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

1977年7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外事工作仍是他主管的工作之一。从1957年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访苏,到1974年4月毛泽东派他率团参加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邓小平不但对新中国的外交路线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第三次复出后不久,1977年8月3日,他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商议撰写一篇关于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思想的文章,并强调“这篇文章很需要”。

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外事活动是8月7日会见朝鲜驻华大使全明洙,在谈话中他表示自己心情舒畅。此后,他多次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客人。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强调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规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制定的。这个思想指导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对外政策。”

携手共同反霸:把缅甸和尼泊尔列为第一批访问的国家

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启动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中国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大,迎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建交高潮。在此背景下,一些外国政要纷纷访华,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领导人很少回访。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霸权主义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的威胁日益严重,使得中国领导人感到,尽快回访有关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很有必要。邓小平身体力行,于1978年1月和2月访问了中国的近邻缅甸和尼泊尔,为及时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携手共同反霸,开创了新篇章。

邓小平选择这两个国家作为第一批出访国是有重要考量的。缅甸是最早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而且此后双边关系的发展比较顺利。毛泽东去世时,该国发行量最大的,事实上也是政府机关报的《劳动人民日报》刊文称“世界最卓越的领导人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国际事务中,缅甸反霸态度鲜明。尼泊尔在1971年10月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其驻联合国代表说:“尼泊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非常亲密的邻邦。我们的关系是亲切的、传统的和友好的,并且是以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毛泽东去世时,尼泊尔首相比斯塔深情回顾了他和毛泽东的三次见面,“毛主席对我所说的话也是对尼泊尔人民的巨大鼓舞”。

1978年,邓小平在出访尼泊尔的飞机上。

1月26日下午,邓小平抵达缅甸首都仰光,受到了盛大隆重的欢迎。邓小平的出访,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很大关注。西方媒体报道,“其礼仪规格比欢迎一位国家的总理的礼仪还热烈隆重”。“邓副总理出访,是他去年年中再次恢复工作以来的第一次”,“也是在一系列外国领导人访问中国以后中国方面的第一次回访”,“邓副总理选中缅甸作为第一个出访国,而且,在为国内政治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要在缅甸逗留近一周时间,从这里似乎可以看出中国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方针”。在1月27日晚出席缅甸总理吴貌貌卡的宴会上,邓小平赞扬缅甸政府长期奉行中立和不结盟的政策,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赢得了各国人民的钦佩和赞赏。邓小平还指出,许多亚洲国家明确宣布反对任何国家在世界任何地区建立霸权,这反映了亚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对于亚洲国家之间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争端,我们历来主张由有关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们相信,只要亚洲各国人民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一定能够挫败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阴谋,在捍卫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邓小平最后强调:“中缅两国‘胞波’般的友好关系,是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吴奈温总统亲自关怀和培育下发展起来的,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月30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国大使馆会见仰光的华侨代表时,鼓励华侨自愿加入住在国国籍。对于那些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则鼓励与驻在国人民搞好关系。“这是我们发展与住在国友好关系的重要一环”。邓小平的这番话,是针对当时周边国家一些华侨因“血缘情结”和“爱国热情”,造成住在国政府担心的情况而说的。因此,这番话实际上也是说给其他有这种担心的国家听的。

1978年2月3日,应尼泊尔王国首相比斯塔的邀请,邓小平乘专机到达加德满都,对尼泊尔王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尼泊尔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以欢迎国家元首的规格接待邓小平。尼泊尔首相比斯塔亲自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并且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邓小平在当天下午同比斯塔会谈时指出:“我访问的第一批国家就是缅甸和尼泊尔,因为这些国家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在当晚出席比斯塔举行的国宴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一个反对超级大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反霸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南亚地区的形势也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强调:“中尼之间睦邻关系是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光辉范例。”2月4日上午,邓小平再次同比斯塔会谈,指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坚定的,不会改变。特别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永远不称霸,我们将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现在中国是名副其实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将来发达起来以后也不称霸。所不同的是,那时我们将能对第三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天下午,邓小平在通迪克尔广场草坪上举行的欢迎大会上,赞扬了尼泊尔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对团结反霸斗争作出的积极贡献。比斯塔首相高度评价邓小平的此次访问,说尼泊尔相信“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将对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多更宝贵的贡献”。这一年,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首相等尼泊尔贵宾访华四次,每次邓小平都亲自接待,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最好的朋友”的高度重视。

稳定东亚的重要举措:访问朝鲜和日本

1975年4月18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和朝鲜党政代表团。毛泽东向客人介绍并称赞邓小平,说:“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了。”邓小平在担任党的总书记期间,在1962年和1964年访问过朝鲜,深知维护和发展中国与朝鲜的传统友谊的重要性。正如邓小平1981年1月所言:“中朝友好关系是经历过烽火考验的,是一种特殊的关系。”

1978年9月9日,是朝鲜国庆30周年,邓小平受中央委托,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平壤祝贺。当时参加朝鲜国庆活动的外国代表团很多,其中还有几位国家的总统级人物。尽管金日成在5月已经接待了华国锋主席的来访,但他仍很重视这次邓小平的来访。他特别提出,希望与邓小平举行会谈,邓小平欣然应允。

9月12日上午,金日成与邓小平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会谈。邓小平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中日关系时特地强调,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邓小平还向金日成详细介绍了与美国进行建交谈判的情况。“我们正同美国举行秘密谈判,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我们同美国的关系,主要是台湾问题”,“美国表示同意废约、撤军、断交三个条件”,通报这些情况,体现了邓小平对金日成的高度信任和对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

1978年,邓小平应邀访问朝鲜,在平壤与金日成单独会谈。

此后,中朝两国领导人保持频繁互访,及时通报各自的情况和交换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以及各自准备应对的方针和措施,使朝鲜半岛的局势保持了稳定。这在实质上是在巩固和发展抗美援朝的胜利果实。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邓小平对日本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这次出访的直接目的是交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在外交上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这个决策蕴含重要的战略意义:那就是面对第一世界“两霸”的挑战,要警惕“苏联更具冒险性”。

1972年9月,中日两国签署并发布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声明第八条中明确写道:“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但是,围绕这个友好条约的反霸条款问题,双方经历了4年的艰苦谈判。当时的美苏两霸,苏联更加咄咄逼人,对我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而当时日本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要听命于美国(现在也如此),另一方面因“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不得不在外交上小心翼翼照顾苏联的情绪。随着形势变化,美国出于牵制苏联的目的,告诉日方在与中国签订友好条约时,“不要顾虑美国的态度”。1978年8月10日,邓小平会见前来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的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在谈到即将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指出:“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反霸是不针对第三国的,但有一条,谁搞霸权就反对谁。对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约束。我们自己如果搞霸权,那就自己反对自己。中国现在没有资格称霸,但起码东南亚有些人担心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以后是否会称霸。我们再三说,中国永远不称霸,如果称霸,那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变了质。条约里写上反霸条款,体现了中国长久的国家政策。对日本也是一个约束。这对改变日本的形象有好处。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在最后签署的和平友好条约正文中,相关部分以中方同意加进“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内容而各得其所。

邓小平10月22日抵达东京。第二天前往日本首相官邸拜会首相福田赳夫。在谈话中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在下午同福田举行会谈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政治上,总结了两国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两国友好关系要不断地发展。“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单就东方来说,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

10月25日是邓小平最为繁忙的一天。上午和福田举行第二次会谈。由于中日友好条约没有涉及台湾问题,邓小平指出,台湾问题总有一天会要解决的。关于双方的经济合作问题,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中国对日本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越发展,同贵国协作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这段时间,日本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受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生产设备和资金大量闲置,急于开辟新的市场。与中国合作,不啻于给了他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下午出席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是这次出访的重头戏,这是中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参加西式记者招待会。面对400多名世界各国记者,邓小平重点强调了中日友好条约的“核心”意义。他首先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现在不称霸,将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决不称霸。这是毛主席生前为我们规定的国策,并已明确载入中国的宪法。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然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

邓小平的成功访日,使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精神对日本朝野和社会各界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而“为随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

鼓励团结反霸:访问东盟三国

1978年11月5日至14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三个国家都是1967年8月成立的旨在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安全和稳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而这三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各有不同。马来西亚和泰国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与中国建交。当时泰国还是1954年美国 主导的遏制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的成员国。新加坡则是一个以华人为主,还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邓小平这次出访谈的重点内容是与这三国的领导人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并鼓励团结反霸。当然,宣示“现在我们立下了雄心壮志,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大前提,说明现在中国集中精力搞建设,需要世界各国的,特别是邻国的支持。团结起来反对霸权主义,不但对中国一国有利,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邻国也同样有利。

1978年10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出席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

可以看到,邓小平在这十天的访问中,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团结反霸。

11月6日晚,邓小平出席泰国总理江萨举行的欢迎宴会讲话时,赞扬东盟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以及加强东盟组织自身团结的立场,指出,东盟组织加强团结合作,不仅有利于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宝贵贡献。强调要警惕霸权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活动。11月8日出席记者招待会在回答有关中国同泰国共产党关系问题时指出,就中国来说,把党和党的关系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区别开来,使这样的问题不影响我们发展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事实上,我们正是同泰国政府达成了这样的谅解,才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发展了两国的关系。11月9日出席中泰两国政府关于成立贸易联合委员会的议定书、关于1979年度两国出口商品的议定书和中泰两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谈纪要的签字仪式。随后离开泰国前往马来西亚。

11月10日下午邓小平前往总理府拜会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并举行第一次会谈。邓小平在会谈中指出,国际总的局势是有利于被压迫民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但世界整个形势趋向紧张、不安宁,其根源是霸权主义争夺的结果。面对战争爆发的危险,各国政治家除注意提高警惕外,应找一条延缓战争爆发的办法,而不能无所作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和分析,中国的对外政策,除发展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这个战争的爆发。这是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在当晚出席侯赛因举行的欢迎宴会发表讲话时又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东盟国家加强团结,协调一致,坚持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区,使这一地区不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预,更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1月11日,在与侯赛因第二次会谈中指出,拉扎克总理1974年到中国访问,双方在国与国和党与党的关系问题上达成谅解,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正是这种谅解,我们的关系有了发展,保持这个谅解,我们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

1978年11月,邓小平应邀访问新加坡,在机场与李光耀亲切握手。

11月12日,邓小平结束对马来西亚的访问后,抵达新加坡。鉴于新加坡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优势,邓小平三次提到团结反霸问题。抵达当天下午,在同李光耀总理举行会谈时指出,东南亚的形势变化很难预料,亚洲安全体系(指1969年6月苏联领导人妄图孤立中国鼓吹建立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笔者注)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是有市场的。中国政府当然要正面地、明确地表明我们的立场。当晚,邓小平在李光耀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又指出,中新两国人民都是热爱和平的人民。我们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各自的国家。我们一贯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重申: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强盛起来也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侵略、干涉、控制、威胁、颠覆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11月13日下午,同李光耀继续举行会谈。指出,东盟把和平、自由、中立区的主张贯彻到底,本身就是对霸权主义的一种平衡力量,至少可起防御作用。东盟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因素。

邓小平1978年的七个亚洲国家之行,强调了反对霸权主义的主题,为我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稳定的外部环境。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讲话时,特地对那段时间的外交工作作出了中肯的评价:“还必须着重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胡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