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淦《蜀道纪游》

的历史地理价值

谭 萍 王小红

蜀道作为历史时期连接四川盆地内外的枢纽,随着近现代交通事业的快速发展,大部分已陆续淡出历史舞台,但蜀道上众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文化遗存与景观,构成了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类型多、影响深且特色鲜明的“蜀道文化”。马强在《蜀道文化述论》中提出,蜀道上汉魏以降历代摩崖石刻、题名纪事、镌刻书艺、佛道造像,以及有关蜀道旅历的诗词歌赋、游记散文等这些均为蜀道文化。但目前关于蜀道文化的研究,大多以蜀道诗词为研究对象,至于蜀道行纪文献,则多关注宋代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和清代王士禛《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等,对清代李德淦《蜀道纪游》等大量蜀道行纪文献尚未有专文研究。李德淦《蜀道纪游》是作者在清嘉庆年间以泾县知县解饷入蜀而作,是少有的以知县身份、因解饷公务走蜀道而作的蜀道行纪文献,因此值得特别关注。本文以李德淦《蜀道纪游》为研究对象,并参考地方志、其他蜀道行纪文献等资料,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探讨该游记反映的清代蜀道交通地理,以及其他自然和人文地理等,为清代蜀道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李德淦赴蜀解饷的背景及经过

李德淦,字梅岩,直隶延庆州(今北京市延庆区)人,清乾隆六十年(1795)赐进士出身,曾任宁国府泾县知县,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主修《泾县志》32卷。其于嘉庆十二年解饷入蜀所撰写的《蜀道纪游》一书,记载途中所见所闻,“以为他年卧游之快云”。

《蜀道纪游》分为上下两卷,记载了李德淦解饷赴蜀,自皖而豫,至豫而陕,越云栈而至成都;运送兵饷任务完成后,自锦江下瞿塘,出三峡,泛汉水,达九江而返回皖的所见所闻。书中对蜀道沿途的山川形胜、道里远近、商业市镇等详细叙述,是研究清代蜀道沿线地区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

《蜀道纪游》的史地价值

《蜀道纪游》作为行纪类文献,沿用行纪文献的叙事体例,既记录了每日行程、出发日期、天气、里程、道路名称、路况等内容,也记载了沿途山川河流、动物植被、名胜古迹等内容。其中关于蜀道自然与人文地理的记载,对于清代嘉庆年间蜀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蜀道纪游》描写的蜀道自然地理

由秦入蜀途中,山水相间,重峦叠嶂,李德淦在蜀道沿途中记载了不少山川河流,并对山川形态、道里远近详细描述,如“太华山在(华阴)县南十里,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广十里,鸟兽莫居”;“骊山,去长安四十里而近,山明水秀,林茂沙平”;“沣水,源出终南山丰谷,入黄河”。出蜀入楚途中他对乐山大佛、峨眉山、瞿塘峡、巫峡等亦有记载。虽记录详略不一,但都是作者亲历考察所得,因此对研究清嘉庆年间蜀道山川地理具有参考意义。

《蜀道纪游》记载蜀道沿线生态植被颇多,尤以松柏为多,如“留坝厅高桥之西,峻岭极天,松柏翁翳”,又如“过天然桥,翠柏参天,森森夹路,不知几千百株,皆大数十围,其高不可以寻丈记,且无枯枝,无病叶,密荫青葱,如新柳垂条,日光不入,名翠微廊”。翠微廊即翠云廊,其柏树大面积栽种主要在明代。清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翠云廊自剑阁,南至阆州,西至梓潼,三百余里。明正德时,知州李璧以石砌路,旁植柏数十万株。”可见蜀道沿途柏树之多。我国很早就有列树表道的传统,而蜀地一带适宜柏树生长,因此蜀道沿线柏树常作为行道树。这些行道树还有不少保留至今。除此之外,还有柴关岭下的并生双树景观;凤尾松,“亦曰铁蕉,俗亦称为苏铁。高丈余,茎有鳞片被之,叶生茎顶,长大坚劲,羽状分裂,类凤尾,故名”;旱莲花,叶似芭蕉,开瓣如莲,据其描述实为地涌金莲,“如芭蕉而叶短,中心突出一花,如莲色黄,日坼一二瓣,瓣中有蕤,与甘露同。新苞抽长,旧瓣相仍,层层堆积,宛如雕刻佛座”,以及芙蓉、关圣场荔枝树等。根据《蜀道纪游》中记载的植物,我们可以复原清代川陕楚的植被景观,也据此可分析清嘉庆年间蜀道沿线地区的气候情况。

《蜀道纪游》中关于蜀道沿线的动物鲜少提及,仅记载野蚕。蚕与蜀的关系非常密切,正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11现代学者任乃强也认为:“蜀山氏居于何地,暂可不论。论蜀之为字,盖即原蚕之本称也。”“故《淮南子》云:‘蚕与蜀似而爱憎异。’其所云‘蜀’,即原蚕,今云野蚕者是也。”又说:“是故‘蜀山氏’,即古人加于蚕丛氏之称也。其义皆谓最先创造养蚕法之氏族。”据李德淦观察,野蚕“秦蜀间往往有之,非白非黄,其色似土村人缫之,作为茧绸亚于山东,亦可取也”。

(二)《蜀道纪游》中的蜀道人文地理

《蜀道纪游》对蜀道沿线的城池位置、商业市镇、民风民俗与名胜古迹等内容记述翔实,其中,风景名胜以帝王名士陵墓、祠庙等记载尤多。总的来看,该书记载的蜀道人文地理,大致可分为军事、商业、农业、民居等多方面。

首先是军事地理。旌德县知县陈柄德在《蜀道纪游》序中称李德淦“常怅不能笞兵走万里,立功海外”,而李德淦在运饷中也根据地理险固留心武备情况。由秦入川中,记载城镇有二十六,部分城池详细描述其形态与军事地位,如“潼关城险而固,北临黄河,南包叠嶂,东西一径隔以重门,四面樵楼,九楹三檐,潼水贯城而出”,自古为兵家重地,自汉以来,各朝均在此处依险设防,明代对潼关城进行扩建,设“潼关为军事治所,设潼关卫”;鸡头关处于秦巴咽喉,其“石磴盘纾,下临深涧,为汉中北路要隘”⑥,李德淦以其为“汉中重险也,视凤岭逊其高而严峻过之,两山交互,束水若堤,一径延绿而上有七曲焉,砌石磴数百级,其上设关处横出石壁,形似鸡冠,下有石洞。闭关而守,虽鸟鼠不能越也”。蜀道沿线的关隘大多位于山区要冲之地,根据地形建关设防,形成易守难攻之势,因此其军事意义非凡。《蜀道纪游》记载蜀道沿线关隘情况,是研究清代蜀道军事地理的重要史料。

其次是经济地理。《蜀道纪游》记载蜀道沿线不少市镇非常繁庶,如西安府,“民物殷富,闤闠栉比,百货辐辏,车轮马迹朝夕弗辍,省会之繁庶未有盛于斯者矣”;沔阳旧城,“百货所集,南栈首区”;重庆,“依山为城,山之巅即城之趾,万室云连,百货丛集,环十余里无隙地。而附郭以居者,更蝉联数十里不绝,城外即大江,上自梁益,下及湖湘,帆樯往来日夜不停”。而沿途较小市镇、驿站、递铺,则荒寂少人。李德淦记载,清嘉庆初年川陕楚白莲教兵在清军的追剿下多在老林中躲避锋芒,因此白莲教军后期主要活跃于秦巴山地一带,对蜀道沿线市镇、乡村、递铺等破坏较大。尽管他们入蜀解饷时距平定白莲教之乱已过3年,但是所经递铺驿站仍然荒凉,如三岔驿、宁羌宽川铺、上亭铺等地,“烟火数十家……山岭土寨壁间石穴皆向者避寇焚掠之所居也”。

再次是农业、民居方面。《蜀道纪游》记载蜀道沿线农作物种类丰富,粮食作物有稻、麦、黍等,如凤县一带“其山之可田者最多,黄茂青畦交绣错,依坡附嶂,自麓及岭皆为禾黍”,“黄沙铺稼穑如云,稻穗长咫尺”;副食作物有落花生,药材如麦门冬等。书中还详细描述各种农作物的生长特性,同时记载由于大面积的山区土地垦殖,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贫瘠,这与其他史料记载的清代同时期该地区的情况一致,如《三省边防备览》记载川陕楚地区“近年以来,老林日渐开垦,烟户倍增”,《巴中志》云“自教匪平定以来,荒山老林,尽已开垦,地无旷土,梯田层矗,弥望青葱”。可见山区开垦面积之大,造成的后果就是连年歉收,比岁不登,所幸李德淦入蜀正值秋收丰乐之际,少匪患,因此其运饷任务得以顺利完成。

《蜀道纪游》与《蜀輶日记》记载蜀道的异同

与李德淦《蜀道纪游》同时期的蜀道行纪文献有陶澍《蜀輶日记》。陶澍为清代经世派大家,他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典试入蜀时作《蜀輶日记》一书,谓“蜀地在坤维井络,古梁州之城,去京师七十七驿”,并详细记载沿途山川经纬、形势险易、建置沿革、郡邑利弊等。陶澍由京师入蜀取道冀、雍,回则经荆、豫,水陆兼程往返。

李德淦的《蜀道纪游》与陶澍的《蜀輶日记》写作时间仅相差3年,两人先后因公入蜀,虽出发地不同,但都经秦至蜀,沿水路返回,耗时半年之久,二人所经之地有许多共同之处。通过比较两部行纪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嘉庆年间常用的蜀道路线以及蜀道沿线的地理与社会情况。

(一)路线大同小异

陶澍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夏五月二十九日中午自京师起程,经过河北涿州—安肃县—清宛县—定州—井陉县,于六月十一日至山西寿阳县,六月十二日起经寿阳县—榆次县—徐沟县—祁县—介休县—霍州—赵城县—临汾县—灵石县—曲沃县—闻喜县,于六月二十五日至陕西潼关,自此入蜀。陶澍与李德淦的入蜀路线一致,即沿北栈从宝鸡入,褒城出,循金牛道抵达成都。返程时,陶澍沿江而下,至湖北荆州登岸后,沿着陆路北上返京述职。按以往惯例,入蜀官员往返均走川陕栈道,然而因“嘉庆五、六年间,教匪蹂躏道梗,改由水路,后遂援以为常”,故李德淦与陶澍由成都出发返程都选择水路,虽然水路险滩暗礁不断,但是“较之云栈犹便易”。

(二)内容相互参证

《蜀道纪游》与《蜀輶日记》都依行纪体例,记录每日出发日期、里程、道路名称等内容,可以相互参证。例如,两篇行纪文献对宝鸡至黄牛堡的距离记载都为100里,其中《蜀道纪游》记载八月“初九日至宝鸡县,九十里……初十日未行……十一日宿黄牛铺,一百里”,虽然清晰地记载每日所行路程,但是对县与县之间或县与驿站之间所经地方记载较少,而陶澍《蜀輶日记》的记载更为详细,如七月“初七日,从宝鸡渡渭……十五里,益门镇……十五里,军阳铺……十里,二里关……十里,观音堂……十里,半坡铺……五里,煎茶坪……下岭五里,即东河驿……又三十里,宿黄牛堡”,细致地记载了这100里蜀道所经地点,可以补李德淦《蜀道纪游》之不足。不过,《蜀道纪游》所记载的县与县或县与驿站之间的总里程,可以与《蜀輶日记》记载的内容相互印证,互为补充。

李德淦、陶澍的两篇行纪文献记载的二人由陕入蜀虽然路线一致,但是在内容上各有侧重,李氏注重军事地理,陶氏重在史地考证。例如,李德淦清嘉庆十二年(1807)八月二十九日至罗江县,主要记录“罗江,古雒城,以石为垣,亦要冲处”,强调城池形态及军事地理意义。而陶澍清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二十八日入罗江县,记载“罗江有二源:在北出西番,径茂州、安县者曰‘黑水’,又曰‘翼水’;在南出安县西山者曰‘乾河’,又曰‘冷水河’。至州境,两水相合,蹴而成罗纹,故江以名焉……罗江,汉雒城地。顺治中,并入德阳;雍正七年,复置;乾隆中,裁置绵州;嘉庆六年,复置”。陶澍深受乾嘉考据学风之影响,因此其行纪文献注重山川及沿革地理考证,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发前人之覆。

李德淦、陶澍于清嘉庆年间先后宦蜀,从他们在《蜀道纪游》和《蜀輶日记》的记载来看,二人入蜀、出蜀路线一致,由此可以推知清代嘉庆白莲教之乱后,官员入蜀多走栈道,出蜀则多取道水路。二人对蜀道沿途的观察不尽相同,虽然均记载山川、道里、疆域等内容,但是李德淦作为泾县知县,或因与底层民众接触密切,故目见耳闻,多为民生与军事;陶澍时为国使馆编修,其博览群书,悉知郡邑诸县地志,因此在其行纪文献中多引据经史而折中己见。

综上所述,《蜀道纪游》沿用行纪文献体例,按照日程记载,每日一记,行纪文献的内容多为作者亲见亲闻,具有亲历性。行纪文献开篇交代使蜀缘由,是为清代嘉庆年间协饷制度运行的具体事例,对研究清代协饷制度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行纪文献主要记载道里远近、山川形胜、人文景观等蜀道沿线情况,是研究蜀道交通、商业市镇、农业地理等的重要史料。另外,通过比较《蜀道纪游》与《蜀輶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复原当时蜀道的主要路线,即因为清嘉庆白莲教战乱之影响,时人入蜀多从栈道,出蜀则多走水路。李德淦、陶澍二人宦蜀时间相隔仅3年,入蜀、出蜀的时节也大体一致,所记内容都为作者亲闻,可以补正史、方志等史料之不足;二人对蜀道的记载虽然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正好可以相互印证,互为补充,更加全面地展现了清嘉庆年间蜀道沿线地区的交通、军事、经济、农业等情况。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2期)

作者:谭 萍(四川大学中国史2022级硕士研究生)

王小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