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砖上的巴蜀攻防密码

许永强

2025年第十二届世界运动会(简称“2025年成都世运会”)将在中国四川成都举行,4月29日,成都世运会将迎来倒计时100天。在2025年成都世运会上,武术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武术是以攻防技击为主要内容,以套路和搏斗对抗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在巴蜀大地可谓源流深厚。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汉代画像砖上那些栩栩如生的武术场景,一条穿越时空的攻防密码链正在徐徐展开。

五丁力士是传说中开凿蜀道的主力,巴蜀武术体系中存在着以“五丁开山”命名的招式。图为“五丁开山”雕塑(白曦 摄)

手搏

从生存技能到文化符号

巴蜀武术的源流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群中,跪坐人像手部特殊的握持姿势,经考古学家考证可能是某种武术桩功的早期形态。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戈、矛等兵器,其形制与实战兵器完全一致,说明当时的军事训练已形成体系。

《华阳国志》记载,巴人“劲勇”“锐气喜舞”。战国时期,司徒玄空在峨眉山创编的通臂拳,不仅融合了猿猴的灵动,更暗合《周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这种将自然观察与思辨相结合的武术创造模式,成为巴蜀武术千年传承的典型特征。

手搏,作为现代拳术的雏形,起源较早。《史记》载:“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夏桀、纣王虽是暴君,但都有过人的勇力,能徒手和野兽搏斗。

春秋战国时期,手搏得到了专门化发展。《庄子》对手搏做了理论总结,“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阳,常卒乎阴,泰至则多奇巧。”

汉代,手搏也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拘击、旁击、疾击、相僻、卧轮、捽胡等手法,有了“弁”“抃”“卞”等别称,军队也将手搏作为考核军人的一种方法。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的战国错金铜戈上,刻画着两名武士徒手相搏的场景,其招式与现代擒拿术中的“金丝缠腕”惊人相似。这种技击方式的传承性,在彭州义和汉墓画像砖上得到印证。

1949年前,在成都彭州义和的汉墓内出土了一批汉代画像砖,其中一块画像砖上,两人似在旷野比武,地面不平,头上飞鸟惊飞。两人都侧身相向,和现代搏击散打准备姿势一致,侧身相对,减少打击面,同时便于攻击对方。左侧一人两脚跨立,身体前倾,左拳伸出,右手握拳半举起;右侧一人双腿下蹲,左手向前推掌,右手半举起亮掌,做迎击状。画面形象地展现了二人拉开架势,聚精会神的对峙姿态,惟妙惟肖。两位武士侧身对峙的姿态,暗合现代散打“侧身迎敌”的基本原理,显示出汉代巴蜀武术已形成科学的攻防体系。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手搏》六篇虽已散佚,但通过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可知,当时已形成系统的运动医学理论。简文中“气沉丹田”“力发腰胯”等要诀,与后世内家拳理论高度契合。广汉三星堆博物馆藏东汉“角抵陶俑”,人物肌肉线条分明,重心下沉,正是“沉肩坠肘”的完美示范。

汉代的四川还出现了大量的习武武士。1955年在乐山柿子湾发现的崖墓画像中的“武士”,虎背熊腰,身体壮硕,右腿深跨,左脚贴地伸出,掌亮出,似武术中常见的仆步动作。在渠县王家坪的无铭阙也有石刻“演武”,一少年在做典型的武术仆步步型。仆步步型能在保持身体重心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降低身体高度,便于躲避对方攻击和进攻敌手。

彭州义和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比武的场景。

斗兽

天人交战的史诗演绎

斗兽是以人和兽斗或兽与兽斗为主要内容,展现力量和智慧,以及战胜自然界一切困难的攻防格斗活动。汉代斗兽活动盛行,不仅有斗牛、斗虎、弄彘等斗兽表演,还有斗兽的自娱自乐。

斗牛活动相传源于蜀地。传说具有牛形的岷江江神常常为害百姓,索取童女为妻,不给就施展魔法,让江水泛滥。

东汉应邵《风俗通义》载,“李冰斗江神,化为牛形,与神角力。蜀人慕其德,岁以斗牛为祭。”这种祭祀活动逐渐演变为汉代的“春牛戏”,成为巴蜀地区重要的农耕庆典。都江堰出土的东汉石犀,重达8.5吨,其造型将写实与象征完美结合:犀牛低首拱背的进攻姿态,与斗牛士侧身避让的动态,构成力量与技巧的永恒对话。在郫都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斗牛图”中,斗牛士采用“犀牛望月”的姿势,双手持绳套住牛颈。这种技法在现代西班牙斗牛中仍能看到影子,但巴蜀斗牛更强调“以巧破千斤”——通过步法移动消耗牛的体力,而非蛮力对抗。

乐山柿子湾汉画像“击虎”图中,一武士抡大锤向老虎打去,虎被震慑,蹲伏于地面。武士手持的青铜锤重达15公斤,与秦军虎贲军使用的“金瓜锤”形制相同。考古学家在陕西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类似兵器,印证了汉代巴蜀地区作为军事训练基地的历史地位。在渠县蒲家湾“拽虎图”中:头戴帽冠的武士正弓步,身子后倾奋力拽着老虎的尾巴,老虎双爪抓住一狗的脖颈。渠县赵家村第二无铭阙石刻“斗虎”图中,武士扎马步头部后仰,奋力拽着一只猛虎的尾巴。金堂画像砖“戏虎”图二幅,画面虎张牙舞爪,凶猛异常,但戏虎人从容不迫。

乐山柿子湾崖墓画像中的武术造型(高泓 摄)

新津出土的崖墓石棺画像则记录了蜀地“斗猿”。石棺“刺猿”图中,一男子手持器具,在刺击一只猿猴。崖墓石函“击猿”图中,一人手持兵器刺向一只身着服装的猿猴,猿猴惊恐而逃。

广汉太平画像砖“鞲鹰”图,则反映了东方古老的调鹰术。画面三位奇人,中间的穿镼,右边的正在舞蹈,左边的手执饰物,臂上的鸟显然是鹰。砖的另一端有铭文“永元八年”,即公元96年。此外还有“戏马”,一人屈膝半跨,戏逗骇马,马奋蹄疾驰。

东汉“升鼎”画像砖,画面中的滑轮组装置跟《墨子》中的攻城器械“车梯”原理相同。

举重与角抵

力量美学的双重变奏

举重是一项古老的体育运动项目,数千年前就在我国广泛开展,并被长期列为武举考试的内容。主要形式有拓关、扛鼎、举石等。

汉代巴蜀举重活动也受到重视,流播甚广。绵阳市三台县郪江崖墓“力士像”中两人,其中一大力士双足扎马步,高高托举起一石块或铜鼎,向人炫耀;他的左侧有一人似在做惊呼状,双手前推避让,头扭向后方。这是目前国内最早的举重图像。

郪江黄明月崖墓上的射箭图(高泓 摄)

四川省德阳市出土的东汉时期“习射”画像砖。画面上两位射士正准备射箭,其姿势和装备展示了当时习射的细节( 高泓 摄)

秦汉时期,巴蜀对于中央王朝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巴蜀士兵对于秦汉王朝稳固西南统治作用巨大,士兵举重训练力量应是必备科目。1986年彭州义和出土的“升鼎”画像砖,不仅反映了巴蜀人民的智慧,更暗含军事工程的技术积累。画面中使用的滑轮组装置,与《墨子・备高临》中记载的“车梯”原理相同,这种器械在攻城战中具有重要作用。

角抵,是秦汉时期对摔跤活动的一种称呼,也是奥运正式比赛项目摔跤运动的最早形态。两人直接接触后,运用身体某一部分以破坏对方身体支撑面为手段,将对方摔倒。

角抵运动在巴蜀的发展更具戏剧性色彩。郫都汉画像石“角抵漫衍·水嬉图”中,戴面具的角抵手实为古蜀傩戏与武术的结合体。重庆巫山出土的东汉绿釉陶角抵俑,两人纠缠的姿势暗含三十六种摔法变化,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相扑图形成东西呼应。这种将竞技与表演融为一体的形式,正是宋代“瓦舍相扑”的雏形。

秦汉时期,西南地区军事地位上升,尚武之风盛行,角抵不仅流行于军中,而且流行于民间,尤其是川东一带流行“角力”,民间称之为“相攒”。

宋代调露子的《角力记》是第一部描写角力的书,书中特别讲述了唐末四川一带的蜀都角力的盛行,记载的“蜀都角力社”,反映了唐代四川武术的组织化发展。这种民间社团不仅定期举办擂台赛,还承担着军事训练的职能。据《新唐书・兵志》记载,剑南节度使麾下的“雄边军”,其士兵多来自民间角力社,“每岁冬月,集于成都,较其优劣,以定军籍。”

雅安高颐墓阙石刻上携带兵器的武士(高泓 摄)

兵械武艺

冷兵器时代的科技巅峰

成都百花潭出土的战国嵌错铜壶,其攻战纹饰中展现的戈、戟、剑、盾组合战阵,揭示出巴蜀军队的先进战术思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兵器长度均按“勾股数”设计,如戈长1.62米(合周制七尺),恰是人体身高的黄金分割点。这种精密计算,在三星堆玉璋上的刻度纹饰中得到数学验证。

彭州出土的汉代铁剑,经金相分析显示其采用了“块炼渗碳钢”技术,领先欧洲同类工艺千年。剑身表面的“暗格纹”不仅是装饰,更是应力分布的视觉化呈现。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三国武术展”中,观众可以看到蜀汉“无当飞军”使用的青铜钩镶。这种攻防一体的兵器,其形制与现代武术中的“双节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汉画砖上的攻防密码,既是巴蜀先民的生命记忆,更是中华武术的精神基因。从司徒玄空观猿创拳,到李冰斗牛治水;从郫都角抵傩戏,到现代运动科学,巴蜀武术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碰撞中融合。当世运会的聚光灯照亮成都,那些定格在陶俑砖石间的武术瞬间,终将在世界运动的舞台上,演绎出新的文明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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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4月28日第8版

作者:许永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