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的求是品格和务实精神,首先体现在读书学习上。1920年,邓小平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最初想法很朴素,就是想“学点本事”“工业救国”,但这一梦想很快破灭。他经过反复学习思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此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1926年初,邓小平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更感觉到对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于是下定决心,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邓小平即使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也酷爱读书。据老部下刘复之回忆,很多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总是发现箱子里装着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1969年10月,邓小平下放江西劳动,临行前他唯独请示中央让他带几大箱书。他每天上午去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每日都读至深夜”。邓小平认为,学习是前进的基础,读书学习要跟上现实的需要,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更是经常叮嘱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他特别强调要重视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还非常注重学习的实效性,他说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二

邓小平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历史。他说,“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当邓小平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时,马上想到八国联军侵华的历史,谆谆告诫国人特别是青少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邓小平总是辩证看待历史,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即使对于十年“文化大革命”,他也认为有好的一面,就是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冷静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提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要求重视总结经验和教训,“使坏事变成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在对待和处理领土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上,邓小平极具历史眼光和智慧。他认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的重大历史贡献,体现了邓小平的博大胸襟和深远视野。他深刻汲取苏共彻底否定列宁、斯大林的教训,指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亲自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明确三条总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三

邓小平始终注重实践,不迷信、不盲从。他认为,执行落实政策,需要熟悉情况,把上级要求和本地实际结合起来。1930年龙州起义成功后,中央要求红七军夺取柳州、桂林,最后打下广州。邓小平调研分析认为仅以几千兵力攻打大城市很困难,力主放弃进攻桂林等大城市,避免了重大损失。邓小平重视形势分析、数据分析,他认为“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主政大西南,邓小平围绕改造起义投诚被俘的90万国民党官兵、消灭90万土匪、发动6000万基本群众、提高部队60万干部战士质量四方面开展工作,“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严重破坏,邓小平引用不管黑猫白猫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形象说法,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尽快恢复农业生产。1957年 1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讲演谈到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问题时指出,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什么制度合适就采取什么制度,重要的是应当“对那些正确的要坚持,对那些错误的要纠正,不完善的要补足。”邓小平认为,搞经济建设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既要有雄心壮志,又要实事求是,不要搞违反群众意愿的“大呼隆”群众运动。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生产关系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邓小平旗帜鲜明支持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他号召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他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现在所干的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他以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强调要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这成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四

邓小平同志的求是品格和务实作风,在他擘画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中得到充分体现。刚走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邓小平就先后赴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国访问,在对比分析中他深刻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与差距。他大声疾呼,“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他提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要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农村改革初期,邓小平大力支持冲破“左”的束缚。1978年他在听取四川省委负责人汇报后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他提出清理现行政策,“自己范围内能解决的,先解决一些,总要给地方一些机动。”对于安徽“傻子瓜子”问题,当时有人主张动他,邓小平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大力推进城市改革,当广东、福建提出建立出口加工区时,邓小平立即表态支持,“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的改革方法论: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他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正是在这种务实开拓中,邓小平深刻揭示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创造性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科学阐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引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并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五

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我们党执政后的一个顽疾,邓小平深恶痛绝。他倡导说老实话,做老实人。1949年9月邓小平连续两天给西南服务团作《论老实》专题报告,他指出:“忠诚与老实就是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倡导实干精神,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1958年7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不要只注意形式方面,而工作不够踏实,踏踏实实这四个字不会损害积极性,“轰轰烈烈是无数的踏踏实实出来的。”邓小平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下去集中视察一次。1958年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在永吉县听到生产队干部介绍试验田亩产四万斤时,他指出“指标要实际一些。这块试验田的产量能否兑现,咱们秋后可算帐哟!”河北省徐水县是毛泽东的联系点,被认为是人民公社样板。1958年10月邓小平在徐水视察时提出,生产关系不要搞得太纯。后来他明确批评“现在不能肯定徐水是成功的”。在当时背景下说出这些话十分难能可贵。1962年2月“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主动作检讨,他指出要恢复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邓小平倡导要走好群众路线,认为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经验,集中群众智慧,才能领导群众前进,离开了群众,“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能进行正确的领导。”邓小平大力批判“做官当老爷”“衙门作风”。解放西南后,少数干部开始贪图享受,出现争要房子、争坐小汽车等现象。邓小平采取措施严肃整治,很快刹住了“歪风”。邓小平倡导说短话,作短文,开短会,他希望多做少说,腾出时间办实事。毛泽东指定邓小平负责起草周恩来在四届人大的报告,全文不超过五千字,非常精炼。《邓小平文选》三卷,全书共收录文章119篇,最短的不足百字,最长的一篇即南方谈话,是他在四个地区的讲话综合形成,只有7500字。邓小平说,要开小会、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空话连篇的会,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邓小平说话简短明快。问他长征时干了什么,他回答:“跟着走。”问在太行山抗战做了什么,他说:“吃苦。”谈到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他回答:“合格”。问及在西南局人们称他首长,赴京工作后人们会怎么称呼他时,他说“脚掌”。这些话语,简短平实,意蕴深长,给人以深刻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事求是,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重要的思想特点,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始终做到实事求是,源于他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源于他对党百年来历史经验教训的深邃洞察,源于他对丰富跌宕、“三落三起”人生经历的深刻感悟,源于他对大势大局大业的深远考量。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做到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推进并取得胜利;背离实事求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就会出现挫折并遭受损失。迈步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力弘扬邓小平同志的求是品格与务实精神,始终遵循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务实进取、担当作为,不断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原载《四川党史》2024年第1期,此次发布有修改)

来源:《四川党史》2024年第1期第42—44页

作者:陈吉生(中共广安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