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洋儒学著作述略

霞绍晖

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四川省南充县(今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集凤镇)人,我国现代学术史上著名学者,治学以儒佛为宗,兼及中西哲学。王恩洋1919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马叙伦讲中国哲学、梁漱溟讲印度哲学。受梁漱溟的熏陶,坚定了对儒家文化的信仰。因梁漱溟选他管理印度哲学图书室,故广泛阅读佛学著述,尤喜欧阳竟无之著。后经梁漱溟介绍,到南京师从欧阳竟无研习佛学,与吕澂、熊十力、蒙文通、李石岑、景昌极、缪凤林等现代著名学人同座。

王恩洋讲学著述,化育人才,学修并重,自他两利,对中国现代佛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毕生著述宏富,论撰精谨,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传世著作,据门弟子唐仲容统计,有专著40余部,论文140多篇,总计400多万字。唐氏后来将所搜集的各类著述,结集为《王恩洋先生论著集》10卷,1999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王恩洋虽在佛学研究方面用力甚勤,但儒学是他学术的根基,也是他治学的主要领域。从其治学经历和成果来看,儒学研究始终伴其一生。对于王恩洋的学术研究,今人大都注意其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贡献,而对于其儒学研究的探讨,相对薄弱。

王恩洋儒学著述,大都先以讲义之形式,发布于听众群体中,后据以整理而成。据黄夏年《王恩洋先生著述目录》,王恩洋毕生所撰论文202篇(部),其儒学著作主要集中在解经上面,如《论语新疏》《孟子新疏》《大学新疏》《诗经新疏》等,后在此基础上,作《孔子学案》《孟子学案》,又作《荀子学案》《儒学大义》《新理学评论》《儒学中兴论》等。总体看来,其儒学著作大致可以类为三大宗:解经、学案、儒论,下面分述之。

一、解经著作

经学是儒学研究的重点。儒家经学,指汉代以后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的学问。儒家经典是一个开放的著作体系,随着儒家学术的发展,儒家经典范围不断扩大与变迁,成为十三经。据黄夏年《王恩洋先生著述目录》,王恩洋的解经著作有《论语新疏》《孟子新疏》《大学新疏》(附《格致辩》《中国文教论》)《论语子罕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解》《大学略释》《诗经新疏》等,其中《〈诗经〉新疏》传世仅有《氓》《衡门》《鸠》3篇,或因撰述较早,单篇行世。据说还有《学记义疏》《大学义疏》《中庸新疏》。由此可知,此类儒学著作所讲授的内容,以四书为主,是他从南京支那内学院返乡在自己所创办的龟山书院中讲学所用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我们以《论语新疏》为例,对此类著作略加介绍。

《论语新疏》作于1933年,收入《龟山丛书》,上海佛学书局出版时名为《论语疏义》,1946年成都东方文教研究院再版,更名《论语新疏》。该作以平实易懂的语言,一仿朱熹《四书集注》体例,讲述《论语》的大义,并以自己的理解,结合现实社会和切身问题来引导听众进入孔子及其弟子的精神世界。他按照《论语》的篇章结构,随文讲解。具体体例如下。

首先,讲《论语》一书的性质、价值与研习方法,其文称:

《论语》一书,孔门弟子记录孔门言行之书也。盖同于后世之语录。中以论学为主,故曰《论语》。门弟子随所见闻而记录之,无定时地,录之者又不必为一人。读之似无系统条贯,此与后之《中庸》《大学》有意为文阐明圣学者异也。然所记载,为圣贤中心自得之语,或为因人施教之词,精要亲切,含义无尽。启发愚昧,如明镜照物,如迅雷震耳。学者苟能读之以口,而反诸其心,修之于身,如病遇良医,如迷者得导,作圣作贤无难也。

其次,《论语》共20篇,每篇又有若干章,王氏以每章为讲解段落,按照章句体进行讲疏。如《学而篇》:

《论语》共二十篇,盖因所记既多,别载多简,分为二十篇耳。每篇以其首章最初二字作为篇目,以便记索,别无深义。非如后世作者,先立题目,每篇所论不越题目范围也。但每篇各章,亦多以类相从者,可以默识,但不可固执耳。

此讲《论语》分篇的基本思想。接着疏讲《学而》第一章的内容。具体做法是,先标举经文,然后讲明此章章旨。接着疏解重要词汇,如“学”“习”“时习”等,再疏句意。此章讲完,接着标举第二章经文,后如故。若有异文之处,也以“校刊记”随文指出,如《尧曰》篇《子张》章:

《校刊记》:“子张问”下,皇本、高丽本有“政”字。

若相关章节关联性强,则在最后一章进行总论,如《尧曰》篇前四章结束后云:

右总四节合为一章,所以序帝王驭世之道,大愿大行。孔子祖述尧舜,献章文武,志之所在,学所由起,故述以终篇。《论语》二十篇,上《子张》一篇,畅孔教之流,此篇则明孔学之源也。夫子不得行其志于天下放述之以教后世。民胞物与,济世长民之怀,于此见之矣。

龟山书院深处乡村腹地,其所讲授对象,大都是青少年或者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故其所讲授的内容,以导读为主。该作虽用传统注疏的名称,但实际上省却了繁复的文献征引,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孔子及其弟子相关行事背后的道理。

其余如《孟子新疏》《大学新疏》《诗经新疏》《学记义疏》《大学义疏》《中庸新疏》等,其大貌与《论语新疏》类同。而在《诗经新疏》中,王恩洋不仅从经学的角度进行阐释,还结合西方美学相关思想,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进行疏解,《论〈诗经〉之艺术》是其集中阐释篇目。

王恩洋的注疏体,打破了汉唐时期“疏不破注、注不破经”的注疏传统。所谓新疏,盖以旧之注疏体式,阐述自己对经典的理解,而不是追索“圣人本义”。但这并不影响他尊经的意图,只不过是“六经注我”而已。他说:

洋读古人书甚少,昔年作疏义,则据注疏、《集注》、二曲,反身录船山《四书大全》,读及刘氏《论语正义》,以辩字句,正文义,资思虑。古人之言,心以为是者,采之,或直引其言,或节约其词,或微取其意,总视其理论之高下为判。

又说:

自觉所见,有以异于昔贤,为更得孔子之真,且置之今世学说思想之林,不见其迁腐沉闷,而生气奕奕,真足以奠安人心,开示圣道者也。

一般说来,为儒家经典作注疏,首先应参考的是汉唐注疏文献,因汉唐注疏在典章制度、名物诂训方面成就显著,是研治六经甚至先秦古书的津梁,是追索“圣人本义”的“检度”,但王恩洋对汉唐古注却不太重视,反而重视清人之注疏。这体现了他“开新”的一面。

二、学案体著作

学案是儒学文献在发展流变中产生的重要文本形式,它不仅能展现某个儒家人物的思想特点、学术宗旨,勾勒出学术流派的发展脉络、传承关系,还能体系化、全方位反映某个时段学术的整理面貌,具有学术总结的性质。自朱熹《伊洛渊源录》诞生以后,儒家学案体著作蜂起。自明代刘元卿《诸儒学案》、刘宗周《论语学案》问世,“学案”一词,渐成为编纂学术流派史的专有名称。清黄宗羲等编纂的《明儒学案》问世,以“择精语详,钩玄提要”而广为流传,从而形成晚近儒家学术史编纂的首选体裁。

王恩洋学案体著作有《孔子学案》《孟子学案》《荀子学案》3种,他之所以作此3种学案的缘由,分别在各案篇首或篇末均有交代。《孔子学案》成书于1943年4月,《孟子学案》成书于1943年9月,《荀子学案》规划于1944年春,成书于1945年孟夏。下面分述之。

在《孔子学案·叙论》中作了交代,其文称:

自余记孔子之言行学说者,有《论语》《孔子家语》《孔子集语》诸书,及《史记·孔子世家》。于中《家语》伪作,《集语》乃清人杂采诸子百家之言而糅合之者。少年皆曾一读,病其驳杂不纯,不足以尊显圣学,反而乱之,是以不取……今之学案,释经义皆采自该疏而加以条贯系统。故能事半功倍,而早日告成。为时共三十日,共十余万言。集中心力以为之也。

王恩洋的《孔子学案》,以《论语》中所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行为基本史料,辅采《孔子家语》《孔子集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材料,以“奠安人心,开示圣道”为宗旨,类归为志学、执礼、求仁、为政、施教、知天、作圣、行赞、群贤弟子9篇,共10余万字。该作推求孔子重学执礼、施教作圣的教化思想。编成,转友人黄联科刊出行世。遗憾的是,该作学界关注不够,尚待有识。

《孟子学案》推求孟子“仁义之道”,即立孟子性善之说,发明孟子知言养气之功;阐述立命知天之学,人伦忠孝之道,王政教养之方;外斥杨、墨、许行、陈仲诸人之淫辞诐行,内显尧、舜、禹、汤、文、武、伊、周、夷、惠、孔子之大业圣德,致以平息淆乱群言,厘定仁义之指归。王恩洋《孟子学案》以进学尊圣为目标,结合西方民主道德、佛教明心净气、慈世悲人等观念,高扬孟子“超然荣利”“知性知天”“贵民养性”“爱人拒杀”等思想,凸显孟子之“义”学上接孔子“仁学”、下启荀子“隆礼”,于儒家思想发展贡献犹钜。《孟子学案》共10篇,首叙论,次仁义,次心性,次学养,次天命,次人伦,次王政,次斥外,次尚友,次传承,每篇有述有论,次第清晰,条例粲然。

《荀子学案》开篇就说:“荀子之学说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经验论是也。”王恩洋将荀子定义为中国二千年前的经验哲学家,并结合西方哲学史,阐述荀子学术思想的8个特点。《荀子学案》共13篇,首导论,次略传,次为学,次修身,次隆礼,次论知,次解蔽,次正名,次论性,次论天,次论政,次斥外,次传承及其他。王恩洋认为,荀子之志在于为士君子,为圣人,在治理人群,平章政事,求天下之治安,人民之得所,风俗醇厚,教化清明。其学说重实用而贱浮辞,尊中道而恶诡辩,与西方经验论的精神态度相合;但荀子不重发明器械技艺工巧,而重社会秩序、人伦等修己治人之道,故荀子是中国式的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科学家。整个学案,无不体现其对荀子的这种认识上面。

总体上看,王恩洋的3种学案,均在梳理先秦儒家3位重要人物的思想学说,而对于其传承与弘扬,则略载,其目的是在西学汹涌的大背景下,重塑儒家思想学说的当代价值。

三、儒论著作

王恩洋的儒论,以儒学为中心,重在阐述儒学在人类文化的地位和意义,并梳理儒学演变及未来儒学的重兴。这类著作有《儒学大义》《儒学中心论》《儒学在人类文化之地位及其意义与源流》《唐虞之德治》《周易之哲理》《论〈诗经〉之艺术》《格致辩》《新理学评论》《儒家中庸之真义与亚里士多德中道之异同》《中国文教论》《论中国文教之特殊精神》等。以下就相对重要的篇章加以介绍。

《儒学大义》是《人生学》的第二编,原标题是《世间学:儒学大义》,首讲人类之3种文化,即世出世间儒学佛学,其思路是先略述东西方文化,并评论西洋文化,以彰显儒学在人类文化之地位与价值。其思路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类似,可见梁漱溟对其影响之深。

《儒学中心论》两编,上编《论历代儒学之演变》,分论两汉儒学、魏晋以后学风之转变、宋明理学、清儒之反对理学及儒学之亡、儒学衰亡之原因5个部分,其对儒学发展分期的论述,与中国学术发展变迁总体趋势大致相合。下编《论当来儒学之重兴》分论儒学之修正与补充和儒学对人类之再造。儒学之修正与补充,分别从人的身心、性命、天道、至善等层面探讨儒学的价值,又讨论西方科学技术、民主等先进思想在为政外王层面的价值与不足,还进一步分析了西方民主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契合;儒学对人类之再造,则以儒学演变的总体趋势和当下社会的现代性为基础,深入探讨儒学对佛学、科学、民主的修正,归纳儒学真义与真精神,进而分析儒学将要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得以升华和重兴的可能。

在王恩洋的研究计划中,《儒学概论》是他欲以撰写的重要著作,从其呈现的儒学著作来看,不论是解经诸作还是学案系列,其性质都是教授的讲义,故欲作《儒学概论》以归纳之。在他看来,人生忧患无穷,大致分为生养不足、内心矛盾、人群争乱、生死无常四大方面,西方学说不能尽去此四种忧患。世界文化的3种类型,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各有优劣,而儒家文化最切近人性,最为切近群治化,最为有意义,其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的理想,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最终归宿。《儒学在人类文化之地位及其意义与源流》末尾,王氏交代了拟作《儒学概论》,并列了欲以论述的提纲,是一种写作规划,又似之序言。虽其自言在武汉大学历史系讲了《儒学概论》,但遗憾的是,《儒学概论》并未最后整理成书。其撰写提纲是:

一、儒学在人类文化之地位;二、儒学之意义及其源流;三、唐虞之德治;四、成周之文教;五、孔子之学说;六、仲尼弟子;七、孟子之学;八、荀子之学;九、战国儒学以外诸家:道墨名法阴阳;十、汉代经学;十一、董子、扬子;十二、六代隋唐诸儒;十三、佛法东渐及禅宗之盛;十四、宋明理学之兴(濂洛关闽之学、象山阳明之学及其门人);十五、清代朴学;十六、清代儒者之功利思想;十七、西洋学说之东渐及主义之繁兴;十八、当来之儒学。

在王恩洋看来,欲了解儒学之概观,知儒学发生演变之迹,是洞察儒学史的必由之举,各个时代的儒学内容,亦因之可得而辨。其《唐虞之德治》《周易之哲理》《论历代儒学之演变及当来儒学之重兴》等篇,亦其重要内容。

《新理学评论》作于1947年,是对冯友兰《新理学》之评论。冯友兰作《贞元六书》,分别为《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而《新理学》是其《贞元六书》的总纲。冯友兰以西方哲学方法对宋明理学进行阐释,建构了儒家的现代性人生哲学体系,影响很大。王恩洋在唯识学、因明学方面造诣精深,以为冯友兰对理学精深处,仍有一间之隔,故撰此作,与冯先生“共商道义”。他认为《新理学》杂儒道立论,不明两家根本异同;二是冯友兰认为西方文化是进步的,中国旧文化是落后的,这是不明“西方文化是对物的文明,而中国文化是对人的文明”所致;三是认为冯友兰对禅学的内容,理解不够,自然也对宋明理学的逻辑阐释存在欠缺。

王恩洋对世界先进文化是不排斥的,但前提是要坚持中国文教的正统性。这种看法显然有晚清“中体西用”的影子,故在中国文教的改良方面,更多的是继承。他高扬孔孟荀的学术思想,主张以儒学为根,涵容统摄而融化各种先进文明,成世界文教之主要内容。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2期)

作者:霞绍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