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电报”的精神分析

蒋 蓝

范百常发明“水电报”

被群山与江河密集合围的巴蜀,尽管早有川江以及五尺道、蜀身毒道、秦陇蜀道等与外界沟通,毕竟受制于交通的艰难与信息的迟滞,邮传更不方便,所谓“飞鸽传书”之类的传播方式,应属今人的想当然。但巴蜀人朝向天空的出域想象,却从来不缺乏设计,比如,像嫦娥一般冉冉飞升的孔明灯。诗人陆游在《灯笼》中称:“灯笼一样薄腊纸,莹如云母含清光。”南宋范成大在吴中(今苏州市)看到施放孔明灯的情景,在《上元纪吴中节物俳谐体三十二韵》诗中这样写道:“掷烛腾空稳,推球滚地轻。”在唐宋时期,除祭祀、祈福之外,孔明灯也被运用到军事领域,一直到晚清,孔明灯在幽冥的大地上举起了“微暗之火”。明代的戚继光就曾用孔明灯来指挥抗倭战役,《纪效新书》记载:“夜营应备中军大将旗鼓,上各黄油纸、铁丝灯一盏,俱粗四寸、长一尺五寸;五方旗十面,十盏……”除黄色灯外,还有白、蓝、黑、红等颜色,可演绎出不同的军事信号,敌方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为“莫测之巧”也。

仰观天文而俯察地理,蜀人的智慧也如水银泻地。“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巴蜀自古江河横流,水道便是信息的最佳发送渠道。长期居住在蜀州青城县(今成都崇州市)的诗人唐求,在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至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在世,晚年自知沉疴难起,就把盛装诗稿的大葫芦投入锦江。“诗瓢”漂入新渠,有识者见之曰:“此乃唐山人诗瓢也!”乘小舟将其捞起,可惜诗稿多已浸润损坏,仅得数十篇,为其所写诗稿的十之二三,后人因此称唐求为“一瓢诗人”,这是历史上实现了“诗歌漂流”的第一人。唐天宝年间(742—756)的某个秋天,诗人顾况和3位诗友乘船闲游苑中(上阳宫南面的洛水),他从上阳宫流向下水池的水道里捞起一片红叶,上有一首诗:“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天宝宫人《题洛苑梧叶上》)寥寥数语,一位匿身于森然高墙内女子的思凡之情跃然叶上。据说后来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后,通过这片红叶,顾况找到了诗作者,两人结为夫妻。水道成就了一曲美妙的“下池轶事”,与唐求的“诗瓢”一起,构成了诗歌史上的“曲水流诗”。

在这样的启示之下,蜀地河流,开启了历史心智。在巴蜀历史上,曾出现过十万火急的“水电报”,可谓中外传播史上一大创举。

四川地区大概有五到六次使用“水电报”的记载。

南宋末年,元兵侵入四川,宋将张钰率领军民坚守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钓鱼城。元军攻占顺庆府(今南充)后,在大量木片上书写“劝降书”,让其顺江漂流,下达合州,希望以此动摇守城军民斗志。张钰看到劝降书信后,立即动员军民加紧备战,继续抵抗。有人指出,这大概是最早的“水电报”。

其实,“水电报”是蜀人的首创,而非元军的发明。

历史上首创“水电报”的人,是北宋奇人、茂州知州范百常。范百常,华阳(今四川成都)人,系北宋名臣、文学家、翰林学士范镇(1007—1088)之侄,由范镇一手抚养成人。

奇人,奇在哪里?《宋史·范镇传》记述了范百常的体征:“范镇,字景仁,成都华阳人,……兄镃,卒于陇城,无子。闻其有遗腹子在外,镇时未仕,徒步求之两蜀间,二年乃得之,曰:‘吾兄异于人,体有四乳,是儿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范百常后为北宋大臣,曾任茂州知州,在北宋熙宁八年(1075)主持修筑了茂州城(在四川阿坝州,现为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击退邻州异族的进攻。

茂州位于今茂县凤仪镇,辖汶山(茂汶)、汶川(今汶川县威州镇),威州原属理县,辖保宁(今理县东北薛城)、通化(今理县东北通化)。二州都在岷江上游,自古就是古羌人居住地。在唐代,这一带地处唐朝与吐蕃交往的要冲,羌人部落成为双方争夺的对象。宋沿唐代羁縻州制,茂州领羁縻十个,威州领保、霸二州。

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32,记录了历史上最早的“水电报”的原委:“茂州,……无城,惟植鹿角,蛮以昏夜入州,掠人、畜货卖,遣州将往赎之,习以为常。宋神宗熙宁八年,范百常知茂州,民请筑城。既而蛮酋诉称城侵其地,乞罢筑。百常不许。九年三月,始兴工,静蛮数百奄至,百常率州兵击斩数人,蛮乃退。百常迁民入牙城。明日,蛮数千人四面焚鹿角及庐舍。引梯冲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悉众乘城拒守,二酋长为木儡所杀,蛮兵乃却。茂州南有鸡宗关,通永康军,北有陇东道,通绵州,皆为蛮所据。百常募人间道走成都,又书木牌数百,投江中告急。蜀、绵兵救之,蛮始解围。”

由此可见,“水电报”成功抵达了成都。所以说,历史上首创“水电报”的人,无疑是茂州知州范百常。而滋养成都平原的岷江,“连山西南断,俯见千里豁”,无形之间也成为了传递十万火急“鸡毛信”的大通道。

“水电报”的最早文献记载

作家白帆指出:“听老人说,‘水上电报’本不是成都人发明的,它最早出现在太平天国的历史中。1863年7月,驻守在南京的太平军被清兵围困,就用木板入水传书的形式向下游驻守在苏州的英王陈玉成求救。后来这种水上传书的方式又被‘船帮’、‘青帮’、‘红帮’所用。”。

范百常的“水电报”并非仅此个案。它在历史的长河里从未绝迹,继续显示着历久弥新的传播力量。

“水电报”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北宋,尽管元人脱脱等编撰的《宋史》对此事失载,但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当中却有明确记载。《方舆胜览》卷55“成都府路·茂州”条,引用《茂州志》的一段记录:“北宋熙宁九年静州杨文绪导番董阿丹作乱,声援俱绝,至书木牌投于江以告急,朝廷遣内侍王中正将兵旁出鸡宗山击之,杨文绪等伏诛。”

静州为宋代茂州所属的一个羁縻州,在今茂县县城附近。现在茂县县城东面有一村,一直沿用了静州这个名字,叫静州村。岷江在茂县太平乡牛尾村流入茂县境内,在南新镇牟托村水磨沟流入汶川县。而鸡宗关则雄踞州南的鸡宗山上。这就是关于“水电报”的最早文献记载。

明初,朱元璋大力推进统一全国的战争,派大将汤和与傅友德率大军由荆襄和秦陇同时进兵,攻打占据四川的明升,明升是在重庆建立大夏政权的土皇帝明玉珍之子。

明代初年,巴蜀地区已使用“水电报”作为明确的军事联络手段。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派征虏前将军傅友德等“率河南、陕西步骑由秦陇趋成都”,征西将军汤和等“率京卫、荆、湘舟师由瞿塘趋重庆。”同年5月,傅友德攻占绵州(今绵阳市),进抵汉州(今广汉市)的沱江岸边。造船上百艘以渡,“船成,将进兵,欲以军事达汤和,而山川悬隔,适江水涨,乃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州月日,投汉江顺流下。”驻军川东奉节大溪口的汤和,不知北路军情,“迟疑未决,及得木牌于江,乃自盐山伐木开道,由纸坊溪以趋夔州。”这两支明军联络上了,协同作战,很快占领四川。这在明代黄标《平夏录》里有明确记载。

傅友德用油漆在几十块木牌上注明攻入四川的具体日期,投之川江,漂流而下。下游的汤和竟然接到了“水电报”发来的消息,立即挥师急进,攻破夔州(今奉节县),进逼重庆。在两军夹击之下,明升被迫投降。由此可见,两岸人口较为稠密的嘉陵江下游,“水电报”依然顺水而走,抵达了等待者的手里。

作为紧急事件传播的“水电报”漂泊速率极高,明显超过了当时人力的速度。

智借激流传警报

最著名的“水电报”事件,发生在成都。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人民集资修路的800万两白银被政府搜掠一空,为反对把铁路权利出卖给帝国主义,四川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镇压请愿民众,逮捕了保路同志会负责人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邓孝可、叶秉诚、王铭新、江三乘和彭兰棻,拘押于督署。又再拘捕蒙裁成、胡嵘、阎一士3人;封闭铁路公司、查封报馆。民众前往督署请愿,赵尔丰下令枪杀请愿民众32人,伤者无数,造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当时成都有一首竹枝词说:“手抱神牌有罪无,任他持械妄相诛,署中喊杀连开枪,我说官才是匪徒。”展示了死难者的惨状与愤怒。

当晚,由同盟会员龙鸣剑、四川蚕桑学堂监督曹笃(字叔实),蚕桑学堂农事实验场场长朱国琛等在成都外南农事实验场(根据李劼人名著《大波》,可分析出清朝末期由劝业道周孝怀办的“农事实验场”,位于现在成都市武侯祠大街4号,四川省农业厅所在地),用大笔在数百块木板上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自救自保。”涂以桐油,包上油纸,投入锦江。当时正值秋水上涨,木板迅速漂向下游。各地得到消息后,纷纷聚集起来,拿起武器,向成都进军,掀起了武装反清的大风暴。

根据现有材料,“水电报”的具体实施者,应该是传奇人物曹笃(1874—1944)。曹笃,1874年出生在四川自流井的大黄桷,1902年毕业于泸州经纬学堂,这是川南第一所新式学堂,他在这里接触到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就想改变清朝的腐朽制度,尤为崇拜“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他和吴玉章等人经常在一起探讨自强之路,传播新思想。1906年,曹笃加入同盟会,是四川早期同盟会员之一。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后,任川南安抚使。1910年,曹笃任四川通省茶务学堂校长。1917年任广州海关监督,1920年任国民党四川支部筹备总主任,其后任川黔边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7年到1931年赴南洋游历,并先后出任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7年任四川国医馆馆长。

在成都期间,曹笃以茶务学堂校长身份,积极加入保路运动,其体格雄健,经常在乐山、邛崃、大邑等地穿梭来往。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封锁一切消息,关闭邮电、全城戒严,城楼上加派重兵把守,任何人不得出城,“城墙日夜防守,不准一人登城。”当晚,曹笃来到成都电报局去派发电报,但赵尔丰严令之下,邮电局早已关门。发“电报”未果的曹笃,念兹在兹,才去和龙鸣剑汇合。两人悄悄爬上东城墙,用绳子吊下城墙,匆匆赶到九眼桥附近的农事实验场与朱国琛商量应急之策。鉴于路途遥远,派人送信外出估计不可行,信使即便顺利出城,也不能及时通知到区域漫长的四川各州县。3人茫然无绪,拿起桌子上的一罐叙府酒,默默喝起来,以泄苦闷……午夜时分,曹笃出门上厕所时,借着微弱天光,偶然看到路边堆放有上百片长条式小木板(竹片),那是农事实验场用来书写标明每一畦地栽种的品种说明木片。1911年9月初,尚是锦江的丰水期,濯锦之水沉默而无声地流淌着,没能拍发出电报的曹笃,急忙返屋与龙鸣剑和朱国琛商量:既然电报发不成了,“水电报”是否可行?锦江汇入岷江后,在宜宾入金沙江,从长江可以直达重庆等地。几人精神为之大振,齐声说:整得好!三人立即把警报写在木板上,再投进锦江……

1873年,法国驻华人员威基杰(S.A.Viguer)参照《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之法,挑选了常用汉字6800多个,用4个阿拉伯数字代表1个汉字,编成了第一部汉字电码本——《电报新书》。可以认为,这就是汉语“电报”一词的肇始。

“水电报”或“水上电报”词语的相继出现,笔者认为,这是四川方言与“洋事务”相遇的一次语言本土化回转。

有关“水电报”的发送之地有两种说法:一说在南门外浆洗街的农事试验场,一说在东门外望江楼的九眼桥农事试验场。作为四川唯一的农业学堂——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在成都拥有两处农事试验场,分别位于成都东门外和南门外,当时曹笃负责的农桑科与朱国琛负责的农事试验场也都隶属于四川通省农业学堂。现在学者们认为,无论“水电报”发送地被指认是在南门外还是东门外,都应在四川通省农业学堂试验场。

但我以为,在南门外四川大学望江校区附近的农事试验场投放“水电报”,可能性更大。因为此地偏僻,后来成都一直流传着“合江亭水上电报救成都,成都杀赵轰动震惊全国”之说。

具体情形是,3人分头行动,连夜整理出200多块小木板,各自奋笔疾书,在木板上写下十万火急的21个字:“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农事实验场里储备有不少桐油。他们立即在字迹风干后的木板上涂抹桐油,以防字迹被水浸蚀而漫漶。直到黎明前,才完成200多块小木板的书写、上油,然后投入锦江……长27厘米、宽13厘米的小木板,负载着多么重的期盼!

锦江流经成都市郫都区、金牛区、锦江区、天府新区、眉山市彭山区,至眉山市彭山区江口镇汇入岷江……成都九眼桥至彭山江口镇的锦江水道长71公里;岷江水道彭山江口镇至乐山肖公嘴115公里,乐山至宜宾162公里。现在的测量数据是:岷江水流速度为0.5米每秒,小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2.5米每秒。近年测量发现,岷江龙口的最高水流速度是每秒3.5米。可以大体计算出,1小时漂流10公里,那么成都发出的“水电报”35小时就可望抵达宜宾。当时龙鸣剑就认为:“我们用木片来代替电报、信件,走水路,这样既快又安全。只需一天,保证沿河两岸百里的乡镇都能收到。”

这一负载着星星之火的希望,终于达到目的。犍为县有人从岷江中捡到大量的“水电报”,犍为民众群情立即被点燃,随即组成两百多人的保路同志军,各乡各镇也普遍组成有数十人、数百人,乃至上千人的同志军队伍,很快就组织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保路大军,推选胡潭(号重义,清溪人)为这支大军的统领。路过犍为县的有雷波、马边、屏山、宜宾、荣县等地的同志军,每日进城不下一二十起,每起有数十至数百人不等。全县人民对同志友军非常热情,在北门外关帝庙杀猪宰羊,摆出上百碗叙府酒,表现出人民患难与共、同仇敌忾的精神。

1911年8月19日“宜宾县保路同志会”在宜宾城区成立,到会者数千人,时为翠屏书院山长的举人赵增瑀被推举为会长。赵增瑀连夜起草了《宜宾县士民上赵督书》,书中痛斥英、法、德、美四国的狼子野心,痛陈“路亡、种亡、权失、国失”的利害关系,表达了宜宾民众“人心愤恸、迫于星火,裂皆载路、积泪盈江……餽人以路,我必仇之,有死无贰”的争路决心……宜宾人民起而响应,在该书上签名者达52820人。宜宾于农历七月十日全城罢课罢市。城中家家户户在门口搭一小台,台上供奉光绪皇帝牌位,两旁写一对联:“祭先皇三跪九叩,争铁路万众一心。”

1911年9月8日,“水电报”从成都发出第二天,宜宾城百姓在江边看见由岷江上游漂来不少“水电报”。宜宾城乡顿时哗然,各地保路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9月25日,吴玉章、王天杰等宣布荣县独立。

宜宾县起义堂勇白义生率领“宜宾县敢死队”从宜宾城出发,在成都附近中兴场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大骂不绝,被清军“碎尸数十段,掷于锦江之中。”

“水电报”漂到宜宾喜捷镇时,由船夫捞起,送往该地高等小学校,校长罗稻韭立刻组织学生上街宣传。相关报道指出:“为义愤所激的铁器作坊主翁禄廷,袍哥头领李俊山,汉军军官李德修3人出头组织喜捷保路同志军,加入者近千人,向宜宾城聚集。横江镇水河乡的热血青年杨子云,听到‘水电报’消息,立刻将自己的家产抵借了400金,购买10余杆后膛枪,12尊抬枪,毅然告别了妻子和3岁幼女,率领38位敢死之士,连夜向宜宾城进发。他们走到柏树溪,碰到县令孙仰芳派人前来‘迎接’,杨子云等毫不怀疑,哪里知道孙仰芳早已部署部队埋伏于离城二十里三官楼附近的甘蔗地中。杨子云等被包围后,誓死不降,他身受三处重伤,血流不止,仍顽强战斗……39位义士全部壮烈牺牲。”

“水电报”继续沿江发布消息。甚至湖北武汉也有人从长江里捞起“水电报”,可见消息传播之广。有人捞起“水电报”又如法炮制,做成小木块,在上面写上同样的消息,涂上桐油,再放进水里。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几天时间,各地同志军纷纷起义,攻城略地,保路运动的烽火熊熊燃烧。

据《荣县志》载,“木牌乘秋潮水涨,随江水漂流而下。人们称这种木牌为‘水电报’,实则是‘木牌檄文’。”一位川籍作家用高度纪实的笔触,描写当时人们沿江奔走打捞“水电报”的情景:“蓑笠钓者,赤足挽袖,捞上水中漂木。”

1911年11月26日,龙鸣剑在叙府徐场杨湾赵家大院病逝,年仅34岁。入葬那天,荣县、叙府两地上万人前往悼念。吴玉章有七律《纪念龙鸣剑烈士》:

锦江饯别发高音,举座沉吟感慨深。

智借激流传警报,愤归故里起民军。

出门拔剑誓除赵,病榻遗言速灭清。

毕竟英雄人敬仰,万千父老哭忠魂。

“智借激流传警报,愤归故里起民军”一联,恰是对“水电报”的高度写照。后来吴玉章到荣县五宝瞻仰龙鸣剑烈士墓,他指出:“龙鸣剑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奋斗一生。……像龙鸣剑这样的人,才是辛亥革命真正的英雄。”

“水电报”昭示的传播学

“水电报”投放锦江几天后,清政府下令严禁传播“水电报”,殊不知这个禁令,不仅激起了民众更大的愤恨,还加速了“水电报”传播的广度与深度。1910年10月,成都保路风潮大起,全省各界发动。湖北黄冈籍的先行者刘子通以学生请愿会议的名义,通电全国:“一律罢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足以彰显“木牌檄文”一词的本质。因为各地民众还将“水电报”的信息制成传单散发、张贴,鼓励群众武装起义,实现了四川历史上有史以来多种传播载体的最大一次汇聚。

“水电报”在昭示了劝降书、围城危情、杀戮真相之外,它还具有解释政策、晓以利害、揭示真相、昭示真理的传播功能。

1933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大巴山,帮助老百姓抢收庄稼、修房、挑水,迅速与老百姓打成一片。那些受到欺骗而逃入深山的群众,陆续回到家中。但还有部分百姓不知道底细,一直流落在外。

一天,政治部的红小鬼王二娃来到河边洗衣裳。三月桃花开,巴山风光秀丽,一片片落花随波漂流。王二娃眼睛一亮,想出一个主意。他放下衣服,快步跑回政治部,找到郭主任:“我们给山里的老乡发个电报。”

郭主任笑了:“老乡们怎么收得到!”

“收得到!”王二娃说,“我们发个‘水电报’!”

王二娃拉郭主任来到河边,指着水面漂游的桃花瓣,说出自己的想法。战士们立即行动起来,砍来巴山翠竹剖成竹片,写上“红军是干人的队伍!”“红军打土豪分田地”“赤化全川”等标语,再把竹片放进桐油里浸泡一夜,墨迹就不怕被水洗掉。

翌日天亮,战士们捧着竹片,来到河边。红军在巴河、通江河、州河上游投下许多写有标语的竹片。第二天,第三天……一传十,十传百,远离家乡的群众陆续回来了。他们说:“你们这个‘水电报’真好,沿河两岸都打通了,弄得那些烟灰兵整天都泡在水里,捞呀捞呀,哈哈!那都捞得完么!”

1935年的一天,在雅安芦山县城北街,南下红军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又称抗日救国大同盟),正是这个组织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写在木片上,从芦山县送出,木片沿滔滔青衣江水,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们可谓是善用“水电报”于民间传播的一批新人。

有人说,“水电报”是一个西方漂流瓶的改良版。大错!殊不知,“水电报”分明是顺历史而导之的现实版。

“急智”与“集智”,无疑成为促成“水电报”水到渠成的川人智慧。北宋时期的治蜀能手张詠,就曾对手下李畋总结过治蜀之道:“大小之事,皆须用智。智犹水也,不流则腐,若凡百不用智,临大事之际,宁有智来?”

在中世纪,漂流瓶是西方人面对茫茫大海而被迫选择的交流手段之一。密封在漂流瓶中的纸条往往包含着重要的信息或托付生命的祝福。发现一个来自未知领域的漂流瓶,对于水手而言无疑充满了狂喜、神秘、偶然,那更多地昭示了一种冥念里的“选定”。

“水电报”则是渴望被捡拾者们急于阅读、急于传播、急于起事的传播利器。

“水电报”的成功发送是保路运动成功的“转辙器”,是四川本土革命运动向全国方向发展至关重要的一环。

在笔者看来,“水电报”是传播载体,更是一桩特大新闻事件的特殊“号外”。“号外”指报社在遇有重大突发事件,欲向大众作迅速报道,所临时印发的新闻纸。因不在每日新闻纸的出版编号之内,故称“号外”。1884年8月5日,中法战争爆发。有传言说法国舰队正在福州外港集结,准备向中国南洋海军开火……8月6日下午6时半,《申报》接到特派记者从福州发来的快电,内容为“驻榕法舰尚无动静”。由于当天报已售完,只好于当晚7时将此电文用传单形式发出,列在报纸的正常编号之外,“号外”因此得名。没有想到,在距离中国第一个“号外”面世27年之后,成都发出的“水电报”产生了惊人的蝴蝶效应。而这一天,距离范百常在北宋熙宁八年(1075)投向成都城的“水电报”,过去了836年。

新闻的直接载体不是纸张而是涂上桐油的木板,确保了新闻信息在岷江的急速传递过程中不失真、不缺损、不衰减,完整准确地把重大新闻以最快速度传播给读者。

成都锦江之水,濯锦千载,还可以制造优质脂粉,所以又有“粉江”之美誉。因为“水电报”,这条江流成为了传播学的主流,只能归于四川人的聪慧。

成都老报人、作家徐建成指出:“‘水电报’这个特殊的‘号外’发行量虽只数百份,但却以特殊的标题新闻的写法,以无成本费用的江水渠道进行传播,其传播效果创造了历史奇迹。‘水电报’由几位同盟会员临时组合而成,它是一个具有采写、编辑、制版及出版发行一条龙功能的临时报社、临时编辑部、临时印刷厂和临时发行公司。如果我们设想让‘水电报’和它的制作者再‘现代’一点、‘规范’一点,那么它就是一家新闻媒介,就是一家报社,保路运动中的领导者其实就是报社的社长、总编辑、总经理及总发行人,而美丽的锦江则是报社的发行部门,这一条自然的活水把它沿途的若干发行点和发行人员连接在了一起。”

七月流火时节,我与耕耕站在望江楼下,白云苍狗,鹭鸟于锦江右岸低徊。雁阵声声,江流滔滔,木叶袅袅。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的不仅仅是时光。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蒋 蓝(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馆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