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手挽山河 柔肩担兴亡

四川妇女在抗战后方的

四个闪光历史场景

俞慧敏

女子本弱,为国则刚。等列男儿,共担兴亡。血脉攸寄,民气恢张。山河无恙,邦家永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凸显巴蜀巾帼在抗战大后方的中流砥柱地位,笔者选取四个闪光历史场景,用以鉴初心,继往烈,慰忠魂,告来者。

一纸呈文变兵役

1943年,中国的抗日战争仍处于战略相持阶段。是年,美国通过《军火租借法案》,决定援华5.7亿美元,装备36个机械化轻步兵师。为此,中国亟须一批爱国知识青年从军训练以适配作战。国民党军政部发布《戍微役募》,限3个月内在全国征集10万名知识青年从军,分批空运印度以接受美军现代化训练,此即“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之发端。

接《戍微役募》电文后,四川积极开展学生兵征募。军管区参谋长徐思平利用赴川北督征之便,于1943年11月15日上午向播迁于三台县的东北大学学生发表题为《学生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的演讲(该演讲词后印发全国军、师管区和各县市,列为各级兵役干部及各校学生之必读文件),激发知识青年从军热潮。当晚7点,徐复于东北大学礼堂内再发表题为《我的人生观》的演讲,听众除东北大学生外,还有国立十八中、省立潼川中学、三台县立中学及全县机关社团人士2800余人。虽大雨滂沱,听众却至晚10点不散,大家无不感奋攘臂,抗日激情高涨。

演讲毕,当场志愿从军者达304人。国立十八中林霖等30余名女生当场申请就地从军。碍于当时《兵役法》规定,徐思平婉言谢绝。

林霖等遂哭诉进呈《请缨从军文》,略云:“生等虽为女子,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亲聆徐参谋长传达选派远征军赴印训练,准备反攻,奈规章有限……伏乞额外通融,务使生等得展鸿鹄之志,愿效花木兰、梁红玉从军杀敌……期为忠勇之英雄,以赤胆白骨换取我中华自由之花!”徐思平与潼蓬师管区司令李华骏等阅后慨叹:“(此皆)祖国山河兴亡泪!中国不亡,赖有此辈!”

正因为像林霖这样的知识女青年豪气干云,应募之心激切,不久国民政府即制订《知识女青年服务办法》以组织志愿服役队,协助远征军在作战期间随军服务,服务范围为战地救护、政工、通讯、经理及文书等项,待遇与远征军士兵同。志愿服役队暂定名额2000名,指定成都、重庆等5处为征集区域,于1945年2月集中。迄1945年1月,四川知识女青年从军报名登记人数共1414人,体检合格人数104人,召集入营人数75人。

在16095名(四川7160名)中国青年远征军钢铁洪流中,75名巴蜀巾帼是一抹靓丽的红!

1939年第1卷第10期《东方画刊》载四川全体集训女生受战时救护教育、课余时合唱抗战歌曲等情况。

千枚戒指伸民气

本着“慰劳抗战将士和充裕国库,建军建国”之初衷,1943年11月至1945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夫人李德全深入川东、川南、川西广泛发动献金救国运动,履痕遍及合川、遂宁、自贡、泸县、内江、宜宾、夹江、眉山、成都、富顺、双流、彭县、新津、荣县、乐山等20余县主要市镇。

在献金动员致辞中,李德全激情澎湃地讲道:“一个家庭系由夫妇组合而成,一个国家系由男女同胞组合而成,那么,当此民族危亡之际,我等女同胞也应与男同胞共同尽责!”

节约献金运动历时虽仅18月,但所到之处民众无不慷慨解囊、踊跃捐献:合江捐款1450万元超越成都,江津县捐款3000万元更进一尺,泸县捐款5300万元震撼人心,内江捐款5400万元蹿上新高,自贡捐款1.3亿元创全国纪录……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献金所得款项就高达4亿~5亿元!

在这场烈烈轰轰的节约献金运动中,四川妇女以其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贞恒强毅的爱国情怀、民胞物与的博爱情怀,作出了无愧于历史的伟大贡献——她们捐出了数以千计的金戒指!

1944年4月,泸县妇女捐出金戒指127枚;5月,隆昌妇女捐出金戒指216枚;6月,内江(甜城)妇女捐出价值1153万元的金戒指;7月,自贡(盐都)妇女捐出784枚金戒指;富顺妇女捐出1200枚金戒指……

甜城妇女别出心裁地将捐赠的几百枚金戒指连缀在白绸缎面上组拼成梅花图案,以此激励浴血前方的将士。“献金越居人前,爱国不落人后”的盐都妇女则用所捐784枚金戒指、10只金镯子、2枝金簪等金饰,以缎幔为底分别缝制成两幅独具特色的图案:一幅是“赤心爱国”,四角以飞机、大炮、坦克和军舰为饰,当中是繁体字“愛”字,字当中是一颗鲜红的爱国心;二是“同盟胜利”,图为中、英、美、苏的标志,下面一个“V”字,象征胜利必将到来。

一位叫王典雄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知情者从父母那儿听到当年盐都妇女捐献金饰的盛况:当游行妇女牵着由首批捐出的金戒指织成的心形“被单”(即前述缎底“赤心爱国”图)在大街上游行时,街道两边的民众,争相取下金戒指、金耳环,往“被单”里扔。而那些不方便出门的富家千金,则从二三楼往下抛。

这些金戒指,诚为尚美女性心爱之物,却并非全都来自富商巨贾!在乐山,一枚捐自职员家庭、饱含人世酸楚的金戒指还有被“二次义卖”的故事。

1944年11月19日上午,在五通桥公园(今四望关广场)献金现场,有一枚金戒指特别耀眼争辉。

五通桥盐务总局一位叫董宝琳的女职员捐赠金戒指一枚、金耳坠一对。她丈夫因肺病去世,所遗五子继又夭亡两人,仅靠她一人工作来供养3个儿子上学。这些金饰作为结婚念想,她一直舍不得变卖,现在愿意捐献救国。在捐金现场,她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冯玉祥不肯收,让她卖了供养家中幼子。但董宝琳坚决不肯收回,并说:“愿意叫孩子知道,国家比他们要紧——若是国家不好,不论他们吃得多好,穿得多好,都是没有用的!”推托再三,冯玉祥只好郑重地代表国家接受捐赠。为表彰这位胸怀天下家国的爱国女士,冯玉祥特题《赠董女士》一诗。

11月25日,在震华中学(现牛华中学)体育场献金后,冯玉祥把董宝琳女士所献戒指、耳环拿出义卖,何仲平先生以10000元买下戒指,魏伯诚先生以6000元买下耳环,买去复将其捐输。12月4日,在乐山城中心月咡塘(今乐山二中所在地)献金大会后,冯玉祥又将董宝琳捐赠的金戒指、金耳环进行“二次义卖”,赵子藩、李邦典二先生各以5000元买下。其他人捐的猫儿眼金戒指,李廷相先生以5000元买下;另一结婚金戒指,杨新泉先生以5000元买下。然后,上述购者都将这些金饰,再一次捐献!

为砥砺士气,鼓荡人心,冯玉祥将全川妇女所捐金戒指集中陈列于陪都重庆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供人观瞻。他说:“这是民众的血汗,民众的心血,大家一定要珍重它!”国民党内老同志在渝参加全会时,看到成千的金戒指光彩夺目,莫不欢呼和惊叹国家潜在力量的伟大!

当时,外籍记者到中国来,必看两样东西:一是无名抗战烈士纪念碑前汪精卫的铁铸跪像,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内的金戒指。四川妇女用铁的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全体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决心坚逾金石!

一枚金戒指,或源于父母疼爱,或本自爱情见证,或承载祖辈遗泽、寄托先人念想,或倾注本人情思、寄寓美好期望,总之,金戒指源于“爱”:“爱亲、爱人、爱己、爱家”。可这些爱,都只是“爱我之爱”“小我之爱”。但是,当这些光彩夺目的金戒指汇十成百、汇百成千,连缀成甜城妇女“玉魄冰魂”的红梅恋,拼接成盐都妇女“赤心爱国”的家国情,“爱我之爱”就成了“公忠之爱”,“小我之爱”就成了“民族之爱”,军心由此固结,民气由此伸张,祖国由此独立,中华由此自由!

数万难童存血脉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及半年,中国华北及东南沿海,包括战时首都南京相继沦陷。在残酷的战火中,无数孤儿流离失所,在贫病、饥饿和死亡中挣扎。

保种即所以存国,救亡即所以图强。中国妇女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指引下,1938年3月10日,由宋美龄、宋庆龄、邓颖超、何香凝、史良、李德全、郭秀仪等女界精英倡导发起创建救亡图存的爱国妇女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以下简称“保育总会”)。时任保育总会常务理事的邓颖超说:“保育会是以妇女为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体。”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四川分会(以下简称“四川分会”)的宣言,是保育总会创建宗旨之最佳注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国无数儿童都在无谓地遭受死亡折磨。尤其是卢沟桥事变以后,敌人要么大肆屠杀我们的孩子,要么把他们带走。被杀害的孩子再也回不来了,被抓走的孩子被敌人强迫变成奴隶。这些都是敌人的毒计,目的就是要断送我们的国家命脉。敌人如此不择手段地试图摧毁我们的孩子,我们就必须要加倍地珍爱他们;要是敌人想要杀害他们,我们就要尽一切力量来保护他们;要是敌人想要把他们带走,我们就必须要把他们营救出来。本着这样的信念,我们在此正式创立战时儿童保育会。”

同年11月,武汉陷落,保育总会迁重庆,相继在后方创建53所保育院,收容和保育难童3万多名。其中在川设立保育院23所(直属保育院11所,四川分会保育院8所、成都分会保育院4所),在川保育生占2/3。

在两万余名四川保育生中,武汉女孩赵知难最具“一般的典型性”。赵生于1933年,1938年武汉陷落前,父亲患病去世,母女二人加入逃往重庆的难民行列,钱用光后,靠母亲卖身作妾、女儿卖唱勉强抵达重庆。在湖北同乡会帮助下,母亲去了自武汉迁至重庆的裕华纱厂,厂里只收单身妇女,母亲不得不将其送至临江门儿童保护中心(被送保育院前的难童过渡机构)。由于条件很差,赵不久即染上伤寒,连发40天高烧无钱治病,母亲辗转央告多家医院,第五步兵医院主任在看到母亲写的恳告信后,终于接收赵住院。历经两个月救治后,她奇迹般生还。

这对幸运的母女躲过了诸如重庆“五三”“五四”这样的大轰炸,目睹了防空洞前被炸死的“经理太太”,以及“被飞溅起来的石头”砸死的站在母女俩身旁的男子。生病外加奔波,母亲终于不堪重负,得了肺结核被工厂除名,被收进难民中心,病死街头。

由于日机狂轰滥炸,位于市中心的儿童保护中心不得不疏散难童去近郊。赵和两名女孩被转移至赵君陶(李鹏总理母亲)任主任的第三保育院(以下简称“保三院”)。当赵妈妈看到满身煤灰、面黄肌瘦的3名难童时,惊呆了。她立刻让生活老师为其洗澡、换干净衣服。厨师为她们仨做了蛋炒饭、猪肝汤。这顿抗战爆发以来的最美饭菜,让赵在回忆中永志不忘。

后来,赵妈妈意识到三人严重营养不良,就让生活老师将她们列入特别营养计划。入列计划者,每天可优先吃到一碗猪肝汤、一滴美国捐赠的鱼肝油,可持续3个月到1年。由于赵太过瘦小,与其年龄极不相称,因此足足享受了一年的特殊待遇。

从1939年至1945年,赵在保三院待了6年。在这里,所有保育生均接受系统的全日制课程教育,并竭尽所能地自力更生。

1945年中期,保三院和保一院合并。是年9月,抗战胜利,历时8年的保育总会使命告结,下设机构撤销,有家的难童由政府资遣回籍。此时,作为孤儿的赵已完成初等教育,成为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赵于1949年后在重庆当了小学教师,直到20世纪80年代退休。

赵氏之遭际,诚为抗战中国之时代缩影!这个故事说明,正因无数无名妇女在抗战中以其拒绝死亡的坚定意志、面对绝境时的忍辱顾全、令人难以置信的生存智慧和家庭管理技巧,才使整个国家和民族能够存活下来。

保国家元气,育天下英才。保育总会始终坚持“保教合一”方针,专为保育生编写了旨在“加强儿童民族意识,增强其国家观念”的专用统一教材《抗战建国读本》,以期培养“报效国家民族的英勇坚毅、刻苦耐劳的新生一代国民”。据1944年统计,升入中学和大专学校的保育生为5160人,加上1945年的部分升学人数,大约在6000人左右。

通过承担保育在川难童的公共责任与义务,四川妇女在赓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中华传统美德的同时,首次以国际政治视野、现代文明视角积极投身“保国脉,植命脉,存血脉,传根脉”的抗日救亡运动中,首次将女权主义思想和现代民族意识融合至战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首次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成为守护国家命脉的主角。

天下军储仗益州

军无粮自溃,军无粮则亡。1938年10月后,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等粮食主产区沦亡,全国军民粮食多仰给于四川。1939年4月,四川省政府发布训令,要求农民多种杂粮以裕军实。面对日甚一日的严重粮荒,为抗战大局计,国民政府定于1941年9月16日始,将田赋征缴方式由传统的缴纳银钱改为征收粮食实物,称“田赋征实”。自1941年推行“田赋征实”起至1945年止,四川所征收稻谷计达8443万市石(注:每市石约100市斤,各地有差异)零748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减少亿万国家财政开支。开征当年(1941年),国民政府粮食部定各省田赋征实总额为2293.8万市石,其中四川配额最多,占1/4。自1941年9月开征,截至1942年2月底,全川共征收1330余万石,超过原定配额1200万石的11%以上,军粮民食有济,人心大定。1944年,四川配额竟占全国解征粮谷总量的50%!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这只“瘦牛”身上挤出的“血奶”!

盐亭县一位年迈农妇,儿子在前线浴血抗战,她家无余粮,生活困苦万分,又无东西可变卖,遂将自己所养的一只心爱的猫卖了,换得几升谷子背到征收处交纳。

有人听说此事后,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说:“儿子在前方打日本!他爱国,我这个当妈的也要爱国啊!他在前方抗战,我们在后方才能过清静日子,所以我要上粮。”

闻者无不为之酸鼻泪目!

1941年,东南半壁沦于寇手,渠县彼时已遭3年亢旱。收粮时节,时年14岁的杨义富全家辛苦一年眼巴巴盼望的收成,刚好只能缴纳“公粮”。可家人没半句怨言,如数全交给了公家,一家8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

杨义富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丈夫身后,每隔两天就去当地“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的“观音土”,得先让孩子们果腹,若有剩余才轮得上父母沾唇。

左邻右舍莫不如此。宁愿“饿得半死”吃“观音土”,也要先足额缴纳公粮!这就是深明大义的四川农村妇女在抗战中的坚忍博大!

覆巢之下无完卵,“田赋征实”系全局。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通令辖地各军:凡军官有粮田在册者,都须率先纳粮!许多军人家属以上率下,争先完纳。

1941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中央社重庆电:“某集团军总司令李其相(实为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李家钰字“其相”,故称)夫人刘相荣(实为李家钰原配夫人“刘湘云”)女士,深明大义,拥护政府粮食政策,近在蒲江首将应纳之粮630余石如数缴清,并慨将其私人仓库让出,以备政府存储公粮之用。中央当局闻讯,顷已传令嘉奖。”

次日,《武汉日报》《阵中日报》《新新新闻》《柳州日报》等报相继以《李其相夫人倡导纳粮》《李总司令夫人踊跃纳粮,中央传令嘉奖》《李其相夫人深明大义拥护政府粮政》《李其相夫人守法纳粮》《李其相夫人拥护粮食政策,当局已传令嘉奖》《刘相怡(实为“刘湘云”)女士足缴粮税》为标题,报道李家钰夫人义举,以及中央传令嘉奖电文。

11月16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再次以《李其相夫人纳粮六百石》为标题,转载中央社重庆11日电,进一步肯定李总司令夫人刘湘云之义举。

在“地瘠民贫”的西康省,各族民众把最好的粮食上交,以济军用。以康定为例,全县藏汉农民每年把近2000市石上等粮食运进县城缴充军粮。

四川人民对田赋征实的伟大贡献,为全民足食足兵持久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战略物资支援,诚足彪炳史册,允为邦家之光!

作为“民族复兴基地”“立国根据地”的四川,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成为举国抗战的大后方,承担了繁重的军需物资供应任务。

七七事变后,盛产丝绸的江浙沦陷,盟国用以制作空军降落伞的生丝全赖四川生产。在四川丝业公司、四川丝绸公司,大量女工夜以继日地缫丝织绸。

为解决抗日前方作战将士及后方难民过冬棉衣问题,四川许多妇女变卖嫁妆、首饰,购买材料支持抗战,主动参与生产,日夜赶制军服、布鞋、棉被等军需物资。

四川妇女昼夜加班,为前方将士缝制御寒衣物。

1937年8月,丁雪松等人发起组织重庆妇女抗敌后援会,开展劝募寒衣、赴前线慰劳将士等工作。8月2日,四川省抗敌后援会发起缝制12万件寒衣运动。

1938年9月,全国寒衣总会成立,发起“全国征募寒衣运动”,计划为前方士兵征募棉背心400万件,为难民征募旧衣500万件。

1938年9月至1942年4月,全国共发动四次征募活动。

1938年,三台县奉省令成立寒衣支会,四川省被派募全区寒衣50000件,三台分配5000件,当年即完成征募寒衣7000件。另捐棉背心3755件、布鞋2600双、沙袋1260个、伪装网108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1938年底,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发动寒衣运动,为前线将士募集寒衣款和棉衣,共赶制棉衣60万件、棉背心4万件,募集寒衣款2000万元。

1939年9月,全川募征寒衣数目配额为:特等县2000件,一等县1500件,二等县1000件,三等县600件。

在泸县,省立师范学校全体女生每人缝制布鞋一双,签名其上,交付前方将士;县女中学生自制花布挑花手巾义卖,所得款项用于支援抗战;182位女青年缝制103双布鞋捐赠,其中一双布鞋上写着“不是前线将士,没有资格穿这双鞋”。

在自贡,一位姓侯的女学生,把父母给她作嫁妆的七八十万元钱全部捐给了国家。她说,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人格。

在成都纺织工业社,在西康毛革公司,在迁川的裕华纱厂,成千上万的川康妇女为提供军需产品、缝制寒衣军鞋而日夜忙碌。

据统计,仅1938年至1945年,四川妇女手工缝制的军鞋就超300万双,军服数百万套。

征募寒衣、劝捐军鞋等运动的开展,促进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进一步觉醒,促进了全民抗战思想的高度统一,也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持了中国抗战事业。

爱国将领冯玉祥深有感触地说:“有的人说四川对于抗战是出钱、出力、出命,我说他没有说完全,还有出田、出地、出粮、出汗。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这是永远不可忘记的事!”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感谢四川人民》。文章指出:“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

十四年抗战,使得四川妇女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国难方殷、军事孔亟、民族存亡之际,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壮筋骨,磨砺了百折不挠的韧性,熔铸了一体休戚的现代民族意识,形成了多难兴邦的天下家国观。

参考文献:

1.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鏖战神州的川军将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8。

2.张树林,《冯玉祥乐山募捐记》,四川省情网。

3.贾晓明,《冯玉祥领导节约献金运动》,人民政协网。

4郑光路,《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6月。

5.李丹柯,《女性,战争与回忆:35位重庆妇女的抗战讲述》,重庆出版社出版,2015年1月。

6.重庆市保育生联谊会、京豫保育生联谊会、四川战时儿童保育生历史研究会,《摇篮〈保育生通讯·纪念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六十五周年特刊〉》,总第43期,2004年第1期。

7.四川省档案馆编著,丁成明主编,《川人抗战档案文献图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5年8月。

8.杨金伟,《四川省在伟大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巴蜀史志》2024年第1期。

9.三台档案馆编,《三台抗战史话(第6期)》。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俞慧敏(四川省妇联一级调研员。历任四川省妇联办公室副主任、权益部副部长、妇女发展部长等职)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