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与绵竹酒

一段文学与时代的交织记忆

沙汀(1904—1992),四川省安县(今绵阳市安州区)人,本名杨朝熙,中国现代作家,“蜀中五老”之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白色恐怖赴沪,与艾芜共同探讨创作并参与左联。1932年出版首部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抗战期间曾赴延安,并随贺龙赴前线,创作《随军散记》。1940年代是其创作高峰,代表作有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及长篇“三记”(《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学界领导工作。

巴金(右二)、张秀熟(左二)、沙丁(左一)、马识途(右一)在成都李劼人故居合影(图源:《巴蜀华章 四川省精神文明建设巡礼》,1996年9月出版)

《困兽记》的收尾:笔墨间的急切与期盼

从安县雎水镇刘家沟返回后,时局虽渐趋平静,春节的烟火气也悄然弥漫,沙汀却似与周遭热闹隔绝。他极少参与社会活动,将全部身心沉潜于《困兽记》的收尾工作中。对这部作品,他怀揣着强烈的期盼,迫切希望它能早日成书,仿佛唯有如此,心中积压的思绪才能得以安放。

为寻得一处清净,沙汀前往苦竹庵潜心创作。或许是心境的顺遂,或许是灵感的迸发,最后几章的写作与修改进展颇为顺利。只是这份“顺利”中,也透着一丝仓促——因急于让作品面世,部分章节的打磨略显粗糙,留下了些许遗憾。作品刚一脱稿,沙汀便迫不及待地分批寄给编辑家叶以群处理。他心里清楚,以群定会如对待《淘金记》那般,将《困兽记》在期刊上分期刊发,以此换取稿费。而彼时的沙汀,正因家累繁重、无过多积蓄,家人收入又有限,亟需这笔稿费补贴家用,这份“心照不宣”里,便多了几分现实的沉重。

赴渝旅途:绵竹酒与旧识的相遇

赴重庆的念头,源于朋友何其芳的多次催促。可沙汀迟迟未能动身,家累重、无积蓄的现实像一块巨石,让他不得不先筹谋路费与家计安排。直到《困兽记》寄出后,对方预支了部分稿费,沙汀才终于松了口气。他用这笔钱购置了米、油盐等生活必需物资,为家人妥帖安排好生活,自己只带了少量路费,便踏上了赴渝之路。

行至绵竹,沙汀住进了城区奎鸿旅馆。旅馆老板古华庭是当地哥老会的头目,两人早年有旧交。沙汀一到旅馆,便登门拜访,古华庭又陪同他看望了袍哥头目刘沛三,尽了地主之谊。夜色渐深,奔波一日的沙汀浅酌二两地道的绵竹大曲,酒液醇厚绵长,驱散了旅途的疲惫。次日,他经孝泉、扬嘉前往成都,而后转乘长途汽车奔赴重庆。

成都停留:谨慎之下的秘密任务

在成都,沙汀的行事格外谨慎。他没有去文抗成都分会会址见李劼老(即李劼人),也未主动会见陈翔鹤,生怕碰到文艺界的熟人,以免暴露其传递秘密名单的真实目的。最终,他选择借住在造型艺术家刘开渠家中,此处住宅宽敞,主人作风质朴可靠,便于隐蔽。

沙汀此次在成都停留的核心目的,是完成省委交办的秘密任务:将张友渔同志托付的一批名单妥善交给漆鲁鱼同志。找到漆鲁鱼后,沙汀协助对方逐一清查信纸数目,并不断催促其用特制药水对名单进行保密处理。直到对方仔细验收完毕,沙汀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

与王干青的会面:绵竹头曲里的时代追忆

在成都,沙汀还与长期居住于此的王干青相见。落座后,王干青便热情地安排长公子王泽丰去“瓮头春”打一壶绵竹“头曲”,执意留沙汀吃午饭,足见重视。

王干青

席间,酒香氤氲中,严肃的对话与醇厚的酒意渐渐交融。沙汀向王干青郑重传达了吴玉章同志的指示,王干青听罢,神情严肃,明确表示定会全力以赴。两人的话题随后转向张表方先生,言语间充满了对先生反对独裁、坚持民主的敬佩,以及对特务暴行的愤慨。王干青还提及张表方每日早餐仅一碗米汤、一根油条的简朴日常,这份清廉与坚守,让两人都心生敬意。

此刻,这绵竹头曲早已不只是餐桌上的饮品,更成了这段特殊时光的“见证者”——它见证了两人对时局的探讨,见证了对先辈精神的追忆,其醇厚的特质与当时严肃、厚重的交流氛围完美融合,让这段会面在时光里愈发清晰、深刻。

来源:绵竹史志