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点滴回忆

程夏雷

奔赴战场之前夕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刚任重庆卫戍部队第五师第二十五团重机枪连连长。那时还是募兵制,连队可自行招补兵员。有一个金陵兵工厂的工人自愿前来报名当兵,我看他白白胖胖,斯斯文文的,认为他吃不了苦,就对他说:“当兵的待遇很差,比工人的薪水要差几倍,而且在我连当兵的要扛机关枪,很重,比当步兵的要苦。”但他说:“我是南京人,亲人们都住在南京,听说日本鬼子占领南京后进行了大屠杀,他们很可能都被杀害了,我是兵工厂制造机关枪的工人,我要到前线端起机关枪去杀鬼子,去报仇。”神情是既坚决又悲伤,因此我答应收下了他。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四川军队纷纷奔赴前方参加抗战的消息不断传来,我连有的士兵常在闲谈中询问:“我们部队为什么还不开赴前线?”

1938年春的一个傍晚,团部开了一个营连长的紧急秘密会,上级命令我师在老兵中抽调半数战士上前方,补充兵员,名义上是师部派出的抗日先遣支队。团部指定我连抽调士兵45名,排长1名,编成一个排,于翌日午后2时到指定地点报到。我回连后,独自一人反复考虑,决定去留的人员,想到我当连长还不到一年,官兵间尚未建立起较好的感情基础,调出去的人太多,可能有人会认为我管不了啦,是否会发生问题?还担心以后补充的新兵多,影响战斗力,当晚几乎彻夜未眠。第二天早饭后集合,全连宣布名单,编组成排后,即解散回营房各自整理行装。中午饭后,我集合全连留下的官兵在营门口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为他们送行。

抗战初期宣传动员大家支援前方,在“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誓死不做亡国奴”等口号号召下,各阶层都积极为抗战捐款捐物。因此,这次分兵上前线的工作非常顺利,而且参战情绪特别高。

在广西昆仑接防时目睹的惨景

1940年秋冬之时,我新编一O一军接替了杜章观第五军在昆仑关附近地区的阵地。我三O一师第三团接防后,在战斗中马团长负重伤,我任该团第三营营长,该营为团的预备队,配置在后方。一个下午,我营奉命到前线接替一部分阵地。行进途中,经过第五军反复进攻过被日军占据的山头,山腰有零星的尸体,在接近山头时,看到周围30至40米地区,尸骨累累,血渍片片。有的头部被炸得稀烂,有的肠肚散露在外,有的倒下后还拿着手榴弹对着鬼子,有的还抱着鬼子扑在地上,有的手悬在树枝上,有的腿挂在铁丝网上。有一堆堆的尸体,有零碎抛撒的骨肉,块块土地烧成焦土,有的尸骨烧得黑焦焦的,有些血渍变成黑黝黝的,所看到的尸体有200多具。我营官兵虽从未见过这样惨不忍睹的悲烈场面,但当时毫无恐惧的思想,也没有颤抖的神态,对战士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深感敬佩。

傍晚,部队到达目的地,我正在指挥各连分头进行接防之际,听到日军向我方阵地猛烈炮击,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爆炸。我被震昏迷过去了。片刻后,我慢慢苏醒过来,才知全身铺满泥土,军帽抛在几米外,附近有几个战士被炮弹炸伤。在接防过程中,不断听到前沿阵地上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和零星的炮弹声。当时我的决心是,如果遭到日军的进攻,无论如何猛烈,我一定要死守,与阵地共存亡。因为抗战以来,我心灵深处受到姚子香营长在保卫宝山的战斗中全营殉国的教育,谢晋元副团长率八百孤军在上海“四行”仓库的顽强战斗精神的鼓励。但到夜间10时左右,我营尚未接完阵地,忽接师长电话命令,阵地仍由原部队继续镇守,我营调到后方为师的预备队。

翌晨,我营在后方协同友团一同掩护我师撤退,向北转移。

在湖北宜昌附近地区的游击战况

1940至1941年间,日军侵占宜昌后继续西犯,被我第六战区部队所阻,较长时间形成对峙局面。我第五师于1941年春夏之间在宜昌防守长江沿线,我第二十六团担任红花套一带的防守任务,我任副团长。师部根据上级指示,命令我率一个营偷渡长江进入敌后,在宜昌东南地区开展游击活动,以牵制宜昌方面的敌人。

我团派一个约20人的便衣队,到对岸活动,侦察得知,对岸是伪军的一个中队,担任巡逻防守,经我便衣队与之联系,满口答应帮助我部的行动。半夜三更时,该队协同便衣队,选择上岸地点并掩护上岸,还为我通报日军方面的情况。20余天后,我奉命返防时,该队又在夜间掩护我离岸返航,真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毕竟有一颗中国心没有泯灭。

沦陷区内没有我们的地方组织机构,我们活动地区也没有我六战区部队的活动。过去是在军、师整体内行动,这次不仅孤军深入敌后,而且是背水作战,形势严峻。但上岸后我部的活动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支持,有的高兴地出来围观,有的前来亲切地交谈,有的烧茶送水,有的及时通报日军的活动情况。我们官兵看到沦陷区的群众对我们这样殷切期望,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士气上受到鼓舞,这更使我们不能不自觉地遵守纪律。由于群众的热情帮助,我们能经常明了敌情,更增加了执行任务的信心和勇气。

游击活动的20余天中,对附近日军进行过骚扰、伏击、夜袭。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一次半夜,我率一个连进村宿营,我住的那家只有3个男老乡和一个老太婆,他们原以为我们是进村的“皇军”,经过摆谈,得知我们是“国军”后,就向我们问这问那,诉说他们在沦陷区的痛苦情况,盼望“国军”早点打回来。同时,在外面躲避的一大群青年男女也渐渐地回来了,站满了一屋。据老乡说,在宜昌城的维持会为日军组织慰安妇,要下来抓青年妇女,乡下的群众既痛恨又害怕,只要听到有日本鬼子或汉奸来到村附近的消息,青年妇女都很快地跑出去躲藏起来。

在我率部返防约一月后,我师主力一度强渡长江向敌人发起进攻,我团第三营攻克日军一个山头据点后,缴获了大量胜利品。

在云南进攻龙陵时的感人故事

1944年冬至1945年春,我第一师担任进攻龙陵的任务,我二团在夺取龙陵之外围阵地及核心阵地中,遭到日军顽强抵抗,我们每进展一步,夺取一个据点,均需付出极大的代价。经过较长时间血战,全团伤亡半数,终于协同友军攻克了龙陵,缴获了一大批轻重武器和军用物资,还有一批文件。攻克龙陵后赓即追歼残敌,进至腕町,与由缅甸方面进攻的友军,共同打通了滇缅公路。

这次战斗中,我感触最深的是一次在靠近阵地前沿的路上,遇着担架抬下来一个重伤兵,正在低微地呻吟着。我去慰问他,并告诉他到后面去领奖金的问题。他当时很费力地摆摆头,断断续续地说:“要什么奖金,快点去消灭敌人的机关枪。”(这是他负伤前发现日军的隐蔽火力点)。他忍着剧烈的疼痛,在生命垂危之际,想到的不是向国家索取,而是念念不忘要去消灭敌人,其精神令人敬佩,至今难以忘怀!

(蓬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费尚全根据程夏雷原稿修改)

作者简介

程夏雷(1911.11—2006.3),重庆市人,高中文化程度,无党派人士。1929年毕业于国民军第22军军事政治学校,在国民党军队历任中尉副官、上尉参谋、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副师长,抗战期间参加中国远征军打通滇缅公路作战。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被俘,送济南解放军军官训练团学习。1949年7月,被选送考入解放军华东军区军事政治大学。1950年12月至1958年1月,任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1958年1月至1964年3月,任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军事教员;1963年升为准团级。1964年4月至1965年,转业到蓬安县林业局任副局长。“文革”期间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戴帽子,撤销副局长职务,下放劳动。1972年5月平反。1981年3月至1990年2月,任蓬安县政协第一、二、三届副主席,蓬安县第六、八、九、十届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第四、五届委员。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程夏雷

整理:费尚全

供稿:蓬安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