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山明月夜千古映诗人

——读《李白诗集全注全译》

陶慧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在群星炳焕的唐代诗坛,李白无疑是光芒最为耀眼的“巨星”之一。他气挟风雷的天才诗笔与卓尔不凡的潇洒风姿,不仅在当时备受称颂,且遗响绵延至今。介绍李白、普及李白,是当代唐代文史研究学者未尝懈怠的工作。

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等合作注译的《李白诗集全注全译》,正是近来一部颇具代表性的李白诗歌普及著作。该书在原注者《李白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以海外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全收全注李白诗歌,并译为流畅的现代散文语体。翻阅此书,读者不仅可以毫无障碍地将李白的传世名作尽收眼底,于字里行间探寻他的人生轨迹与思想世界,还可透过“诗仙”的隽逸丰姿,感受盛唐的气象。

《李白诗集全注全译》詹福瑞、刘崇德、葛景春等注译凤凰出版社

蓬莱文章建安骨

李白的诗歌今存世近千首,其诗风气骨高举、情感恢张、想落天外,又不失明丽自然,当唐之世,即有“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评价。《李白诗集全注全译》全收李诗,编排体例一依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共分二十一类,即古风、乐府、歌吟、赠诗、寄诗、别诗、送诗、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这一分类标准在今人看来或许不尽完美,各类之间难免存在交集,但将李白不同体裁、题材类型各置一卷,有助于读者更加直观地感受李诗丰富多样的风格类型,集中领略各类作品不同的艺术魅力。

《峨眉山月歌》(明版画)选自《唐诗画谱》

全书首一类为“古风”,收录了李白的组诗《古风五十九首》。这组诗并非一时一地所作,诗歌主旨也各不相同:或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一),阐述其诗歌理论,表明自己志在删述、复兴《诗》之正声的意愿;或称“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其九),借咏史以寄托自己激流身退的理想;“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其十七),则是记述安史叛军屠戮洛阳军民、大肆封赏逆臣的行径,愤怒沉痛之情溢于言表。《李白诗集全注全译》依照诗序,以“题解”“原诗”“注释”“译文”四部分,分别诠解此五十九篇,可谓纲举目张。其中“题解”主要叙述创作背景,对有据可考者尽量予以编年,并对诗歌主旨进行精要提示,“注释”兼及字词释义、异文校对、典故出处和诗意讲解等各个方面,颇见功底。

【唐】李白《上阳台帖》故宫博物院藏

二十一种门类中,收诗最多的为“乐府”,这也正是李白历来最为人称道且最能代表他个性风格的诗歌类型。那些传颂千古、脍炙人口的名篇,如《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静夜思》等,均被前人归于此类。其中,尤以《将进酒》最可见谪仙风采。书中“题解”指出,“将进酒”一名本为乐府旧题,大略以饮酒放歌为意。李白承古题兴发,引入个人遭际怀抱,开篇连用“君不见”领起两组长句,如黄河奔流直下,落天走海,气势恢宏。注引《唐诗合解》曰:“连用二个‘君不见’,是提醒人语。以黄河水为兴,高堂白发为承。”提示此二句的高妙之处。诗歌正文中,既有“但愿长醉不复醒”“与尔同销万古愁”等慨叹,又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豪言,在愤世同时未失自信昂扬之气。注释指出,诗中所用典故,多出自曹植诗、《世说新语》与《晋书》等文献,将诗仙的豪旷之气上接至建安气骨、魏晋风神,不可谓不精当。

天生我材必有用

作为唐代最具浪漫色彩的诗人之一,李白的形象在历代“小说家言”的叙述中渐成神话。然而要真正还原这位“谪仙人”的历史形象,他感慨系之、心血铸之的千首诗篇,实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李白虽不像杜甫那样,生平行迹于诗文之中历历可考,但他人生的主要经历、重大转折,以及漫游行踪、日常交游等,亦皆可于诗中点滴见之。

李白幼年随家人迁居蜀地,少年时期于故乡读书习剑,后出蜀漫游,南穷苍梧,东涉溟海,西入长安,北上太原。其间游历所经,可于《李白诗集全注全译》中所载“登览”“行役”及部分“怀古”类诗中略见。之后,他“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又先后于嵩山、终南山、徂徕山等地隐居。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终于迎来人生中第一次重要转机,奉诏入京,供奉翰林。临行之前,他写下了著名的《南陵别儿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欣喜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仿佛“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留别王司马嵩》)的人生理想,也指日可待了。

令人遗憾的是,李白以翰林待诏身份入宫之后,始终处在文学侍臣的位置上,并未进入正规官僚序列。从他这一时期所作的《宫中行乐词八首》《清平调词三首》等作品来看,玄宗对他的身份定位是很明确的。这与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政治抱负显然不相符。理想屡遭挫败,又兼受朝中权贵谗毁,李白终于被赐金放还。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大量诗歌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如《行路难》《梁甫吟》《登金陵凤凰台》等。其中,《行路难三首》的创作年代,学界历来多有争议,或认为前二首为开元年间李白初入长安时所作。《李白诗集全注全译》则于解题中提出此三诗皆创作于“天宝初李白辞京之后”,并通过注释与译文提示读者,诗中所用之典故,如归隐以待时的伊尹、曾得燕昭王厚遇的郭隗、受谗被疏的贾谊等,正与李白天宝初在朝中的遭遇颇为相似。“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正是他此时苦闷心境的写照。

虽在仕途上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李白的入仕之心并未就此消歇。当安史之乱发生后,他未加详虑便加入了永王李璘东巡的队伍,并写下一组《永王东巡歌》,歌颂永王军容的同时,抒发自己“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情壮志,以致后来因此获罪流放。对于自己的能力才华,他始终抱有高度自信,直到晚年,还想参加李光弼出征东南的军队,“冀申一割之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做最后一次努力。透过李白的诗歌,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谪仙人复杂的性情面貌,他既渴望功名又蔑视权贵,既向往自然又无法忘怀尘世,而终生如一的,是他始终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心态,以及对于理想不言弃的执着精神。

今月曾经照古人

作为最能代表“盛唐气象”的诗人,李白其人在现代语境之下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风骨,“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的风神,以极强的个性魅力,令无数后世之人神往。从思想层面而言,他既有儒家“修齐治平”的入世理想,又有道家“逍遥齐物”的出世追求,同时还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空观”论的影响。与此同时,因早年师从赵蕤研习《长短经》,李白的思想中还包涵十分独特的战国纵横家特色。鲁仲连、范蠡等战国策士是他奉为偶像的前贤,像他们一样奋其智能以为帝王师,然后功成身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侠客行》)是李白人生的最高理想。出身蜀地,又为他的文化性格增添了羌胡特色和游侠之风。可以说,李白多样合一的思想特点,正是盛唐文化自由包容、海纳百川的缩影。

至于李白的诗歌,更是完美承载了盛唐的江山风貌与时代气质。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的庐山飞瀑,到“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的三峡急湍;从“三山半落青天外”(《登金陵凤凰台》)“湖清霜镜晓”(《送友人寻越中山水》)的江南吴越,到“看花东上陌”(《洛阳陌》)“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的洛邑长安……盛唐的江山胜景与都邑繁华,在他的笔下历历在目。他诗歌中所呈现出的昂然自信,以及积极用世的乐观精神,更是盛唐时代气质的最佳写照。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即便身当逆境,也应如扶摇九天的大鹏,自信“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

时至今日,诗仙风采与盛唐气象依然令人神往。要真正触及那一时代的历史脉搏,仍然需要适当的专业辅助。《李白诗集全注全译》一书可作为诗国长河上沟通古今的一叶扁舟。此书注译者作为唐代文学研究方家,以深厚的文史功底与细致严谨、洞见深刻的治学态度,以及优美流畅的文笔,使千载而下的读者得以在“题解”与“注释”中触摸古代诗歌的创作肌理,并于“译文”的当代散文语体中感受诗意的古今流动。虽然细读译文,其内容仍不免存有可进一步商榷之处,但瑕不掩瑜,且诚如注者在前言与后记中所说,古诗今译本就是一件极为艰难、很容易“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个中甘苦,恐难为外人所道。这部普及著作本身的嘉惠读者之功,仍是不可小觑的。

来源:《光明日报》2025年4月24日第11版

作者:陶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