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1911年12月11日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杭州。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与数学博士学位。1957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4年选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研究员。中国力学学会、中国自动化学会、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名誉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曾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在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等多领域取得出色研究成果,在中国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1991年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1994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成就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回顾与展望

——钱学森

1921年到1923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上高小,校中教师就有邓颖超同志,但她不教我所在的班。我的班主任教师是于士俭,新中国成立后荣获北京市模范教师称号。

我从1923年到1929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念书。那个时代,在北京办学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当时的校长林励儒先生能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办成质量上乘的第一流学校,实在难能可贵。他实施了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方法,启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觉性。当时我们临考都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能考80多分就是好成绩,只求真正掌握和理解所学的知识。国文老师董鲁安(即于力)、化学老师王鹤请、数学老师傅仲孙、生物老师俞读(即俞君适)、美术老师高希舜等讲课都各有特色,给我中学时代的数、理、文等课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实际上,高中毕业时我们已经达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中学毕业后,我抱着振兴祖国的决心,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交通大学的求知空气并不很浓,但却十分重视考分,学期终了,平均成绩计算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数字。我对此很不习惯,但也不甘落后,每门功课必考90分以上,获得了免交学费的奖励。

1934年暑假我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公费留学,1935年8月从上海乘船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到美国后我才发现,当时的上海交通大学完全是按照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办的,连实验课程的设置都完全一样。有了交通大学的基础,我在麻省的学习一点都不费力气,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1936年10月,转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应用力学。我感到幸运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办学思想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注重培养学生具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我不但按学校要求选修了数学课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还旁听了相对论和统计力学等物理理论课。在应用力学大师和航空技术权威冯·卡门教授的指导下,我在学术上有了较快的成长和发展。我特别欣赏冯·卡门亲自主持的每周一次的学术研讨会(Seminar):每次先由一位作40分钟主题发言,然后开展一个多小时的学术讨论,最后由冯·卡门用15分钟作小结。发言者大都观点明确,思维敏捷,语言精炼;不管是权威、教授或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做到学术民主。这些学术活动教我怎么探索未知,也给我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

使我感到愤慨的是,当我学有成就,又获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并决心回国报效祖国的时候,反动的麦卡锡主义横行美国,掀起了一股迫害共产党人,迫害进步人士的歇斯底里狂潮。他们无端地指责我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携带机密资料”等,不准我回国,对我进行监禁和监视,使我滞留美国长达5年之久。直到1955年10月,在党和人民的帮助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才回到祖国。

回国后我有幸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在聂荣臻同志的具体组织指挥下,创建我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我要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一段时光。对于这一段工作,我的认识是,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个人应做的一些事情。况且,这是一项千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坚强组织和领导,没有全国各方面的大力协同,没有千万人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体会到大规模的组织领导工作必须用现代新技术——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这也是我后来从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研究的发端。我也由此逐渐从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转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也深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

回顾过去固然重要,但我却更乐意展望未来,想想科学技术在今后会有哪些重大发展,作为第一生产力,这些发展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乃至对人类社会可能产生什么样的重大影响。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嘛。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并正在经历的,是由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所引发的信息革命。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普及,通信网络的建设,已使信息革命渗透到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也改造着人自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会消失。所以信息革命是又一次产业革命,即我所说的第五次产业革命。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以太阳光为能源,利用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及菌物)、水和大气,建立农、林、草、海、沙五种综合种植,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将是人类历史上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将不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大城市,而是发生在农村,使农村变为小城镇,城乡差别消灭了,工业与农业的差别消灭了。

由于人体科学的建立,把人体作为一个对环境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利用系统学的理论,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中西医结合、体育医学、民间偏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电子治疗仪器等几千年人民治病、防病、健身、强体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统统集成起来,总结出一套科学的、全面的医学——治病的第一医学;防病的第二医学;补残的第三医学和提高人体功能的第四医学。这样,就可以科学而又系统地从事人民体质建设,大大提高人民的体质功能。人被改造了,人将发生质的飞跃,从而带来又一次产业革命——第七次产业革命。

所以,第五次产业革命,加上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在21世纪将要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届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要叩响共产主义的大门了,这将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新的社会革命。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现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革命的话,那么这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二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发展生产力的社会革命,那么我们刚才预料的新的社会革命将是第三次社会革命,其实质是创造生产力的社会革命。我们要看到这样的前景,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迎接新的社会革命的到来。

第一部分

教育的力量——

从北京到麻省的求学之路

钱学森院士用大量笔墨回忆他的教育经历。

从1921年到1929年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时光,他深情地怀念了校长林励儒以及董鲁安、王鹤请、傅仲孙等诸位恩师。在他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是一套“以提高学生智力为目标”的教学哲学:

(1)重质量,轻分数:不开夜车,不死读书,追求真正的理解而非应试技巧

(2)启发式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而非强硬灌输

(3)全面培养:数、理、文并重,让学生达到相当于现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水平

这样的教育理念在今天依然闪闪发光。钱学森在后来的人生中,正是因为这份深厚而广博的基础,使他在上海交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的学习中游刃有余。

他特别提到,交通大学完全按照麻省理工的模式办学,这说明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视野。而在加州理工学院,他有幸师从应用力学大师冯·卡门教授。在这里,他体验到了最高层次的学术民主——

“不管是权威、教授或研究生,在研讨会上一律平等,做到学术民主。这些学术活动教我怎么探索未知,也给我提供了锻炼创造性思维的良好机会。”而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学术民主”。

钱学森在交通大学水力学考试试卷(1933年)

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1939年)

第二部分

苦难中的坚守——

麦卡锡主义的考验

《回顾与展望》中有一段令人心酸的回忆:

当钱学森学有所成,当他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当他坚定地决心回国报效祖国时,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横行一时。反动势力无端指责他是“共产党员”、“非法入境”、“携带机密资料”,将这位世界级的科学家监禁了5年之久。

从1950年到1955年,整整5年。但钱学森没有屈服,没有妥协。他说:“直到1955年10月,在党和人民的帮助之下,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才回到祖国。”

这句话看似平静,却蕴含着多少对祖国的思念,对党和人民的感恩。而正是这份坚定的信念和家国情怀,让他最终冲破了重重枷锁。

钱学森一家在归国的克莱弗兰总统号船上

第三部分

集体主义精神——

个人成就的真实源头

回国后,钱学森有幸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在聂荣臻元帅的具体指挥下,参与了中国的导弹和航天事业。这本可以是他个人的荣光,但他的表述却充满了谦逊和理智:“对于这一段工作,我的认识是,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个人应做的一些事情。况且,这是一项千万人的事业,没有党的坚强组织和领导,没有全国各方面的大力协同,没有千万人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因此,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而我只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1966年钱学森在基地协助聂荣臻

主持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

第四部分

系统思维的开悟

在组织领导大规模工程的实践中,钱学森领悟到了一个重要的认识:“大规模的组织领导工作必须用现代新技术——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

这一认识成为他后来人生转向的关键。他开始从自然科学技术工作转入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并逐渐确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根本思想武器。

钱学森不仅是技术专家,更是思想家。他在实践中不断升华自己的认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技术层面上升到哲学层面。这种思维方式,对于我们今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五部分

面向未来的宏大预言——

三次产业革命与三大社会革命

《回顾与展望》最精彩、最有预见性的部分,是钱学森关于未来发展的构想。他提出了一个宏大而深刻的论断:三次产业革命

第五次产业革命

——信息革命

计算机的普及、通信网络的建设,使信息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

甚至改造人自身。

钱学森预言,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将消失。这个论断在今天的AI时代显得尤为先知。

第六次产业革命

——农业生态产业革命

在21世纪,人类将以太阳能为能源,建立“农、林、草、海、沙”五种综合种植,实现“畜、禽、菌、药、渔”加上“工、贸”的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场革命的发生地不在大城市,而在农村——农村将变成小城镇,城乡差别消灭,工业与农业的差别消灭。

这是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的最早的科学预言。

第七次产业革命

——人体科学革命

通过系统学理论,把中医、西医、民族医学、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等各种医学资源统统集成,形成:第一医学(治病)、第二医学(防病)、第三医学(补残)、第四医学(提高人体功能)。这将提高人民的体质功能,人将发生质的飞跃,从而引发第七次产业革命。

三次社会革命的理论框架

钱学森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将中国社会革命分为三个阶段:

这是一个从解放到发展再到创造的递进过程,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最高智慧。

钱学森提出:“第五次产业革命,加上第六次产业革命和第七次产业革命,在21世纪将要消灭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三大差别,届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将要叩响共产主义的大门了。”

第六部分

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重读《回顾与展望》,在钱学森逝世16年之际,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什么?

1.教育是基础

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为了培养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

2.家国情怀是灵魂

5年的监禁与隔离,没有改变钱学森回国的决心。当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相一致时,人生就有了最高的意义。

3.集体主义是力量源泉

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如千万人的集体力量。伟大的事业,必然是集体的事业。

4.系统思维是时代需求

从导弹工程到社会科学哲学,钱学森的思想轨迹体现了系统论的威力。面对今天的复杂问题,我们更需要系统思维。

钱学森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今天所做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在为国家、为人民服务。”16年前,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杰出的爱国者离开了我们。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对未来的预言,依然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我们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嘛”。这是钱学森在《回顾与展望》中最响亮的声音。今天,当我们纪念这位伟大科学家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他的遗志,弘扬他的精神。

参考文献:

1.涂元季,《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2.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编,《科学的道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来源:四川两弹一星干部学院

撰稿:肖祎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