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书院

清代四川最高学府

一 非

作为一种教育、学术机构,始于唐代、存续千年之久的书院,到了清代进入鼎盛时期。清代的四川,书院教育极其发达,共拥有602座书院,在全国的省份中,仅次于广东的659座。清代共新创建书院3878座,其中四川就占383座。

书院教育,之所以在清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盛,跟官方的支持有着极大关系。成都锦江书院的兴建,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产物。锦江书院建于1704年,结束于1902年,近200年的历史里,一直是清代四川最高学府。

清代画家黄应谌的《陋室铭图轴》(局部),描绘了古代士子向往的“谈笑有鸿儒”的场景。

创 建

锦江书院的来源,一般的说法是:四川按察使刘德芳为培植人才,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在文翁石室遗址上,重建讲堂学舍,取名为锦江书院。

其实,锦江书院的性质是官学,是当时四川省的最高学府,而按察使刘德芳仅是执行者而已。按刘德芳在《锦江书院碑记》里的记载,他实际上是受当时的四川巡抚贝和诺之委托,主持创办了锦江书院,“巡抚都御史贝公莅蜀三载……公亟欲兴文教以植人才,而余适奉命观察兹土,因以俾之于余。”

锦江书院建于文翁石室遗址之上,而锦江书院监院(书院内职位仅次于山长的行政管理者)李承熙编著的《锦江书院纪略》,讲述锦江书院沿革时,即从汉代文翁石室讲起,而其“艺文”部分,则有大量与文翁石室相关的诗赋赞颂,似乎无不显示出与文翁石室的传承关系。而刘德芳在《锦江书院碑记》里记载了初创锦江书院的过程。

《锦江书院纪略》里的“重修锦江书院图”

在明末清初的战火中,四川的大多书院都化为废墟,甚而至于成都因为战后的残破,省会被临时迁移到保宁府(今阆中)十余年。随着社会活力的恢复,振兴文化教育提上议事日程。而当时的成都府学旁边,刚好有一块空地,锦江书院于是选址于此。“爰度郡黉右偏有隙地,败砾芜烟,岁久未治,乃蠲俸金,创置为门几楹,为堂、筵、斋、讲,为藏书之轩,为宾师之位,为东西号舍,为庖湢游息之所。”

当时,世人并不知道此处曾经是文翁石室遗址。五个月之后,书院落成,建有大厅、讲堂、书舍、奎阁以及各种生活用房等。刘德芳走访故老,才知道此处原来是石室故址。在文翁石室的旧址上兴建学校,自是佳话一桩,但若说成是为了传承文翁精神而建书院,则是以果为因了。

嘉庆《华阳县志》里的锦江书院

育 才

清政府对于书院的政策,实际经历了一个由犹疑、抑制到开放、支持的过程。

清初,随着社会的稳定,从中央的国子监到地方的府学、州学、县学,各级官学开始恢复,但书院的复兴仍处于禁抑之中。甚至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有“命各省改生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教授以广文教”之令下达。

书院在清代的真正兴盛,自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廷发布了创建省城书院的上谕始:“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上谕令下,全国各地共创建省城书院23所,成都的锦江书院就是其中之一。

清政府对于这些省城书院,还有帑金支持,而入院读书的士子,也能得到生活补贴,从而免除后顾之忧,正如上谕所称:“督抚驻扎之所,为省会之地,著该督抚商酌奉行,各赐帑金一千两。将来士子群聚读书,须预为筹划,资其膏火,以垂永久。其不足者,在于存公银内支用。”

锦江书院的历任山长(院长),俱为当世大儒,就其身份来说,绝大多数为进士出身,剩下的少数也为举人功名,其中著名者有张晋生、彭端淑、顾汝修、伍肇龄等。

彭端淑为丹棱人,与两个弟弟彭肇洙、彭遵泗皆中进士,俱有文名,时称“丹棱三彭”,他还与张问陶、李调元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彭端淑曾两次执掌锦江书院,前后长达十四年。

伍肇龄为大邑县人,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47年18岁中二甲二十三名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伍肇龄回到四川,主讲于九峰、鹤山、川南、锦江、尊经等各书院,前后长达30年。1875年,伍肇龄成为锦江书院山长。伍肇龄与李鸿章是同榜进士,又同入翰林院为编修,二人交情甚厚。锦江书院的楹柱上,曾挂着一副李鸿章亲笔书的门联:“天下翰林皆后进,蜀中佳士半门生。”用这副楹联来形容年高德劭的伍肇龄,可谓贴切。

锦江书院所招收学生,从全省秀才以上生员中选取,肄业之生分为正课、附课和外课三种。最初正课、附课各50人,到了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增加到60人。

补贴方面,正课给米一斗五升、银一两五钱,附课则减半。外课二十余人,属于候补性质,几无补贴。

作为清代四川全省的最高学府,锦江书院拥有全省最好的办学条件、最好的生源,也培育出了众多的人才,如所谓“锦江六杰”者。

“锦江六杰”是锦江书院六位杰出学子的合称,他们在乾嘉年间以学术成就和振兴蜀学的贡献闻名,其具体成员包括:李调元(罗江人)、何明礼(崇庆人)等。其中的李调元,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曾辑刊涵盖两汉以来巴蜀文人著作的大型丛书《函海》,还著有戏曲理论《雨村曲话》《雨村剧话》等。何明礼则纂有《浣花草堂志》,是研究杜甫及草堂的珍贵文献。

辛亥革命在四川的重要功臣尹昌衡,青少年时期也曾就读于锦江书院。在锦江书院的经历,为尹昌衡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这也是他中年后成为成都“五老七贤”这一名士群体中一员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书院教育向他灌输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给予了他在辛亥革命后并非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而是毅然西征的深层动力。正是这次西征,粉碎了英国殖民势力煽动分裂西藏的活动,坚定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成都羊子山遗址出土的东汉讲经图画像砖(不觉 摄)

学 风

书院要为社会培育出优质人才,良好的学风以及管理与规则,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教学、学生风纪、经费、职事人员的设置等,皆有较为完善的章程。

举人张晋生,于乾隆二年(1737年)担任锦江书院山长,他曾经手书《训士条约》,以教育锦江书院肄业学子,条例共计十三条,有“学重明伦”“学先正志”“学贵穷经”“学贵精专”“学贵谦下”等。每一条都有阐述,比如“学贵精专”条下称:“诸多士既入书院肄业,有志上进,自应息心静气,屏绝纷华,慎勿入市闲游,聚众多话。至于纵酒博弈,尤所深戒。”

四川总督蒋攸铦,也曾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发布《锦江书院条规》,对学子加以管束。比如正课、附课的院生若官课旷课三次,会受到除名的处罚;院课旷课三次,则降低待遇级别。

惩处甚至涉及从事管理的职事人员。院生告假出院、销假回院要由监院严格登记,并每月送至盐茶道(清代专设管理盐务与茶政的道员官职)核查,若有造假则追究监院的责任。

《锦江书院条规》对于院生的学业成绩也有奖惩:官课接连三次考列前十名,则外课升附课,附课升正课;而接连三次考列后十名,则正课降附课,附课降外课。也就是说,考试成绩跟膏火(补贴)直接挂钩,正课降附课,意味着补贴直接少一半;反之,附课升正课,则补贴翻倍。这样的奖惩方式虽然严格甚至有些残酷,却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学子的积极性。

蒋攸铦是清朝中期政坛上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尤以善于培养人才而著称。《清史稿》载:“攸铦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于任事,不唯阿。尤长于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著。”说他推荐贤才时,总怀着一种生怕来不及、生怕有所遗漏的急切心情,而推荐选拔的人,后来大多因为显著的事功和崇高的声誉操守而闻名于世。

蒋攸铦举荐的人才中,著名者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清史稿》称,陶澍出任川东道时,“总督蒋攸铦荐其治行为四川第一。”陶澍后来同样以提携人才著称,对于湘军的崛起、晚清政治格局有着直接影响。

林则徐在青年时期,则与身为两江总督的蒋攸铦保持书信交流,深受其政治理念的影响。蒋去世后,林则徐写有挽联:“合两朝宰辅封圻,第一流人终不忝;培四海贤才俊乂,在三师事有同悲。”

就在发布《锦江书院条规》的头一年正月,蒋攸铦甚至专门发了一个端正文风的告示,译成现代汉语则是:“现在的不良风气是,很多人为了追求新奇,越来越偏离正道。有的专门捡些生僻词,把浅显的道理包装得貌似高深……有的只管对联工整,不惜断章取义,根本不管原文意思……学习古人要消化吸收,研读经典要吸取精华。别像水獭摆鱼一样光会堆砌典故,别以为堆砌就算本事;也别一味追求辞藻精巧,弄得文章宏大却毫无规范。”

蒋攸铦专门为文以谈文风,其关注者可谓事无巨细,甚至显得有些“啰唆”,但他以封疆大吏的身份,教导学子正本清源,不可谓不苦口婆心。

东汉讲经画像砖,反映了崇文重教的风气(不觉 摄)

庙学合一

历史上书院的功用,除了教学和学术研究之外,还有藏书与供祀。

《锦江书院纪略》上列有完整的旧藏书目,成套的书籍有《御纂春秋直解》《毛诗明辨录》《御纂周易折中》《昭明文选》等,法帖则有《淳化阁法帖》《玄秘塔碑》等。据载,历年收藏书籍、法帖共计2830册。此外,书院还藏有《日知录》等各种书版近万块,此为锦江书院自刻之书,体现了它在学术研究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锦江书院经历了一次重建。这次重建由前一年刚刚上任四川总督的蒋攸铦首倡。此次重建,蒋攸铦捐出白银上千两,学使俞恒泽以及其他官员也捐出俸银,共筹得白银8000余两。

按《重修锦江书院碑记》,工程历时两月,“建成三门、二堂、一阁、一祠。堂左右设学舍五十间。其他内室、外墙、厨房、马厩、水井、污池皆修缮完备。”

在《锦江书院纪略》上,有一幅嘉庆二十三年改建后的锦江书院图,由该书作者、书院监院李承熙所绘。将此图与嘉庆《华阳县志》里的锦江书院旧图相比,可以看出,右侧一排建筑,按图上所标注的指示文字,从前到后是“宫墙”“棂星门”“戟门”——其实,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文庙建筑群中的礼制建筑。

成都府文庙泮池与棂星门〔(法)谢阁兰 摄于1914年〕

没错,此处正是成都府文庙,是明清时期成都城内三座文庙之一。而文庙紧靠锦江书院,其实正反映了中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教育规制——庙学合一。“庙学合一”的核心特征是将孔庙(文庙)的祭祀空间与官办学校合二为一,形成“前庙后学”或“左庙右学”的建筑布局,实现功能融合。

“庙学合一”的传统源远流长。西汉时文翁在创建石室精舍时,就在其旁建有礼殿,绘孔子及其弟子像。汉献帝时,郡守高眹在石室东侧建立周公礼殿,祭祀周公、孔子等儒林人物,成为中国“庙学合一”的最早标志。到了唐代,取消周公之祭,礼殿改为专祭孔子的文庙(孔庙)——这也是成都文庙的起源。

成都府文庙大成殿〔(法)谢阁兰 摄于1914年〕

锦江书院所在之地,不管是“庙”,还是“学”,实际都是屡废屡兴。文庙之侧,自宋至清,一直是各朝成都府学所在。

府学,是地方所办官学。其实,自锦江书院建成之后,它与成都府学就是一体两面。按胡昭曦在《四川书院史》里的说法,“成都锦江书院与成都府学互为表里,实际是一个大院里开两道门挂两道招牌而已。”在“锦江书院旧图”上,两座大门上就分别写着“书院”和“府学”。

锦江书院建立的初衷,虽然有别于以应试科举为主的书院,有“先经义而后时文,先行谊而后进取”的说法,但是,它身处科举时代,最终也难以脱离其窠臼。

西学东渐,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大背景下,锦江书院终于在1902年宣告结束办学,院内师生则转入新式学堂——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座在近200年时间里的清代四川最高学府,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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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10月4日第4版

作者:一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