阴性的土。这让我们联想到《管子》中的另一篇《揆度》: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谓事名二?对曰:“天筴,阳也。壤筴,阴也,此谓事名二。”曰:“何谓正名五。”对曰:“权也、衡也、规也、矩也、准也,此谓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黄白黑赤也。其在声者,宫商角征羽也。其在味者,酸辛咸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泽,人君以数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声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

壤者,土也。土是人君治世最大的“事名”。二五者,阴阳五行是也。阴阳五行是拥有“童(通)山竭泽”之伟力的自然的力量,而历法正是人君“以数制之人”的手段。《管子》的三十时节应当正是那个时代学者们摸索的“壤筴”,与天相对阴性的大地,反映的正是三十时节这一历法的阴阳五行之本质。到目前为止,我们经常谈到的纳五行之土于四季,通常只有取每季后十八天合七十二天为土与以季夏十八天为土这两种做法。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已知道,实际上是古人还想象过第三种纳五行之土于四季的做法,这就是三十时节。认识三十时节历法编排过程中大地想象的重要性正在于此。

明堂与幽宫

围绕《管子》的《幼官》《幼官图》这两篇的篇名、时节排列、时节内容解释,先行学者多有论述。郭沫若《管子集校》的《幼官》篇中就收录多家之说。而张佩纶指出“幼官”当作“幽宫”一说,殊堪吟味:

“幼官”当作“幽宫”。《周礼·媒氏疏》引《圣证论·管子》篇:《时令》云“春以合男女”,“合男女”正见此篇,是此篇亦名“时令”。“幽宫时令”犹之《月令》亦名《明堂月令》。《幼官图》即《明堂图》之类也。盖明堂天子之制,而黝宫则天子诸侯均得称之。……幽宫亦曰玄宫,篇中一见玄帝,两称玄宫(原文作“官”),是其证。

何如璋、闻一多皆认同“幼官”当作“玄宫”,以形近而误,郭沫若则以金文“幼”字与“玄”字极相近为证,到今天这一说法在学界几为定论。但此后惜乎学者们的研究思路多沿玄宫即明堂的方向发展,而于“幼官”当作“幽宫”一解,并未有深入讨论。但如果我们如上文一样回到古代世界,按照古人的思维方式去认识《管子·幼官》的三十时节,就会发现张佩纶“幼官”当为与明堂相对称的“玄宫”“幽宫”这一观点非常重要。如同《月令》亦名《明堂月令》一样,“玄宫”即“玄宫时令”“幽宫月令”。取象于大地的三十时节乃是与“明堂月令”一阴一阳相对举的“玄宫月令”“幽宫月令”。沿着这个方向思考,基于日影变化并参照月相结构而成的二十四节气,与三十时节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深思的。所以《管子》起首于“地气发”终结于“大寒终”三十时节的每一个时节,与《月令》、与二十四节气的异同比较,我想应该是今后中国古代时间文化体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作者:刘晓峰,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