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

重庆抗日民主文化有多繁荣?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深入发展

重庆文化界成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

它们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

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

当时的重庆

大量文化界人士团体迁渝

抗日民主文化空前繁荣

文化界精英荟萃之地

重庆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相继内迁,重庆一时成为文化界精英荟萃之地。

为加强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宣传部部长凯丰(何克全)任书记,周恩来兼任副书记,徐冰任秘书,冯乃超、潘梓年、胡绳等任委员,下设书店组、社会科学组、文化组、文艺组、宣传组、新闻组等机构。1940年后,文委改称“文化组”, 周恩来任组长,徐冰、冯乃超为副组长,以后又增加夏衍为副组长。

中苏文化协会(简称“中苏文协”)及《中苏文化》机关刊物,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张西曼于1936年分别发起成立并创刊的。1940年,南方局根据周恩来利用国民党文化机构为我所用的指示,趁协会改组之机,动员知名进步人士参加进去,分别担任各执行机构主要领导职务,把《中苏文化》逐步掌握在手中。郭沫若、阳翰笙、葛一虹、王昆仑、侯外庐、翦伯赞分别担任协会要职,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事实上控制了中苏文协和《中苏文化》。这样,南方局领导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重庆有影响的文化机构和团体中逐步站稳了脚跟,并利用合法阵地有效地宣传了中共的抗战政策和主张。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同年8月迁至重庆,1945年10月21日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文协除总会外,先后成立了分会,是十一个地区分会,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文艺界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起着“统一文艺阵线,巩固精神国防”的作用,对于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文艺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抗战文艺运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因大批文化机构、团体、文化界人士迁渝,重庆的文化队伍空前壮大,重庆成为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抗日民主文化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以及自然科学方面。

以戏剧为代表的文学艺术的发展

抗战期间,重庆的戏剧进入鼎盛时期,其普及程度实属空前,各学校、各职业团体、各军队政治部门几乎都有话剧组织,国内一些著名的戏剧团体也纷纷迁渝。当时,在渝有怒吼剧社、上海影人剧团等数十个戏剧社团,是当时中国剧坛上最强大的阵容,集聚了郭沫若、夏衍、老舍、曹禺等著名剧作家,焦菊隐、史东山、陈鲤庭等著名导演,赵丹、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

《风雪夜归人》演出现场(图源:重庆市话剧院)

在南方局领导下,重庆戏剧界十分注重开展群众性的大规模戏剧活动。如1938年10月在重庆举办第一届戏剧节;1940年10月,举办第二届戏剧节;1941年,举办雾季戏剧节等大型活动。上述两届戏剧节都具有演出时间长,演出形式多样,参加人数众多,演出剧目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主要特征。抗战进步戏剧大演出活动还在国统区的桂林、昆明、贵阳等得到了积极响应,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抗战时期,重庆的戏曲曲艺界也十分活跃。七七事变后,外地不少剧团来渝,如京剧的厉家班、刘家班,楚剧的问艺楚剧抗敌宣传队,汉剧抗敌宣传队,洪盛评剧团,昆曲的曲社等,加上基础深厚的本地川剧,使得戏曲舞台异彩纷呈,不仅戏曲剧种丰富,曲艺种类也大大丰富。除了原来的地方曲艺外,还从外地传来京韵大鼓、滑稽大鼓、山东快书、天津快板、河南坠子以及相声。当时来渝的外地曲艺界人士有富贵花、富少舫、董莲枝等,他们同重庆曲艺界人士一起,在老舍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曲艺抗敌宣传队”。

除戏剧以其特殊的作用打开沉闷的文化氛围得以发展外,其他的文学形式也有不同程度地发展。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各种诗歌座谈会、讨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频繁召开,有时每月一次。

漫画《胜利之夜》(图源:沙坪坝发布)

抗战时期,重庆荟萃了国内美术界的知名画家和艺术理论家,如徐悲鸿、丰子恺等画家,及常任侠、陆丹林等美术理论家,他们在重庆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创作艺术作品,举办各种形式的画展。抗战期间,美术领域产生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同时期,中国摄影艺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诸如摄影家毛松友就用镜头真实记录了战时难胞及重庆市民的日常生活。他还拍摄了大量难童生活、日机轰炸、“六五大隧道惨案”等弥足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抗战时期,大批电影工作者云集重庆,重庆电影事业发展进入高峰。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先后迁到重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电影艺术界的中坚力量。重庆电影界坚持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任务,成功制作了许多优秀的电影作品,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抗战时期,重庆音乐界掀起了以民族抗战为主题的中国新音乐创作和推广高潮,群众歌咏活动规模空前,抗日救亡歌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时期成立的音乐团体还有中华交响乐团、山城合唱团、 重庆业余交响乐团等。总之,抗战时期的重庆音乐以“抗日救亡”为主题,以广泛的群众歌咏活动为基本形式,在宣传抗战,激发爱国热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与发展

抗战时期,史学研究在“以史为鉴,古为今用”传统思维的影响下, 出现了一批以史为鉴鼓舞抗战斗志的史学著作,如陈安仁的《中华民族抗战史》、汪啸凡的《中国历代兴亡鉴》等。不久,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甲申三百年祭》等一批研究成果相继完成并出版,由此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境界。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不仅为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提 供了历史借鉴,而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哲学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如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等著作颇具新颖见解。二是开始对西方哲学名著进行系统地翻译介绍。由贺麟主持的“西洋哲学著作编译委员会”,是以在渝哲学专家为主体,为翻译西方哲学著作,介绍西方哲学思想做了大量工作。三是在各大学里普遍开设哲学课,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使得哲学教学和研究具有广泛深厚的基础,推动了战时哲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发展。

中国科协的成立和自然科学界的发展

在抗日民主运动中,自然科学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团结争取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注意培养其中的优秀骨干,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帮助下,1939年和1944年,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等校部分教授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和“民主科学座谈会”等三个科学家团体,把自然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其任务均为适应抗战的需要,专研科学技术,普及科学知识,为战时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储备了科学技术人才,也为战后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恶劣艰险环境中

寓进于退,变逆境为机遇

培养了一代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事业献身的

民族精英

当代 我们应该延续这种精神

铭记历史 自强不息

来源:重庆地方志办公室

资料来源:《重庆抗日战争志》

图片来源:重庆市话剧院 沙坪坝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