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的一段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袭击东北军驻沈阳北大营的部队,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北大营始建于1907年,坐落于沈阳城北约10华里,是当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加强对沈阳城的防务而建,实乃军机重地。然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前一年多时间里,日本特务机关就想方设法不择手段地猎取北大营的军事情报,一些日本军官还以“互访”为名出入北大营营区。北大营对日军来说,已无秘密可言。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是东北军的一支劲旅,被日本的《朝日新闻》称为“精锐”。时任该旅旅长的王以哲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出身,从排长、连长、团长升任中将旅长,骁勇善战,后任军长(1936年西安事变中不幸遇难)。可惜的是,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炮击进攻北大营时,王以哲旅长和全旅官兵们虽个个满腔热血、义愤填膺,但王以哲接到的却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的张学良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张学良为何如此?1931年7月,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亦惟保全民族之元气,而后方能御侮;完成国家统一,而后乃能攘外。”在中日冲突日渐加剧时,蒋介石于8月16日给张学良发“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即是按此要求给东北军下达不抵抗命令。传达命令的王以哲旅长竭力镇慑官兵“不准抵抗、不准开枪”,官兵无奈只能屈从,被日军穷追猛打,放弃阵地退走。后有日方人员回忆,中方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的第七旅,突然遭到日军袭击,异常震惊,也许是受到上级不抵抗的命令而有意避战,竟然被兵员仅有600人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穷打猛追。

就这样,不少北大营的官兵屈死在日本关东军枪炮下;

就这样,堂堂东北军给世人留下了不抵抗的骂名;

就这样,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的侵略没能打响抗战第一枪。

然而,在面对外侮的危难关头,总有中国人自发站出来抵抗日军的侵犯。时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的黄显声,早就察觉到日本关东军对我国东北有所图谋,故而随时保持着警惕和戒备。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沈阳市公安督察长的报告,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回到沈阳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会面,可能关东军要采取行动。黄显声随即给58个县12个公安总队下令,要他们做好戒备。当日军于18日夜炮击北大营时,黄显声第一时间打电话到北平报告张学良,得到“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的命令。黄显声不愿缴枪就擒,要求“公安各分局、总队坚决抵抗,非到不能抵御时,决不放弃驻地”。当夜,第一批次与日军发生战斗的沈阳警察有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公安六分局、商埠一分局、商埠二分局(商埠警察是沈阳区别于其他“租界”警察的特有警种)等,战斗非常激烈。弹药打完后,警察们又以肉搏与日军拼命,最后弹尽力竭、英勇殉难。日军攻入后,为了泄愤,将战斗中幸存的中国警察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在9月18日22时30分左右就报告了他们还击抵抗日军的情况,这是已知沈阳警察抵抗日军最早的时间。

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公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是出卖民族利益的“无耻的屈辱”。

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1931年10月5日重印)

黄显声率领的沈阳2000名警察,凭借维护治安时用的手枪和步枪,抵抗着重装疯狂进攻沈阳城的日本关东军。黄显声不顾个人安危,将指挥部设在战斗最为激烈的二经街。大多数警察虽孤军奋战,火力很弱,死伤惨重,又得不到任何援助,仍以血肉之躯进行拼死抵抗,有的警察还身缚炸弹冲向日军的装甲车。9月21日夜,日军攻破沈阳城。在顽强坚守三天三夜后,黄显声下令余部向锦州撤退。日后,这支队伍也成为义勇军,坚持在白山黑水间打击日军。坚持抗战的黄显声积极推动西安事变,秘密加入共产党,被蒋介石秘密逮捕,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白公馆。

就这样,辽宁警察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

就这样,沈阳警察用血肉之躯抗击日军的侵略;

就这样,中国警察打响了抗战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