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之源 向阳而生”

——古蜀人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迁徙史应纳入蜀道整体研究

王 鸣

如果说蜀道是一部反应蜀地先民翻越秦岭与大巴山,推动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等地交流,促进中华文明历史演进,而演奏了数千年,至今仍在上演的史诗般音乐剧,那么,古蜀人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的迁徙史,就是蜀道这部音乐剧的序曲,序曲可以预示这部音乐剧的剧情起伏,是整部音乐剧的源头。后面的乐章就像瀑布一样从序曲源头一倾而下,构成一部气势磅礴的音乐剧。就像后来李白创作的不朽诗篇《蜀道难》一样,古蜀人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的迁徙史,同样充满了艰难险阻。也像,讲述四川从蜀道难到蜀道通,并创造辉煌历史的奋斗征程一样,古蜀先民从川西北高原迁徙到成都平原,在成都平原历经磨难,创造了灿烂的三星堆文明。古蜀先民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的迁徙史,就是蜀道新歌这部伟大音乐剧最悦耳的序曲。那么,这首序曲是由谁谱写、怎么谱写。因此,研究蜀道的前世今生,离不开对蜀道之源的研究,蜀道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对蜀道正本清源,才能真正实现对蜀道的整体研究,才可以告慰数千年来生生不息、孜孜不倦艰苦奋斗,为中华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蜀地先民。

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

《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意思是,上古时期,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共工在争斗中失败,发怒撞倒不周山,因此支撑天的柱子折断了,维系大地的绳子也断了,导致天向西北方向倾斜,日月星辰都向西北方转动,大地向东南方塌陷。所以,河流泥沙都朝东南方流动。

尽管这是一个著名的神话故事,但反映了中国最基本的天文与地理概念。因为地球自西向东作自转运动,因此人们在地球上观测日月星辰都是自东向西在转动。中国的地势是西高东低,所以长江黄河等河流都是向东方流去。人是时间与空间的动物,时空观是人类存在的最基本意义。通过观测星空与地理,原始先民对时空具备了一定认知能力,从而得出了“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等原始的时空观。因此,天体自东向西运转与大地上的江河向东流淌等自然现象,成为先民从事生产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依据。

考古学界公认的史前文明交流与交通往来的路线有两种:一种是沿着河谷,顺流而行通过水路,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一种是通过天文观测来识别迁徙的方向与路线,通过陆路,翻越山岭寻找适合居住的地方。这两种迁徙路线,就是上述史前先民时空观的体现。

据此,考古学界一致认为,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川西北高原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传入成都平原的路线,就是上述两种路线:一是从茂县营盘山等地翻越龙门山脉的九顶山从陆路进入什邡地区,在这里留下了桂圆桥文化遗址,然后再迁徙到广汉三星堆区域,从而创造了三星堆文明;二是沿岷江河谷、湔江河谷等水路,顺流而下进入都江堰、彭州、新津等地,创造了宝墩文化。那么五千多年前,没有手表没有指南针,身居川西北高原群山围绕的茂县营盘山古蜀先民,是如何认识自身所处的位置,认识四方的方位,再进一步判断要迁徙的路线与方向呢?

立杆测影辨方正位

笔者有大量文章论述中国古天文学是中华文明之源,中华先民从原始时空观的建立到农耕文明的兴起,从最初观察白天黑夜的明暗交替,到观测日影变化来判断具体的时间与方向,无不需要中国古天文学的支持。例如,最早中华先民就是通过观察自身的身影来辨别时间与方向,最早的测影工具就是用“髀”,也就是大腿(股骨)来测量日影。中国天文与数学的经典著作《周髀算经》的髀就是“表”。 周髀的本义为周代立杆测影的表杆,髀就是表杆为股,太阳透过表杆投射的影子为勾,这样就形成了数学上著名的勾股定理。根据勾股定理就可以测算日影长度、高度等,再据此推算时间、节气等。尽管立杆测影、辩方正位的具体起源时间是多久,目前考古学界尚无明确定论,但经考古发现研究表明,这一传统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后来得以继承与发展。对此后来的中华典籍多有记载,例如,《周礼·考工记·匠人》云:“匠人建国,水地以县(悬),置槷(臬)以县,眡(视)以景(影),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周髀算经》云:“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淮南子·天文训》云:“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通过上述内容可看出,中华先民正是通过立杆测影来辩方正位,认识自身的位置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位置。

立杆测影

辩方正位

二绳四维

《淮南子•天文训》云:“子午、卯酉为二绳,丑寅、辰巳、未申、戌亥为四钩。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天文考古学的奠基人冯时教授在《文明以止》专著中讲:古人立表测影以正定四方,最后一步工作必须用准绳度量以连接表影与圆周的两个交点,其中用以度量南北方向的为经绳,度量东西方向的为纬绳,这才是先民将表示四方的“十”形图象称为“二绳”的根本原因。他还在《文明以止》专著中讲:很显然,不论使用定表还是附以游表,最终测得的空间方位只呈现为一个“十”形图形,这个图形所表现的当然只能是东、西、南、北四方,因此“十”便成为中国古人对于空间认识的最基本的图形。子午为北方与南方、卯酉为东方与西方,这样中华先民对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就有基本认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认识了东北、西南、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此四个方向(四角)称为“四维”,正如前文引用的《淮南子•天文训》云:“东北为报德之维也,西南为背阳之维,东南为常羊之维,西北为蹄通之维。”中华先民在对空间有所认识之后,在此基础上,又展开了对时间与节气的认知。

二绳四维示意图

冬至大如年

《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至春、秋分,日出东中,入西中。夏至,出东北维,入西北维,至则正南。”意思是,冬至那天,太阳从东南方升起,从西南方落下,春分与秋分那两天,太阳都是从正东方升起,正西方落下,夏至日那天,太阳从东北方升起,从西北方落下。这正是中华先民通过立杆测影,观测到太阳运行轨迹,于是对二分二至、春夏秋冬四季有了认识。中华先民最初对节气的认识始于冬至与夏至,因为这两天分别是日影最长与最短,其中又对冬至最为重视,冬至又称之为“日南至”,是因为冬至这天太阳向南移动到了最极限,太阳光直射地球南回归线,因此北半球的日照时间最短、太阳高度最低,立杆测影的日影最长。而从冬至这天开始,太阳光直射点就开始慢慢的往北半球移动,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开始变长、太阳高度开始变高,立杆测影的日影开始变短。太阳对于靠天吃饭、地处北半球的中华先民是如此的重要,在先民眼里,冬至日是太阳回归的转折点,冬至意味着太阳的新生,因此冬至日在人类很多文明中就是“太阳节”。这里不展开叙述。

《淮南子•天文训》云:“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就是这个道理。《淮南子•天文训》对太阳四季出没规律的描述中,第一句就讲冬至:“日冬至,日出东南维,入西南维。”所以在古代民间还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综上所述,冬至那天,太阳从东南方升起,从西南方落下的运行规律,对于中华先民非常重要。他们对太阳新生的方向——东南方,充满了无限的神往与憧憬,那个方向意味着太阳的重生,意味着生活新的希望与梦想。

冬至日阳光直射南回归线示意图

冬至日太阳从东南方升起从西南方落下示意图

向着太阳新生的方向前进

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州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营盘山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距今约5500年至6000年,是长江上游规模最大的史前中心聚落,是岷江上游发现的面积最大、遗存最丰富的文化遗址,是史学界公认的古蜀文明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是中国21世纪重大考古发现之一。与其他地区的中华先民一样,营盘山的古蜀先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具备一定的天文学知识,他们同样对意味着太阳新生的冬至日,对冬至日太阳升起的东南方,充满崇拜与神往。可以推测,距今约5500年前,身处青藏高原边缘、群山峻岭之中、在此已生活五百余年的营盘山先民,当时所处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于是他们在部落首领带领下,决定迁徙到适合生存的地方。他们对水路与陆路迁徙路线进行选择,最终选择了更为安全的陆路迁徙路线。显然,他们将未来充满希望,开展崭新生活的迁徙方向,选择了前文叙述的太阳新生的方向,即东南方。

茂县营盘山新石器遗址与什邡市、广汉市位置示意图

四川什邡桂圆桥文化遗址

营盘山古蜀先民向着东南方向,踏上了迁徙的漫漫征程。他们走出岷江河谷,翻越龙门山脉,从陆路进入了成都平原的第一站,即后来的四川省什邡市。什邡在秦代之前最早名为“十方”,于此有什邡本地出土文物为证,什邡出土有战国时期的十方王印。正如前文叙述,冯时教授认为“十”字具有丰富的天文学寓意,笔者有大量文章论述,什邡(十方)是中国唯一延续两千多年甚至时间更久远、具有深厚天文学底蕴的地名,十方两字蕴藏了丰富的天文学内涵(详见《四川什邡是“帝”字来源地兼论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天文学来源》一文)。笔者也有大量文章论述,中华民族是天文学民族,作为中华民族重要组成部分的古蜀先民同样是天文学民族,营盘山古蜀先民进入什邡地区的路途中,遗留下了大量的天文学文化遗存(详见《古蜀人从川西北高原到成都平原迁徙路线的天文学视野四川什邡天心坪考察记》一文)。营盘山古蜀先民进入什邡后,在后来一个叫桂圆桥的地方留下了成都平原著名的桂圆桥文化遗址。该遗址是成都平原目前发现的最早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5500余年,是三星堆一期文化源头迄今唯见的重要线索,为古蜀文化及古蜀先民从山地走向平原可能性的探讨和研究提供了重要节点。

2009年8月30日,四川省文物局在什邡召开桂圆桥遗址学术论证会,邀请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物报、中国考古学会以及四川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博物院的专家30余人莅临什邡,对桂圆桥遗址进行专题论证。专家们一致认为,桂圆桥遗址是近年来四川考古重大发现,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出土的陶器、石器等,具有独特性,在此期的成都平原上仅见于此。其红烧土房屋,很有可能为高规格和高等级的重要建筑。桂圆桥遗址西周时期的祭祀坑群为研究三星堆四期——十二桥文化的空间分布以及古蜀文明的重要内涵——祭祀与神巫文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详见《太极生两仪阴阳哲学思想起源地什邡桂圆桥遗址阴阳积石坑天文学探秘》一文)。桂圆桥遗址证明什邡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最具延续性的地区之一,是古蜀文化的发祥地、传承地,是古蜀文明来源的桥头堡。

四川省考古研究院原负责人赵殿增研究员特别指出,什邡在古蜀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什邡是古蜀文明进入成都平原的第一站;什邡是古蜀文明与汉文化融合的终点站。”作为目前唯一能提供三星堆一期文化来源的文化遗存,在全国各大博物馆举办关于古蜀文明的相关展览时,均将桂圆桥遗址作为古蜀文明的开端加以介绍。

什邡出土战国时期的十方王印

中国时间最早,体积最大,黑白两色最显著,反映太阳明暗崇拜,用于祭祀功能的太极文化遗存——什邡桂圆桥遗址阴阳积石坑。

什邡桂圆桥遗址与茂县及广汉市的位置示意图

广汉三星堆古城布局

营盘山古蜀先民在什邡留下桂圆桥文化遗址后,继续向着太阳新生的方向东南方迁徙,逐渐深入到成都平原的广汉地区。他们在这里创建了闻名世界、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关于三星堆文化遗址的研究已多如牛毛,在此不展开论述,笔者仅描述三星堆古城的建设与布局,和古蜀先民崇尚冬至太阳新生以及与他们迁徙路线方向有紧密关系。三星堆古城不是后来人们传统认知的正东正西正南正北朝向的城市,而是按照迎接冬至太阳新生的第一缕阳光,也是按照迁徙方向,东偏南朝向营建的城市。下图为三星堆古城平面示意图,可明显看出整个城市呈东偏南朝向建设。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绘制的三星堆古城布局图

什邡市与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成都城市布局倾斜的天文学密码

2024年高考,成都金沙遗址“九柱遗迹”作为考题纳入2024年广东地理高考。此题涉及的内容来源于《金沙遗址祭祀区九柱建筑基址方向初探》的相关研究成果。金沙遗址“九柱遗迹”揭示了成都城市布局倾斜的秘密。营盘山古蜀先民在创造了三星堆文明后,又进行了一次迁徙,进入了成都平原腹地,即后来的成都市区。如果他们继续向着东南方前进,将离开成都平原,进入成都平原东南侧的龙泉山脉,这就背离了他们寻找平原地带、适合居住地的初心,于是他们停下脚步,在成都平原腹地寻找新的居住地。为继续朝向冬至太阳新生的东南方,他们选择了正对东南方的西北方,也就是后来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区域,建立了新的居住地。他们在那里创建了同样灿烂的成都金沙文化遗址。

作为三星堆文化延续的成都金沙文化遗址的九柱遗迹,是金沙祭祀区唯一的一处建筑遗迹,是古蜀举行最高祭祀仪式的专门建筑。考古专家联合专业测绘人员,对该建筑的方向进行精确测量后显示,这座建筑呈东偏南方向倾斜,其朝向与3000年前,此地冬至日出的方向基本一致。也就是说,每年冬至那天的太阳,都会从这座建筑的正前方(东南方)升起。今天成都的整个城市朝向布局,仍然延续金沙遗址“九柱遗迹”的朝向布局。因为成都城东南方的龙泉山脉遮挡的原因,成都的古蜀先民,必须要等太阳从龙泉山顶升起,才能看到日出。今天用现代天文软件,模拟三千年前的成都冬至那天日出时刻,可以看到,三千年前太阳完全从龙泉山顶升起的时间,是早上8点12分14秒,角度为东偏南28.5°。这个角度,与今天成都城的蜀都大道、东大街等东西(卯酉)横向街道的倾斜角度偏差不超过0.1°。因此为了迎接冬至日的第一缕阳光,成都城市的整体布局为此东偏南28.5°。所以即使在今天蜀都大道、东大街等地,依然可在冬至节前后观赏到“悬日”奇观。因此可以说,成都这座城市的布局方向,来源于五六千年前营盘山古蜀先民崇尚冬至太阳新生的传统,以及古蜀先民的迁徙路线方向,这与三星堆古城、金沙文化遗址的朝向一脉相承。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正对东南方的龙泉山脉。

成都金沙遗址“九柱遗迹”复原图与现代成都蜀都大道悬日景观

成都城市方位呈东偏南28.5°,即向东南方倾斜布局。

3900多年前供奉太阳神阿蒙的埃及卡纳克神庙,冬至那天太阳从卡纳克神庙的主轴线上升起,连续穿过阿蒙神庙的两个石门,沿着主入口的通道,指向神庙的祭坛。

始建于公元前3000的英国巨石阵,其主轴线与冬至日出的阳光位于同一直线上。

如果说蜀道新歌是一部反映现代四川人民伟大创业史的音乐剧,那么古蜀先民根据自身掌握的天文学知识,追随冬至太阳新生的方向,从川西北高原翻越龙门山脉,途径什邡地区进入成都平原创造三星堆文明的迁徙史,就是这部音乐剧的序曲,就是蜀道新歌的源头。正是他们率先迁徙到成都平原辛勤劳作、艰苦耕耘,才为后来成都平原与关中平原等地的沟通交流,创造了坚实的物质与文化基础。没有古蜀先民的迁徙史,就没有后来的蜀道史。因此,应当将古蜀先民从川西北高原翻越龙门山脉,途径什邡地区进入成都平原,创造三星堆文明的迁徙史,作为蜀道之源纳入蜀道的整体研究。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 鸣(李冰文化研习社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