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西迁

成都如何成抗战后方的“工业脊梁”

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中日局部战争爆发。此后,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压迫年复一年,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甚一日。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

时局危难之际,为“使民间实力得以保全,长期抗战得以达到最后胜利”,东南沿海一大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纷纷内迁御敌,形成一次颇为壮观的工业西迁运动。

1939年,周恩来同志为内迁西南的合作五金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图源:《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

战时担当

迁蓉企业的家国生产使命

抗战烽火中,四川成为中国的经济腹地,而省会成都则肩负起关键的工商业使命,为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军工与民用物资,成为支撑抗战的坚实后盾。据统计,到1940年底内迁工厂达448家,落户四川254家,占内迁厂总数的54.7%。后来,迁往湖南、广西的民营厂家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入四川。

兵工厂是战争时期最重要的战略基石。据成都方志馆藏《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战期间,四川是抗日的大后方,也是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武器弹药的主要生产基地。四川的兵工厂,大多数是在日本侵略军已进入腹地,我国大片领土沦陷的危急时刻迁入地……在战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广东第二兵工厂就是其中一员。该厂原位于广东清远县,在迁入重庆后,接收了四川兵工厂,先改为第五十工厂艺徒学校,后调整为第五十工厂成都分厂。该厂生产的60毫米迫击炮,为抗战提供了重要的军事支撑。

四川机器制造局碉楼,四川机器局在1909年改为四川兵工厂(图源:成都市情网)

除了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同样是保障抗战物资需求不可或缺的角色。在艰难处境中,内迁民用企业与后方本土工业协同,构筑起军需民用供给网,为持久战注入了关键韧性。

“裕华纱厂”的迁徙历程便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该厂始建于湖北武昌,随着“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侵略军直逼武汉,在统一组织下,裕华纱厂迁入重庆。可平静并未持续太久,战事的不断升级让重庆成了日寇空袭的目标,频繁的狂轰滥炸让纱厂的生产举步维艰。

据《成都市志·纺织工业志》记载:“抗战爆发后……由于重庆日机轰炸频繁和电力供应不足,而成都当时有启明电灯公司余裕电力……同时成都尚无机器棉纺织厂,发展棉纺织有利可图,因而一些纺织工厂相继来成都建厂。”

裕华纱厂受此影响,也于1941年将尚未装完的机器迁往成都,为抗战时期物资供应保存了有生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裕华纱厂与申新纱厂、宝星纱厂共同组建了国营成都纺织厂。

国营成都纺织厂(图源:成都市情网)

在波澜壮阔的西迁运动中,大量工厂辗转迁至成都,不仅让这座城市的工厂数量显著增加,更催生了日益壮大的工人队伍。当日寇的铁蹄践踏华夏大地,民族危亡之际,成都的工人们不再是分散的个体,他们迅速凝聚起磅礴力量,用行动践行着保家卫国的赤诚。

以印刷工人为核心力量的“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尤为引人注目。据《成都市志·群众团体志》载:“成都工人抗敌宣传团是在1937年11月成立的印刷工人团体‘工人生活社’的基础上建立的。至1938年3月正式成立后……发展到22个分团。”“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是工抗团的大发展时期,中心工作是为争取民主、改善人民生活和动员人民群众为全面抗战而斗争。”

“同志们,拿起我们的武器,冲!冲进敌人的防线,把暴日赶出我们的领土!”工抗团的工人们走上街头,发动反日游行,为日寇之侵略而怒斥,为民族之危亡而疾呼。作为众多爱国组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面旗帜,工抗团彰显着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坚定担当。

《成都市志·群众团体志》(图源:成都市情网)

辗转跋涉

迁蓉企业物资与货源运输

抗战烽火席卷中华大地,企业内迁成为保家卫国与存续实业的重要选择。迁蓉企业的物资转运与货源组织,便在这场艰难的西迁运动中,写下了辗转跋涉的篇章。

1938年6月,日本集结大军进攻武汉,从沿海地区迁入武汉的企业被迫经由宜昌迁去四川。

由于时间紧迫、物资堆积,运输工作显得格外艰难。时任川江段航运企业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临危受命,担任交通部常务次长和水路运输委员会主席,力挽狂澜担起长江上游船只的调度任务。

爱国企业家卢作孚(图源:中国之声)

各民营企业为了尽快入川组织生产,在轮船不够用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起用了多年前已经被逐步淘汰的柏木船。这种古老的平底船在战时艰难关头发挥了重要作用。溯江逆流而上,水流湍急,木船主要依靠纤夫缓慢的拉纤前行。

1911年川江木船的船员和随船纤夫(图源:长江航运微信公众号)

川江急流旁,纤夫们佝偻如弓,粗麻绳深深勒进肩头,磨出层层血痂。脚掌在尖石滩上抠出深深血痕,号子声嘶哑却震彻河谷。江中暗流涌动,头顶敌机盘旋,纤夫们仍步步挪向重庆。每一寸前行都浸着血汗,只因船上物资是抗日的火种,再难也要扛过去。

由宜昌至重庆的水路有1300里,途中经过险滩达到70多个,时有沉船遇险的事故发生。但即便如此艰难,柏木船在企业西迁过程中仍然发挥了较为显著的作用,向上游运输了近2.5万吨物资。

除了转运物资,组织货源也是内迁企业生存的重要保障。抗战军兴后,上海内运货源中断,市场各业存底日薄,大有坐吃山空之概。一些年轻工商业者为求生存,冒险奔赴香港、上海、昆明开辟货源新通道。

1938年上海英法租界仍由英法管辖,内地庄客从上海购货后,可经九龙关海运深圳至广东,沿粤汉路到武汉转重庆(需沿线接待);或海运宁波转浙赣路经南昌至武汉入川;或经香港、越南海防市经滇越公路至昆明转川;还可通过邮包运输经温州到武汉,或经广东由桂林到贵阳转川。这些路线随战事变化而变,且运输中常遭日军掠夺、日机轰炸或土匪抢劫,这要求采购人员信息灵通。

1940年前后,从上海采购物资入川的通道,新增浙江金华、屯溪、长口,福州,广州湾(今湛江)、大鹏湾、汕尾、韶关,以及西北漯河、界首等地。其中漯河、界首较稳定,但生活极苦,喝水都难。这些通道上运输的货源包括棉织品、百货、车料、小五金、颜料等,或靠马车运输,或靠人力挑运,有时甚至通过青红帮关系暗运入川。

上海工厂及人员在战火绵延的内迁途中(图源:上观新闻·解放日报)

武汉、广州陷落后,衡阳、柳州成为东南入川物资集散地。运输除陆经贵阳转重庆用汽车外,还可经川湘公路到四川彭水沿乌江至涪陵转重庆。两条路线均道路崎岖,屡遭空袭、翻车及土匪之险。

迁蓉企业在战火中辗转跋涉,于绝境中开辟运输与货源通道,虽历经千难万险,却为自身存续与抗战后方供给筑牢根基。

交融互促

迁蓉企业与本土企业共筑产业生态

历史上,成都以商业和手工业见长。1937年的市商会名册中记载了包括色染、照像、服绸(木机织造)、修理钟表、酱园、皮胶、磨面、蜀绣、铜器、丝线、砖瓦、建筑、修车、制革、行架(木制家具)、火柴、石印、刀剪、化品、织、靴鞋在内的二十二个公会。然而,成都工业基础却相对薄弱。在名册中,仅有启明电灯公司和兆丰面粉厂两个直属会员使用机器开展生产。

在西迁运动的深刻影响下,成都的工业实力如破土春笋般持续崛起,夯实了产业基础,更在技术迭代与规模扩张中积蓄起强劲势能,逐步成长为西部工业版图上一颗愈发璀璨的明珠。

据《成都市志·轻工业志》记载:“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大批官僚资本家与民族工商业者内迁,沦陷地区的人民也大量流入成都,成都市区人口由抗战前30余万上升至80余万,日用轻工业品需求量激增,成都地区的手工业和新兴轻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业人员和职工达72000人,是民国23年的2.34倍。”在西迁运动的背景下,成都工商业蓬勃生长,为这座城市从传统手工业重镇向现代工业基地迈进铺就了坚实的路基。

《成都市志·轻工业志》(图源:成都市情网)

西迁运动的浪潮不仅让成都本土企业的数量大幅增长,更让其在与迁入企业的深度交融中,汲取了先进的管理理念与创新精神。这些优秀品质如春雨般浸润着本土企业的发展土壤,使其在技术升级、市场拓展与品牌塑造等方面焕然一新。

以酿造业为例,据《成都市志·商业志》载:“成都市的酱园分为两帮:川帮和江浙帮。生产各有特点:川帮酱园沿用传统工艺,日晒夜露,生产周期长,占用场地大,设备多,资金周转缓慢;江浙帮酱园采用速酿方法,生产周期短,占用场地也小,资金周转相对快些。经营手段也多不相同,川帮大多坐堂经商,等客上门;江浙帮比较灵活,如设推销员,搞送货制,批量作价,逢年过节还要大减价以招徕顾客。”

江浙帮酱园的迁入,从生产技术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上,对成都市酿造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酿造业在蓉的发展,是西迁运动中产业交融的生动缩影,更是这座城市工业力量持续壮大的有力佐证。

位于成都市东校场街的老同兴号正是浙酱园代表(图源:大王酱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回望历史,那场惊心动魄又荡气回肠的内迁运动,依然让人感慨万千。

民族实业家们以家国为念,全力投身内迁洪流,在辗转跋涉中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存亡紧紧相连,用实业救国的赤诚点燃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念之火。

作为西南腹地的成都,此刻更显担当——它以包容之姿筑牢抗战大后方的坚实屏障,为迁蓉企业铺就安稳的发展土壤,让机器的轰鸣在烽火中化作支援前线的力量。正是这份坚守与付出,让这座城市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工业为笔、以热血为墨,在抗战胜利的史诗中写下了厚重而光辉的篇章。

(参考资料:《成都市志·纺织工业志》《成都市志·群众团体志》《成都市志·轻工业志》《成都市志·商业志》《抗战时期成都的工商业》《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工商企业》《抗战时期民营工商业内迁运输及其成效探析》)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康恩豪

供稿:成都市地志办地情开发利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