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国尽忠去了!”

高 明

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18年了。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我想讲讲父亲当年舍家为国、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的故事。

笔者与父亲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公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38年春夏,日寇已占领华北向华中进攻,并用飞机频繁轰炸华南广州市区。

广东番禺礼村,离广州市很近,我的祖母独自守在礼村高家老宅里,经常看见日机在头顶上盘旋,成天惶恐不安。她的丈夫、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离家在外讨生活,祖母时刻为他们担心。

7月的某日,祖母最为疼爱的小儿子即我的父亲高植森,从广州市回家了,祖母喜出望外。当时是夏天,父亲带给祖母的礼物却是一条备冬的呢绒裤,祖母在欣慰之余,也有些不解。第二天一早,启明星才刚刚升起,祖母尚在难得的甜蜜睡梦中,父亲就悄悄起床,跪在堂屋向祖先牌位重重叩了三个响头,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桌上留下一张字条,上面仅仅写了一行字:“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尽忠去了!”

此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一年左右,国内存在“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论调,毛泽东于1938年5月至6月在延安进行了“论持久战”系列讲座。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父亲他们一批远在南方的进步青年,也能够通过新华社等渠道,接触到《论持久战》的文献。毛泽东的战略观点令父亲信服、佩服,他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于1938年7月1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一起入党的陈冷、廖苏相约北上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父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道路。临行前,他回家探望了祖母。

父亲这一走就是11年,音信全无,全家人几乎都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参加了哪支队伍。祖父很快就病逝了。我有两位伯父,一位叫高超立,曾任礼村农会主席,是中共党员,长期被通缉,流亡在外继续为党工作,只有他一人知道父亲的去向,但他长期保守秘密。另一位伯父高植楠,是个规规矩矩的大好人,起早贪黑辛苦打工赚钱,供养祖母和自己的小家庭,1943年被日本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监狱,在打听到他的家庭情况后,日本鬼子用大刑折磨他,要他交代其兄高超立和其弟高植森的去向,他交代不出来,也绝不会交代,被活活折磨至死,祖母闻讯哭得昏死过去。两位姑姑高预攀和高预巧被生活所迫,在广州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祖母在礼村苦苦守候。国民党来家里抓我父亲壮丁,抓不到就搜刮钱财。为搪塞他们,祖母在堂屋为我父亲设立了灵牌位,与高家亡故的先人们并列在一起。但她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我父亲,不知他是否还活着。

父亲到延安后,将名字由“高植森”改为“高风”,被派往抗日大学晋东南分校学习,就此与陈冷和廖苏别过,各自奔赴不同的抗日队伍。第二天,父亲与一批学员开始向东行进,去学校报到。经过延长县,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界。

同蒲路封锁线,是必经之地,日军在铁路沿线碉堡林立,切断了山西与陕北联系的通道。通过封锁线只能在夜晚进行,每人手臂上缠一条白布作为辨识,由八路军派部队掩护。那晚黑咕隆咚,父亲他们通过封锁线时,遭到碉堡中的日军疯狂扫射。为掩护学员们,八路军一位营长壮烈牺牲了。拂晓时分,队伍到达介休县,这是春秋战国时介子推隐居锦山的地方,大家为这位营长举行了简单而又沉痛的悼念仪式。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追悼会,殊不知以后成了家常便饭。

父亲从抗日大学分校结业后,被分配到八路军总供给部财政处工作,具体负责编制全军财政预算。

在日寇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时,父亲随部队在太行山武乡县、关家脑等地与日寇展开激烈战斗。每当八路军总给处需要快速转移时,都由处长余缦云断后,由父亲指挥先头部队,掩护财政处人员携带文件经费转移。

一次部队转移到霍山韩村时,天色已晚,战士们疲惫不堪,晚饭后,部队放弃了在相对舒适的村子里过夜,坚持按规定上山休息。果然拂晓时,日寇包围了韩村,实施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幸好村民已转移,扑了空的日寇上山搜索,父亲他们迅速转移到密林深处,一位正在为部队做早饭的炊事员,被一队日本鬼子包围,他英勇地扔了两颗手榴弹,炸死一名、炸伤数名鬼子,他来不及撤退当场牺牲,事后被战友们就地埋葬。

1940年,父亲随八路军参加百团大战,这是八路军在华北向日寇发动的最大规模的主动进攻,扭转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被动局面。

1942年,太岳军区成立,父亲由余缦云处长推荐,被调到太岳纵队后勤部担任财政科长。父亲虽然不是一线战斗人员,却多次与日寇打遭遇战,身边战友不断牺牲,他也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他带着一只仅6人的小队伍,从八路军总部领到太岳纵队的经费,用战马驮着足足四百多两金子和两驮边区通用的冀南币,在敌人夹缝中穿梭周旋,数次遇险,差点被抢劫和牺牲。他们急行军,钻山沟,进密林,历经几天几夜,最终保住了全纵队经费,回到太岳区根据地。父亲参加抗日战争,是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信念离开家乡的,生死早已置之度外。

1949年初,临近解放的广州兵荒马乱。一天礼村村口,一位穿国民党军服的人在高家大宗祠堂前东张西望。父亲的一位堂姐问他是不是找高植森家?那人乘机回答:“是啊,高植森是逃兵,不敢回家,需要带点钱和衣物去把他领回来。”祖母一听我父亲还活着,就啥都相信了,赶快筹借了一点钱和衣物,满心欢喜地跟着那人乘船去了广州。上岸后,那人叫祖母在原地等候,将钱和衣物交给他去打点,然后领父亲来见她。自然,那人一去不复返,祖母饿着肚子等到天黑,仍不见那人和父亲的踪影。她知道受骗了,却身无分文,无法买船票回到礼村。她在码头上嚎啕大哭,一遍又一遍声嘶力竭地哭喊:“阿森,你到底在哪里?你在哪里呀?!”引来众人围观和同情,有人递上食品,有人跟着抹眼泪。幸好后来遇上礼村同乡人,才得以返家。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又同战友们一起参加了解放战争。1947年,太岳纵队扩充为太岳兵团,由陈赓担任总司令。后勤部增设财政特派员,主管筹粮财政工作,父亲升任财政特派员,属于师级干部。

部队渡过黄河进军伏牛山时,父亲染上严重的疟疾,俗称打摆子。兵团在伏牛山周围战斗频繁,父亲病得几近跨进鬼门关,但他仍咬牙紧跟部队,在极冷极热打摆子的间隙中坚持工作,直到一个多月后,汝州城解放,战士们找到金鸡纳霜,才治好了父亲的疟疾。

1948年的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太岳兵团十几万人,筹粮调运的任务十分艰巨,父亲带领后勤部拼尽全力,依靠地方力量,圆满完成了该项任务,荣立一等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随部队回到广州的陈冷伯伯,与父亲恢复了通信联系,他到礼村替我父亲向祖母报了平安。11年的漫长等待,终于盼来了小儿子的消息,祖母喜极而泣。此时父亲正忙着南下,他随太岳兵团解放南京后,被编入西南服务团,担任第三中队政委,随刘邓大军进军西南,最后留在四川工作。

他在四川结婚成家,有了我们5个女儿、1个儿子。他用战争时期的激情参与新中国建设,先后任首届四川省内江市委书记兼市长、内江地区专员、地委书记。任西昌工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工业部长,亲身参加建设攀枝花钢铁厂。最后到成都参与发展四川经济,先后任四川省商业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四川省外贸局局长、党组书记,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党组书记。他辛勤繁忙地工作,把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四川。

1978年至1983年,高风担任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和党组书记期间工作照。

1978年至1983年,高风担任四川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和党组书记期间工作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繁忙的父亲只回广东礼村老家探望过祖母一次,那是他离开家乡21年后的1958年。事先他未透露任何消息,他带着我大姐抵达广州,由在广州的攀姑陪着一同回礼村。进家门后,攀姑哄骗祖母说:“我带了一位朋友来看您。”祖母扭转头,一眼就认出了这是她朝思暮想的小儿子,一边喊着“阿森回来了!”一边扑向父亲。她抱住父亲,将头埋在他胸前放声大哭,哭了很久很久,尽情释放着太久太苦的思念和太多太痛的委屈!父亲一边安慰祖母,一边有些不好意思,出走了21年,却无余钱买一件像样的礼物给祖母。祖母哭够了,抬起头来,满是沧桑褶皱的脸上又笑开了花,她慈祥地抚摸着大姐的头对父亲说:“你带孙女回来看我,比带什么礼物都好。”祖母于1963年病逝,父亲当时工作正忙,没能回老家去送送她。

父亲晚年常常说,他对父母未尽到孝,对老家未尽到心,但我们却无比佩服他毅然决然保卫祖国的勇气和行动。

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很难做到忠孝两全。作为一名热血青年,父亲作出无悔的选择,用一生践行了那句“我为国尽忠去了!”

1977年6月至1978年1月,高风被派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图为学习期间周末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留影。

高风离休后,1989年在眉山三苏祠游览留影。

1995年,高风与夫人唐智儒陪同原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和夫人罗迭在四川彭州丹景山欣赏牡丹花。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高 明(成都人。1985年毕业于首届四川省电大中文系。四川省散文学会会员,成都市金牛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