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

是如何打赢经济持久战的

卢 勇 郭洁宇

导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以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主要代表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等广阔的敌后战场建立起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党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将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运用到经济战线,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不但发展了根据地经济,而且逐步拥有了与日伪、国民党进行经济战的能力。

金融突围:边币打败法币和伪币

抗战时期,面对敌、伪、顽的封锁和围堵,党领导下的根据地在冲破法币限制、坚决驱逐伪币的斗争中,筑起了金融抗战的坚固长城。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在一路风尘后迎来了新的曙光。全国抗战爆发后,为顾全统一战线大局,边区政府同意收回原苏维埃银行货币,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成为了边区唯一合法货币。

1937年10月1日,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以不公开的方式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从此成为边区金融调剂的中心。但边区银行作为政府的“出纳员”,仅负责领 取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并维护法币的流通,不得独立对外开展业务。

为应对启动资金不足的拮据局面,边区银行大胆进行了建立独立金融体系的尝试,突破口首先在辅币的发行上打开。

当时,国民政府供给的多是1元以上的主币,辅币短缺,造成边区法币流通受限,甚至出现了老百姓拿邮票代替辅币交易的现象。为解决辅币缺乏的问题,1938年5月起,边区银行开始以所属合作社——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光华商店代价券”,面额有2分、5分、1角、2角和5角五种,后又增发2角5分和7角5分两种辅币。7角5分这种世界金融史上独特的货币面额,既可代替主币使用,又可避免给国民党以寻衅的口实。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完全停止了向边区的财政拨款。随着战争消耗增大,国民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开始滥发纸币,法币迅速贬值。在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议下,边区政府于1941年1月30日发布了《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开始发行边币、驱逐法币,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

随着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共产党建立的金融机构逐渐从陕甘宁边区一隅之地进入了华北、华中、中原和江南的广大地区。和边区金融斗争不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仅面临着国民党的金融封锁,还要经受日寇残酷的金融浩劫。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控制下的几十亿法币送到国统区和根据地来套购物资。法币源源不断地流入,根据地的物资滚滚流出,造成的经济损失比敌人的残酷“扫荡”还要厉害。

此时,薛暮桥(注:时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临危受命,进行了一次大胆的金融创新——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来稳定物价。银行发行货币,必须把一半交给新成立的根据地工商局,用于收购产品。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在“驱逐法币、稳定物价”的金融战中不辱使命,确立了红色货币在根据地的统治地位。

到1943年下半年,各地物价普遍下降,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边币在与法币、伪币的斗争中笑到了最后。

实业角力:边区军民艰苦创业

1940年起,边区灾荒频发,出现了30年不遇的农业衰退,军政人员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被盖、没有纸用,到了一贫如洗的地步。更加糟糕的是,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不仅断绝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和援助,而且还对边区采取“封锁”和“围困”政策。此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执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一边是国民党军队严密的封锁,一边是侵华日军残酷的“扫荡”,抗日根据地面临生死考验。

为战胜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中共中央采纳党外人士李鼎铭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坚决肃清铺张浪费现象,同时实行“合理负担”的统一累进税率,优化财税结构。

陕甘宁边区军民响应党中央“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了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1941年春天,八路军三五九旅分四批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泥湾。经过四年耕种,昔日满目荒凉的“烂泥洼”,变成了一块块良田。

根据地贫瘠的土地在大生产运动的催化下,开始释放出巨大的经济能量。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自给率达到100%,边区财政也开始出现结余。

经济上的成绩对军事力量的补充在1944年体现得最为明显,当年全国19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基本度过了困难时期,根据地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正规部队发展到47万人。

为扩大国防生产,充实抗战力量,边区政府设立了军事工业局,任命滕代远为局长、李强为副局长。边区兵工厂、机械厂、石油厂和修理厂等,以及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印刷、造纸、皮革、玻璃、肥皂、兵工和化学纺织的工厂,在边区政府倡导下,经过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艰苦创业陆续建立起来。

人们常说:“盛世古董,乱世黄金。”此时在胶东半岛的招远玲珑金矿,一场秘密的黄金争夺战正在上演。侵华日军占领华北后,为实现“以战养战”的罪恶目的,开始对“金都”招远的黄金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为保证延安红色政权的抗战经费需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胶东特委和胶东八路军“虎口夺金”。

胶东军民从虎口夺下来的这些黄金,除满足自己的经费使用外,大部分都运往了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军区所在地——沂蒙山区,然后转运延安。从胶东到沂蒙,大部分路段是日军的占领区,为使黄金安全运送到目的地,胶东特委和八路军在兵力十分紧张的情况下,选派精干的八路军战士,身穿特制衣服,将黄金装在衣袋里,送往延安。

全面抗战8年期间,胶东军民向中共中央贡献了黄金13万两,没有一两因战丢失和遗落,更没有一人携金叛逃。

贸易拉锯:边区“进出口贸易”红红火火

抗战时期,敌后的贸易线成为了支撑抗战的生命线。在不见硝烟的贸易战场上,共产党领导下的贸易战书写了别样风流。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本的诱降下,国民党开始加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并对边区实行货物“统制”管理。棉花和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被强制禁运,一些奢侈品和迷信用品被大肆倾销,军队和特务还在封锁线上进行抢劫和没收进入边区的货物。客商资本纷纷撤资,边区商业陷入萧条。

针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封锁,边区政府采取了“对外调节、对内自由”的贸易政策。此时,具有政府背景的光华商店成为了惠通边区内外的重要经济机构。光华商店不仅承担大量购入边区军民所需商品物资的任务,还负有组织边区土特产出口和平抑物价的职能。

除了建立公营商业外,边区政府还大力支持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发展。消费合作社的数量和股金迅速增加,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广大群众受惠良多。“贸易自由”政策的坚定推行,使边区“进出口贸易”一片红红火火。

当时,边区有三宝:毛皮、甘草和食盐。由于毛皮产量有限,甘草搬运困难,食盐成为边区最大的财源之一。1940年,边区遭盐荒,影响了边区内外的食盐供应。同时由于外援的断绝,食盐成为了平衡边区“进出口贸易”和“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边区政府实行以“军队生产为主,盐民产盐为辅”的方针,派遣4000名留守兵团官兵开赴盐池打盐,又采取了“官收官卖,民用民销”的办法,盐民有盐不愁卖不出去,生产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1942年至1944年,轰轰烈烈的“修路运动”在边区开展,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公路和大道交通网络。边区食盐远销各地,逐渐成为了制约敌、伪、顽的“贸易战略武器”。

山东根据地在敌军对贸易的破坏下“如法炮制”,开始把海盐和花生油这两样根据地富有而敌占区亟需的战略物资作为贸易斗争的重要手段。

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花生油是市民生活必需品。工商局以私商的身份,将收购的花生油销售到上海,换取根据地紧缺的工业用品。驻沪日军对花生油的来源心知肚明,但因为市场需要,只得听之任之。

持续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共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经济战线领导了另一场“人民战争”,夯实了持久抗战的物质基础,保障了战争供应,使得抗日根据地成为了支持民族解放的战略基地和坚强堡垒。日本“以战养战”的政策在持久消耗战中最终彻底破产。

来源:新周报(据《文史天地》)

作者:卢 勇 郭洁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